小引

明代大儒陈白沙的弟子林缉熙，识见与气度非凡，他汇鉴时代风云，总结学人经验，告诫人们说：“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闲也。”（《明儒学案·卷六》）在风烟滚滚的学坛上，文章堆积如山，千嘴百舌，而人生有限，从何处进入学术大门要塞，才能得其“环中”？在每个时代中，在每个学人身上，此“入头处”都是决定成败，命关大局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近百年来之混乱不堪，其要害即在以“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为毕生事业，成为一种装饰打扮，却不识中国文化之真谛，尽在“读—说”之中耗费了自己的一生。不“入乎其内”，何能“出乎其外”？人们不求“入”，只求“出”，钱穆先生说，这是近百年中国学术的致命伤。胡适于20世纪初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冯友兰于三十年代初写《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人皆曰：似是一个外国人在写中国哲学史。更何谈以“民族自己的语言”来说话？胡、冯皆大师也，此等教训是深刻的：那就是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入头处”全错了。其后的人们，早已从“大师”的格局上跌落，成为秋蝉冬虫之音，那是潮流与气候四季轮转的反响。其“入头处”，即潮流也，即气候也。前车之鉴，不可不慎！本文既不愿充当“殖民文化”的马前卒，更不愿作“秋蝉冬虫”之残音。本文之“入头处”是：西方文化之物质实体论与中国文化的心性功能论之大别，此绝不可有丝毫的混淆，错其一步，即全盘大乱。进入“入头处”之后，尚有两个大关卡要通过，一是：心性功能论的本质特征，亦即其最优越处是虚灵性及其体用论，它与物质之实体性不沾不染；二是：这种心性功能是一个天道、地道、人道三相综合体，构成一个玄远的道的大系统，故中国文化是一个庞然复杂体系，那“天人合一”观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与主脉，“天时—地利—人和”（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如何汇合成一个德性仁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生命空间，此是理解的关键。西方物质实体论，是单相性的数学·逻辑推演，中国心性功能论，是“天—地—人”三相性之综合交汇。故西方文化呈现了其特有的科学性，中国文化则呈现了其特有的丰富多向蕴含性，又曰神秘性。故以西方之“科学性”研究中国文化，那是缘木求鱼；但如果把神秘性混淆为鬼神性，那是曲解。此外，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郑重地说：“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个方法（厘析中国学术生命原点之方法），如果弄不出来，则中国一切学术之得失利弊，就看不分明而终无法讲求……中国文明……苟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则此一派文明之命根之方法必然是有的……此非常之大业，国人不可不勉。”这是曾经深察过中西文化之别的“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告诫我们应当全力去厘析出中国文明的这个“命根之方法”（梁说“必定是有的”），其实就是林缉熙所言之“入头处”。入头应入在“命根”上（如针灸一般），才会畅通四面八方，才会使生命活跃起来。此“命根”是什么？那就是“仁义（道德）”之大道，抓住仁义之纲目及体用，中国文化之全部要义即会呈现出来。孔夫子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义〉—艺〈六艺/六经〉），早已泄露了全幅机要。仁义不是实体性存在，而是天人合一中的心性功能（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只讲一个“道”的多向道理）。故“天人合一—心性功能—仁与义”是贯通一气的三位一体的文化主脉。唯有抓住此一大气脉，才有可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才能见其心性“体用”论之空灵，即阴阳变化的大道理。这才是黑格尔所称的“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来把握的一门“科学”。学术之路总是艰难的，唯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之真功夫，才能完成此等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