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媒介场中文学研究应直面“文学事实”

很多学者在讨论文学终结时，提出了文化研究的转向。在当前的文艺学界，这应不是一家之言。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重心的变迁，酬唱应和一时形成风潮，甚至还有了《文化研究》等专门刊物。值得注意的是刊物的编者、作者、读者，过去、现在也许将来主要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主要方向。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是文艺理论研究直面现实之途。理由是：第一，打破学科分界促成学科联合。第二，形成一种相对于传统形式批评或审美批评的新的研究范式，不再把文本当作自主自足的客体，而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第三，面向当下审美泛化、文学泛化的社会生活，在开放状态下研究文学理论。[22]对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越界和扩容，学界多有争论。有的学者对审美泛化的研究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不是审美，只是对欲望的消费。[23]文化研究被认为，为了俯就人的感官欲望，助长了物欲化的倾向，消解了文艺的审美属性。[24]还有一种中间派的观点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矫枉”的作用，对于目前文艺理论研究分工过细、思想体系陈旧和脱离实践的弊端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也有“过正”之嫌，所谓的边界移动，使得文艺理论研究从属于文化研究，最终只能带来文艺理论的“终结”。对于当前的困境，有论者指出：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打破文学理论封闭的局面，重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二是要谋求理论自身的创新，以切合审美经验和批评的需要。[25]

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风动于上，波震于下”，社会生活变了，以社会生活为源泉的文学随之变化，当然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也不能不变。在当前社会生活“内爆”、学科边界模糊的现状中，文学研究不可能囿于自足的审美批评和单一的社会政治学批评，必须直面现实。但这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审美泛化，还是文学性泛化，都是建立在文学和美学繁荣的基础上，如果文学和美学衰微，何谈审美性和文学性，泛化之说更是空中楼阁，因此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文学事实。

法国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提出了“文学事实”这一重要概念，在他看来，作为抽象审美范畴和学术理论的文学，迥异于同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作为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现象的文学，后者才是文学社会学所关注的。他指出：“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26]其意旨有二：第一，文学是图书出版业的核心；第二，文学的“生产”，即“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阅读才是真正的“文学事实”。可是，“文化研究”者并不关心这一“文学事实”，他们热衷于谈论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地域”“全球化”等社会学话题和政治学话题，有时甚至基本不涉及文学。李欧梵认为这正应和了从文学史着手、宏观挂帅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实际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倒是重在文本细读，宏观性应是“五四”以后，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他得出一个悖论“越是‘后现代’，越需要精读文本，精读之后才能演出其他理论招数来”[27]。不约而同，希利斯·米勒为电信时代文学衰落开出的药方也是依托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他们的中心意旨都是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性。当然他们都不是要重新回到新批评。李欧梵以之作为其他理论演化的基石，米勒的文本范围扩大了，“这里阅读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也包括围绕并透入我们的所有符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