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媒介场的文学建构
文学存在方式标明的是文学是如何存在的，即文学以何种状态、结构、面貌整体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文学存在方式具体表现为静态存在方式和动态存在方式两个方面。文学的动态存在方式指的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由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接收等环节组成的整体文学活动。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文学存在方式的动态研究，是西方文学本质研究的视角之一。在接受美学之前，从德谟克利特到克罗齐，几乎都是围绕着“世界—作家—作品”的关系模式，谈论文学的本质的，尽管他们在“世界”“作家”“作品”这三个要素中侧重点各有不同。到接受美学读者的地位得到了重视，形成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新的关系模式，其中尤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影响最大。
下面笔者通过艾布拉姆斯所画的三角形图式着重分析艾布拉姆斯文学艺术四要素理论的内在机理。艾布拉姆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用，她画了一个三角形图式[29]：
在这个图形中艺术品被摆在了中间，作品勾连了其他三个要素，实际是艺术品存在的两种场域：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作品→世界。前者重创作，后者重接受。无论是创作还是接受都无法脱离世界的存在，都处于世界的包裹之中。世界不可能直接和作品发生关系，必须借助艺术家或欣赏者的中介作用。刘若愚把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模型改为了四要素的动态循环模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将之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嫁接在一起，明确提出文学是四要素组成的动态活动过程的看法。这些改造使得四要素之间的动态性更强，更具历史感。这其中打破静止的动力来自艺术家和欣赏者。
西方文论中，除了古希腊早期的模仿说，从亚里士多德以降，作者就不再是自然的镜子和神的传声筒，而具有了主体性地位。亚氏理论重要的贡献在于认识到了诗人的理性能力和创造力，“一种与真正的理性结合而运用的创造力特性”[30],“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更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31]。古罗马时期的朗吉弩斯进一步高扬了主体意识，提出了“崇高可以说就是灵魂伟大的反映”的思想。[32]跨过主体受到压抑的漫长的中世纪后，从文艺复兴直至19世纪末，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到浪漫主义时期甚至对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家的感性主体得到张扬，情感、想象、创造获得了空前的赞美。20世纪初直至今天，四要素中主体的地位虽然受到过以客观性、精确性、科学性见长的，擅长分析作品客观规律的科学主义的威胁，但依然与其共处、交错，得到了曲折的发展，尤其是发现了非理性在人的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欲望的内在动力，起决定性作用。文艺的本质则是压抑的性本能的升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强调创造性、非理性，他认为，人唯有凭借非理性的直觉，才可望沟通世界的本质：人是追随对象的内在生命，而达到物我统一的至境的，直觉认知中物我之间的交感同情带人步入对象内部，与对象独一无二故而也是无以言传的特质心心相印。[33]虽然他们都过于夸大非理性的作用，但通过挖掘无意识趋向，展示了主体心理的复杂性和深度，对20世纪的批评和创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从上述理论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动态存在中主体的作用和性质实际上与时代的社会状况紧密相关，文学活动中没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主体，它是历史地存在着的。马克思这样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34]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现实状况。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不同的存在形式。杜书瀛、张婷婷在《文学主体论的超越与局限》一文中讨论到“‘文学主体性’的局限”时指出，刘再复的“主体性”不是历史地生成的，而是先验地给定的，提出用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要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主体性”有什么新的历史和时代的内涵。[35]
当下，文学所处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化生存，新媒介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社会状况会对主体产生何种影响，从而表征于文学的存在？
笔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
第一，文学被放置于媒介场的关系网络中考察，受到场域中诸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场域中的诸种媒介，以及得媒介助力得以增殖、扩散、膨胀的意识形态、政治、市场等因素。
第二，研究媒介场域下的文学后果，媒介的偏向性，即不同媒介影响力的差异性和文学呈现的历史性。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是由于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独立持存性和受场域中诸多因素影响的适变性，因此，文学在媒介场域中的通变关系，被作为逻辑红线贯穿研究的始终。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36]，此句简单从字面理解，“通变”是并列结构，“通”是“因”,“变”是“革”，用现代理论理解，是继承与创新。但这种理解很容易导向两个极端，复古和新变，这两种观点在文论史上循环往复地争论。对于在媒介冲击下文学的当下和未来，作家和学者往往有所偏向，有的拘泥于“因”，保持文学的审美独特性和审美自律性；有的执着于“革”，坚持文学存在的条件和共生因素的变异。《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是与电子媒介对抗的一个典型的作家。尽管片商出资200万美元，他也不同意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他认为，小说给人们留有想象空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影视作品抹去人的想象空间，挫败人们积极的艺术思维。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则认为，当今时代，既然已经能把每一种书写的东西转变成影视作品，长篇小说应该具有这种品质，主张适应媒介的需要，改变艺术思维、思想感情和创作结构。[37]当前学者们关于文学终结的讨论也是偏重于一极。他们对于文学在新型媒介时代的存在都没有因革并重。
实际上，我们认真通读刘勰的《通变》篇会发现，尽管在《易传》中，“通”与“变”分开释义，但刘勰在使用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词出现，是解决当时文学之“穷”的方式方法，是一个整体。“通”是向过去回溯，而“变”则面向未来，二者如何融合为整体呢？刘勰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会通”“适变”以“情”“气”相融，创作主体以自己的情感体验与过去交流对话，同时以独特的个性气质求新变，也就是说通变融合于时代性的创作主体中。
“通变”的整体呈现方式类似于海德格尔的主体的时间性存在。这里所说的时间，不是日常的物理计时，不是文学叙事中的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也不是与绘画、雕塑等空间性相区分的时间性，而是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主体的时间性存在界海德格尔描述为“先行于自身而已经在世寓于世内存在者的存在”[38]。这里的时间性存在，可以理解为“瞻前顾后”,“先行”奠基在将来中，“已经”表示曾在，“寓于”依赖于当前。“当前”是海德格尔的“当前即是”，而不是“当前化”，此刻“曾在”和“将来”都在此在中照面和呈现。时间性是同时照面，不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依次出现，而是整体性呈现。文学是创作主体以符号呈现的主体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因此文学的存在也具有主体的时间性特征。可见，处于媒介场中的文学绝非孤立的存在物，而是既具有空间性，又具有时间性。时间性渗透于空间性，空间性是时间性的出场。也就是说在媒介场的文学事实的研究中，文学在场域的引力下发生的变异性的考察，要在通变的时间性中呈现。
第三，媒介和文学是研究中的逻辑结点。目前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有的偏向媒介的文学后果的描述，有的把文学当作媒介理论的注脚。笔者以为他们都没有找到媒介和文学的扭结点、逻辑缝合点。本文从媒介和文学实践两个端点双向推进，使其缝合点落脚于“主体”，媒介建构了主体，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取决于主体。文学动态存在中的主体包括文学创作主体、阅读主体和批评主体。
第四，文学动态存在中的主体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文学的主体不仅受媒介场以及媒介场所处的社会权力场影响，也要有一定的自律性，积极、能动、创造性地反作用于场域。赖大仁先生认为，文学主体的精神生态情形直接关乎具体文学活动本身的价值存在的大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归根到底取决于文学主体具有怎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39]文学主体除了要表现出现实的存在，还要创造人的未来性。康德对人类主体性发展的未来满怀信心。他说：“人类物种从长远看来，就在其中表现为他们怎样努力使自己终于上升到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大自然所布置在他们身上的全部萌芽都可以充分地发展出来，而他们的使命也就可以在大地之上得到实现。”[40]正如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所说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41]。就表现为人的主体性的创造性而言，文学主体在这一关乎人的未来发展的问题中起着其他活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依据上述基本思路，构建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试图通过媒介的变迁揭示某种媒介主导的场域中主体的不同特征。由此从历史主体进入对媒介场域建构现实主体的考察。在现代，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以某种或某些媒介为主导的多媒介生存。由于不同的媒介有属于自身的不同编码规则，同时形成对主体的不同尺度，因此多媒介场域，让主体具有了处于多种尺度中的可能性，主体可能会拥有很多“化身”，满足不同的需要。媒介场域建构了渴望实现人的多种可能性的欲望的主体。
第二部分动态地探求文学的存在方式，展示其现实性，追索其未来性。既揭示场域中文学主体的现实状态，又凸显其价值追求。这一部分笔者分别从创作主体、阅读主体和批评主体三个方面考察：
首先，在“通变”的参照系下，试图通过梳理文学史中创作主体所承担的角色，辨析文学所能够满足的主体欲求，阐明在媒介场域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文学发挥媒介优势的创生之途——超越虚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其次，借用“象征”和“互文”的概念，试图用整体观探讨在媒介场域中通过文学阅读满足主体的多种欲求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此论证文学阅读存在的必要性。
再次，当前的文学批评场域由美学趣味的批评、学理趣味的批评和媒介批评构成，对它们的位置以及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用生成的方法而不是分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不是关注区别，而是更多地关注相互依赖与联系，试图从整体上描述导致某种行为的多元的、复杂的影响，从而提出文学批评合法性标准，从理念层面上建构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场域。
[1].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2].王咏梅：《现代文艺学范式的媒介中心论转向》,《理论探索》2011年第3期，第21页。
[3].［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4].［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5].这些文章和专著包括：《“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第2版；《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第6版；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7].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8].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9].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10].米勒以他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经历，从少年至今的对文学的热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希望，从他的《论文学》《文学死了吗？》等论著，以及在中国2001年后的众多演讲，包括2001年的预言，都彰显了他对文学矢志不渝的热爱。只是我们不能无视文学的时代烙印，该终结的终结，不该终结的还要继续存在、发展。
[11].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12].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3].［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14].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ng of Man,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7,p.7.
[15].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ng of Man,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7,p.64.
[16].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ng of Man,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7,p.64.
[17].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The Media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Berkley,CA: Gingko,1997［1967］,p.111.
[1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9].［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20].［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序。
[21].陈嘉映编：《存在与时间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9页。
[22].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艺理论前沿》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23].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第12版。
[24].王元骧：《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25].苏宏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26].［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载于沛选编《罗·埃斯卡皮论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7].［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总序。
[28].转引自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29].［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0].［波兰］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32].［古罗马］朗吉弩斯：《论崇高》,《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33].朱立之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7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35].杜书瀛、张婷婷：《文学主体论的超越与局限》,《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3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37].殷同：《作家在消费文化中的定位》,《作品与争鸣》1995年第3期。
[38].陈嘉映编：《存在与时间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3页。
[39].关于赖大仁先生有关观点的引述和阐发参阅了其90年代以来发表的三篇文章：《关于文学主体论的思考》《当代文艺学体系论纲》和《当代文论中几个问题的反思》。其中，前两文可见其论文集《当代文艺学论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及第47—56页，后一文刊载于《创作评谭》（理论版）2004年2月号第38—42页。
[40].［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41].［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