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媒介场的空间生成

当今社会，媒介的渗透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无远弗届。一个现代人一天的生活，一般是起床以后听广播、看新闻，上班路上看报纸，办公室里不是埋首文件堆，就是游弋于网络空间，晚上读书、上网、看电视，甚至连远在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也摆脱不了媒介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理论中，人被定义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也就是说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决定性标志，正因为“善假于物”才使人类优越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在《辞海》中媒介被释为“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3]。可见，媒介是人类肢体和感官延伸的工具。

在媒介的演化中，根据物质技术的差异有各种划分法。如德弗勒的信号、语言、文字、印刷、大众传播的“五分法”；菲德勒提出的三次媒介形态变化，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数字语言。马克·波斯特根据信息方式的不同，把媒介区分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印刷的书写媒介”和“电子媒介”。后来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又对这一划分作了补充，把电子媒介细分为播放型媒介和互动型媒介，所谓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王一川又在印刷媒介中，以古登堡的印刷机为界限，分出了手工印刷媒介和机械印刷媒介。上述诸种对媒介的阶段划分虽稍有分歧，但从整体上来说，思路是一致的。虽然大都是历史演化的过程划分，但媒介的存在并非依次取代，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过程。综合以上划分我们把当今的媒介分为机械印刷媒介、播放型媒介和互动型媒介，其物质载体包括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唱片、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网络等。

“场”（field）是一个来自物理学的概念，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电磁力的空间。“场”理论由格式塔心理学引入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库尔特·勒温（1890―1947）的“场论”最为著名。勒温赋予场论以元理论的地位。在他看来，“场”可以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科学结构的方法。勒温的“场”即生活空间（life space），是“个人”和“环境”的融合，这一“环境”既有心理性也有非心理性。勒温用公式表示：B＝f（PE）＝f（LS）,B表示行为，P是行为主体，E代表环境，LS指生活空间，即在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个人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撇开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不论，就其研究范式而言，勒温的场论对媒介场的研究具有以下三点启示：（1）用生成的方法而不是分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不是关注区别，而是更多地关注相互依赖与联系，试图从整体上描述导致某种行为的多元的、复杂的影响。（2）在整体视域中，基于主体或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原有张力的变化的认知，把历史（时间）维度引入到场域研究之中，描述场域内的各种变动和冲突。（3）场理论兼容定性与定量研究，注重统计等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

勒温将场理论成功地引入了社会科学界，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心理学问题，在方法论上主张精确的数学化，所以在普适性方面仍有不足。在把场理论进一步普遍化的进程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布尔迪厄通过长期的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逐渐发展起一套旨在打通结构/能动（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宏观/微观这两个二元对立的一元理论体系。对社会的研究，一直以来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将社会看作决定着其中个体的行为方式的客观的结构。也就是说在社会运行中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些客观规律，其中的行动者只是被统计学或人类学观察的对象，客观的规律由外部观察而得。在传播学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比较典型，他试图通过统计数字来描述“客观”规律，而基本不关注对信息接收者的意义解读。这种研究的机械化受到了很多社会学者的批评。另一种取向则恰好相反，行动者的能动性受到关注，传播学中的受众研究主要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范式，比如菲斯克、洪美恩等人的工作。信息解读者采用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进行微观政治抵抗，就像是一群狡猾的游击队员，在主流意义的枪林弹雨里躲闪，彰显受众的信息接收状况。两种倾向都陷入了主观/客观、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客观论大处着眼，但失之粗疏；主观论细致入微，但以己度人，一叶障目。

布尔迪厄通过人类学经验研究和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基于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概念的“场域”（field）理论。惯习，是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理论。前面提到，关于个人的描述，一直以来存在着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但布尔迪厄在“身体”上找到了二者的平衡点。经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场域内的实践，行动者会形成一种类似下意识的惯习，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被激发出来。就像一个球场上的运动员，他身体的行为并不完全来自理性的策略和计划，有许多来自感觉而不是深思熟虑，但是在观众看来，这些行为又恰好是在某种情况下行动者最合乎理性的行为。因此，行动者的行为方式既具有理性的一面（讲求策略），又具有非理性的一面。现实生活中有诸多领域，比如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学术、教育，它们具有相对不可通约的法则、规律和权威形式。布尔迪厄极具魄力地打破学科界线，把这些分化的空间，用场域的概念进行思考，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场域的把它们定义为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在一个场域中，不同的领域占据不同的位置，位置由其掌握的资本来决定，也影响着对资本的支配。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比马克思提到的资本的范围要大，除了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相比，后两种资本有一定的隐蔽性，通过家庭出身与教育等因素积累形成，但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经过布尔迪厄的发展，场理论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普适性的元理论和研究范式。场域有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个被结构化了的空间，其中诸种客观力量构成了一个像磁场一样的体系，具有某种特定的引力关系，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其次，场域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争夺的对象不仅包括资本的垄断权，还包括场域规则的制定权。布尔迪厄曾小心地把场域比作一种游戏。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场域中灵验有效，它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游戏者的力量关系对比取决于游戏者在其中的位置，根据不同的位置及资本，行动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后，场域中的法则是历史的，它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结果，其动力就来源于行动者的争夺。

麦克卢汉也把“场”的概念引入到媒介研究中。对于媒介的特点的概括，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概括，迄今为止都是经典命题。麦克卢汉如此解释这个天书般的命题：“这仅仅是说，任何媒介，亦即我们的任何延伸，其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后果都导源于我们的每一延伸或者任何一种新的技术之将新的尺度引入我们的事务。”[14]新的延伸或新的技术引入我们的事务，会带来新的尺度，而这一新的尺度是人的感官世界的变化：“每一种新的影响所改变的都是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15]在麦克卢汉看来，当新媒介和技术对社会身体施行手术时，必须考虑此手术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系统，因为“手术切口部分所受到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切入和冲击的区域是麻木的。是整个系统被改变了”[16]。说被手术的部位“麻木”不是说它们不受影响，它们当然是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更严重的影响即由此局部之影响而导致整个社会机体功能的改变，比如作为听觉媒介的收音机影响的则是视觉，而作为视觉媒介的照片影响的则是听觉。

因此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是统一的场，在这个统一场中，各种力量的作用不是呈线性的先后序列的，而是“即时的”和“同时的”，是“包含了各种同步关系的整体场”，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方式是有机的、神经性的。麦克卢汉常以“听觉空间”来解释“统一场”思想：“如果说视觉空间是一个有组织的连续体，属于统一和相互关联的那一类，那么耳朵的世界（正式的说法应为‘听觉空间’——引注）则是一个同时性关系的世界。”[17]声音没有聚焦点，它能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整个的身体涌来，耳朵的世界或曰“听觉空间”于是就呈现为一个共鸣的和动态的世界，各种能量在其中相互激荡的同一场。

布尔迪厄和麦克卢汉都试图把条块分割的世界置于一个统一的空间之中，在空间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和此消彼长中，寻求新的构型、新的尺度和新的范式。相比较而言，布尔迪厄更关注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关系和资本配置，并不指向行动者本身，因此场域和行动者本身的互动性不强。麦克卢汉尽管强调了主体的世界，但他更多的是站在感性的阵营中，排在首位的因而也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对于感觉或感觉方式的影响。

笔者提出的“媒介场”的概念试图以麦克卢汉的统一场为内核，以根植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范式。具体内涵如下：

首先，媒介场域的构建。媒介是场域中的引力，把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在同一空间中。哈贝马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场”的概念，但他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意识到了大众媒体对社会的编造、传播的整合作用，改造了古希腊意义上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与公共机构抗衡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在媒介的影响和整合下，公共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扩展，基本结构发生了转型。一方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越来越没有界限。另一方面，政治和经济“入侵”公共领域，报刊“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最终导致了“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本身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8],“报刊业变成了某些私人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入侵公共领域的入口”[19]。

其次，场域可以构筑完整统一的主体世界。媒介延伸着人，延伸着人的感官，某种新技术的介入，会使某种感官强化，任何一种感觉之独大都会陷其他感觉于麻痹或昏睡状态，而任何一种感觉之被麻痹或处于昏睡状态都将关闭一种文化。若要“昏睡者醒来”，要唤醒一种感觉，要恢复一种文化，则需“被任何其他感觉挑战”刺激。在统一场的相互作用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协调一致的整体性活动，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

最后，场域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进入场域的各种力量不可能和平共处，而是彼此冲突和竞争，以确立能对在场域内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而对资本的占有量，权力的大小，权威的高低，与场域的整合力——媒介密切相关。媒介本身并非可无视的形式存在，并非内容的传声筒，媒介也是内容性的，各有其特点，麦克卢汉认为不同的媒介，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电影在他看来是低清晰度的媒介，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具有包容性，而电视则是高清晰度的媒介，人们的参与度低，具有排斥性。这也是伊尼斯所谓的“传播的偏向”，有的媒介可以在时间中绵延，比如石头，有的媒介则更适宜于空间的扩张。[20]

当今媒介场中的诸种媒介，机械印刷媒介、播放型媒介和互动媒介，各有其媒介特性。它们作用于媒介场，可以形成迥异的力量对比，形成某种媒介占优势的态势。

媒介场是诸种媒介的共同存在，某种媒介形成一个子场域，如机械印刷媒介场、播放型媒介场、互动型媒介场等，这些媒介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被整合于整体媒介场中。

因此，媒介场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因缘”。“因缘”是存在者的关联，是相关联者的整体呈现，“存在者被引向某种东西，与这种东西结下因缘，而它就是在这种因缘关联中得到揭示”,“每一因缘都是从因缘整体中呈现出来的”[21]。因缘具有空间性，可与场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