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交媒体与青年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与政治沟通紧密相连，它是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最早诞生于国家形成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即认为政治体制的稳定或变迁，主要依赖公民训练的性质，主张以长期的、系统的公民教育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立法者应非常重视年轻人的教育。在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著名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也能够找到相关的论述，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家们对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是“凡是国家所希望者，就必须放在教育里”。[24]但是，对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真正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理论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理论体系日渐成熟。政治社会化也日益成为备受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话题。
何为政治社会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宾厄姆·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25]。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社会化既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个体开始接受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并形成他们对于政治目标的基本取向，政治文化模式的改变也要经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26]
对于个体社会成员来说，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体逐步学会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具备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及政治行为，获得社会成员在某个政治系统内扮演政治角色所必需的价值、信仰、知识和态度的过程。政治学者马起华指出：“政治社会化是公民习得关于政治世界知识的历程。”[27]在这个过程中，公民个体将通过对主导的政治文化的学习，不断地认识、理解政治体系所倡导的政治规范，并使之内化为自制的行为方式，逐步形成对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的基本看法，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倾向。[28]公民个体将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如果个体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过程，他就会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不适应感，出现不健康心理与政治抵触行为。
对于国家而言，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的主导者把政治系统内所认同的政治行为规范和政治取向模式传授给社会成员的一个政治教育、训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社会化就是要使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基本问题建立基本的认同感，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维持和强化这种认同感。赫斯和托尼指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团体或机构教导幼年成员或新成员学习、掌握有关的价值、态度和行为的过程。”[29]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主导者会利用政治社会化的组织和机构，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类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文化的教化，以使广大社会成员接受特定的政治信息、形成政治情感、树立政治信仰，最终使足够多的社会成员接受主导的、共同的政治文化信息，形成一定的政治文化模式，巩固现存的政治体系。[30]在社会中，当一定数量的成员认同某种政治文化模式，坚持某种共同的政治取向时，便会产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形成真正的政治社会。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社会成员或政治团体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将直接地影响该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31]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人们对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厌恶、反对，它就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就会出现政治不服从行为，从而使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32]
对于社会来说，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实现文化的传承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政治主体通过学习政治文化、传播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实现政治文化的传递。政治文化的这种传递是一个长久持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社会及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贯穿人的一生，而且代代延续。[33]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政治信仰、政治标准，并使下一代的个体逐渐接受现存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经济、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变革，产生局部或全局性的观念变革。[34]并且，每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和特征，都受到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同社会成员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不同的，这就使得政治文化在世代传递过程中，呈现出维持、改变、强化和创新的特征，从而使政治文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得以传承，在传统中得以创新，在创新中得以发展。[35]
通常而言，政治社会化包括政治知识的习得、政治态度的形塑和政治行为的维持与改变三个层面。其中，政治知识的习得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所谓政治知识是指存储于长期记忆之中的真实政治信息。[36]它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人与人之间的政治讨论、新闻媒体等渠道获得。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是指公民对整个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角色、政治规制、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以及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37]政治态度作为个体依据自己的政治观念体系对政治现象产生的一种评价性的肯定或否定的内部反映倾向，从行为主义的视域来看可以分为政治功效感、公民责任感、政治信任感和政治疏离感四种类型。[38]政治参与则是指公民力图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结构的各类活动。[39]它既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也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在政治生活中，它主要表现为公民投票、政党活动、抗议活动、政治消费等。
另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主要有隐性（latent）和明示（manifest）两种。所谓隐性的政治社会化，是指在表面上本属于非政治性的学习（如在家庭中所习得的一般文化价值），有时会影响到政治行为；明示的政治社会化是指将有关政治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的知识、价值或情感等予以明示地传达之意（例如中小学中的公民课程即属于这一类）。[40]派尹则将政治社会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本的社会化过程，即训练儿童接受某一特殊文化和成为社会成员的历程。这个过程包含有隐性与明示的社会化两部分。在明示的部分，是个体学习成为某一社会或文化的属于成年人的知识、态度、价值、技能与角色关系模式的过程。在隐性的部分，系指构成无意识的部分以及影响基本人格结构动态部分的一切经验。在完成基本的政治社会历程之后，方才进入政治社会化的进阶阶段。[41]在这一阶段，公民才会发展出他对于政治世界的知觉，以及获得鉴别、判断、了解政治事件的能力。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化主要是明示的，即受感觉、认知以及有意识的学习所支配。[42]
总体而言，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一个连续动态的社会与心理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含四个要素：（1）被社会化的个人；（2）社会化机构；（3）个人所学习的政治行为模式、知觉；（4）态度之间的互动习得（interaction-acquisition）。[43]这四个方面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和重点问题，它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其中，青少年阶段是整个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时期[44]，这个时期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形成的政治态度将对其以后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生产生重要影响。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奠基和转折阶段，其间个体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特质均由儿童转变为成人，趋于成熟。其一般可分为青少年早期和青少年晚期。本章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青少年晚期的大学生群体。
（二）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在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各类途径当中，媒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国内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传统的大众媒体能通过大规模报道和强化宣传，在引导社会政治心理和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其从上到下的信息灌输倾向容易导致青年产生逆反心理和政治冷漠；[45]新兴的第一代网络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造成了冲击。[46]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一种基于网络技术的全新媒体形式——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这种媒体以微博、社交网站和即时通信工具（如QQ、MSN、微信）等为代表，是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它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很高的参与度。社交媒体较少自上而下地控制，属于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媒体，其生产者就是消费者，人人均可自由制作、表达和出版。可以说，这种媒体和以往出现的所有媒体一样，都会对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47]
1.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转型
在中国，传统的青年政治社会化主要是通过提供连续而一致信息的家庭、学校、大众媒体和单位等实施的单向度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是现实环境中的“真实社会化”；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第一代网络媒体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打破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的一元范式，这种社会化是虚拟环境中的“虚拟社会化”。在Web2.0技术的推动下，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实现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融，让“真实社会化”和“虚拟社会化”合而为一，社交媒体由此推动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这种社会化范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转变为多维，政治参与从动员向自发演变。
（1）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到多维
从根本上说，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不论是社会个体学习、接受政治知识，还是政治体系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念与价值，都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普遍是纵向、一维的。政治体系既是信息的掌握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把关者，政治信息主要是从社会化的实施机构流向社会个体。社会化方式主要是通过明示性的“系统正规的教育”和暗示性的强制惩罚进行政治知识、政治价值的灌输与引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主导范式。并且，在中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党性原则和宣传纪律的严格要求下，大众传媒在政治信息的传播上和学校、单位等官方的社会化机构保持着高度一致。虽然说在理论上社会个体在接收政治信息的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接收机制，但是实践中所有社会化机构连续、一贯的一元信息传播使选择性接收机制并未发挥效用。与此相比，网络新媒体的诞生，减弱了信息控制，打开了政治信息单向传播的缺口。特别是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等社交媒体出现以后，传统的信息把关基本失效，传统的社会化机构、家庭、学校、单位和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一致性被完全打破，政治信息的传播开始从纵向单维转向横向多维。
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在社交媒体中，蒋凯、叶瑞立、黄辉善、张诗羽等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传播内容是用户自己生产的（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同时他们又是这些内容的接收者和消费者。不论是这些学生参选者关注和转发其他大学生参选的信息，还是关注和转发社会名人参选人大代表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流动都是横向的。政府很难沿用传统的管制方法有效约束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中，参选者和参选者之间、参选者和非参选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都是横向多维的，是一种各类兴趣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心理共同体或熟人共同体等之间的交流。信息随着这些新型共同体的聚合和裂变而流动。学生参选人叶瑞立在接受访问时说，“实际上，各地大学生在参选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心理共同体，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甚至互相帮忙在线上宣传”。[48]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诗羽同学因参选而使其微博被屏蔽时，叶瑞立联合其他朋友，帮她转发了参选的最新情况。并且，网站也无法让她在QQ和人人网上保持沉默，张诗羽很快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中宣称她是“被新浪屏蔽，从来没有自删微博自宫练功”。[49]当然，纵向传播在微博中依然存在，但是相对于横向传播而言，有些式微。虽然不少政府机构和官员都开设了政务微博，但基本上未能有效利用社交媒体这种全新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在2011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期间，新浪微博上只出现广东佛山桂城夏西村委会为换届选举所设的“桂城夏西”的微博，将换届选举的内容，包括选举方式、流程、进展等予以公开，目的是让村民和外界充分了解夏西的换届选举情况，保障信息对称。[50]
此外，从时空范畴来看，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也完全突破了单向主导的范式。在传统社会条件下，青年只能按照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安排有序地完成其政治社会化过程，其所经历的时间较长，物理空间有限。[51]但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时间历程明显变短，以往明确的时间分期出现聚缩；在空间上，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跨越物理空间限制，从“现实世界”走向“现实与虚拟交融的世界”，“点对点”、“点对面”的纵向政治交流转变为“点对面”、“面对面”和立体全方位的政治传播。
（2）政治参与：从动员到自发
社交媒体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而且使青年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传统的社会动员转变为个体自发参与。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各级政府重管理而轻服务，政治文化反对多样而谋求划一，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体现为政治教化。在这种政治结构之下，青年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极其有限，为了逃避麻烦和不必要的惩罚，青年和广大社会公众普遍对政治参与保持消极态度。正因如此，以往青年的政治参与经常需要政府的动员，是一种动员式政治参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则让青年的政治参与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变。
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等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为广大青年和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创建了便捷、互动的参与平台。社交媒体中的“关注”、“粉丝”、“转发”和“群组”等，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新型参与结构，这种结构与青年的社会交往和同辈群体的日常交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加快，政治变化的趋向开始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52]同时，社交媒体的传播几乎没有成本，使用方法极为便利，激发了青年的参与热情，使广大青年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升。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延科夫（Vladimir Andreyenkov）、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和尼古拉·波波夫（Nikolai Popov）三人通过研究发现，除了父母和同辈群体的影响，使用新闻媒体的频率与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密切相关，高频率地使用新闻媒体会激发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53]
在2011年的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叶瑞立、黄辉善等所有学生参选者，都不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他们通过微博自荐参选完全是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基层政府和选区不仅没有鼓励和动员学生自荐参选（只是鼓励学生为指定的候选人投票），反而出于管理的惯性对参选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面对压力，学生参选者基本上都未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所有参选者仍然以“另选他人”的方式走完了此次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之路。对此，学生参选者叶瑞立在接受访谈时说，“通过微博参选完全是自己的决定，并没有受其他人的影响，当时只是想通过行动为广大同学争取权利”。[54]黄辉善在访谈过程中表示，“在微博上宣布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受他人鼓励”。[55]学生参选人蒋凯也说，“我开通微博，在网上宣布参选，主要是基于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政治大事中来”。[56]同样，在微博上关注他们的“粉丝”们（其中不少人是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完全都是自主自愿的。他们通过加“关注”、发“私信”以及“评论”和“转发”等形式参与了这次微博事件。在选举过程中，最初签名支持学生参选人（其中叶瑞立获得了1000个选民的签名支持）和后来为他们投票的同学（为张诗羽投票的有3186人，为叶瑞立投票的有805人，为黄辉善投票的有230人），也均是完全自主的。[57]从该事件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将围观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和参与政治选举看作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甚至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容逃避的责任，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不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参与，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主参与。
2.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也是公民身份认同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是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形成的前提。“你是谁”决定你如何定义你的利益、如何界定你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进而决定了你在政治世界中的态度和行为。正如意大利政治学者阿莱桑德罗·皮佐尔诺所言：“为了他可以确定什么是他的利益，能够计算成本与收益，能动主体应当通过加入统一的集体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他接受这个集体的标准使他可以确定自己的利益并赋予自己的行动以价值。”这样，“政治，被理解为集体认同的生产，确定并不断再确定公民的利益”。[58]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社交媒体通过多元信息的传播和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促进青年对公民身份产生认同并积极建构。
其一，社交媒体中的多元政治信息传播，推动青年对公民身份产生认同。在当今社会，青年已经把微博作为了解和认识世界特别是获取重大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作为自媒体的这种信息渠道中，用户可以直接制作或是经由第三方软件在手机上自由生产和发布信息，传统的信息把关和限制几乎形同虚设，信息的多元程度大大提高。在这些多元信息的影响下，尤其是通过对各类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围观或讨论，广大青年逐渐对公民这种集体身份产生了认同，认为自己作为公民应该享有法律所规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传统政治社会化中的身份认同迅速被颠覆。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再需要完全受诸如阶级、地位、性别、种族或官僚政治的管辖权等传统维度的限制。另外，他们也不受传统大众传媒形式的限制”。[59]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青年，通过微博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拥有了直接进入各种对话的手段，还可以通过真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的多方互动形成见解。这样，政治制度中的和法律范畴内的公民身份认同便经由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而生。
在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蒋凯、胡文浩、黄辉善等参选学生普遍是因为经常使用微博、接触了大量多元的信息，才对自己的公民身份产生了认同。如果排除了学校和同辈群体的影响，那么社交媒体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而实际上，社交媒体已经将同辈群体的影响融合了进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叶瑞立在访谈中称“微博加强了自己对公民身份的认同”。[60]华南师范大学学生黄辉善也说：“微博上有大量第一手信息，经常上微博，能让自己产生公民意识，从而想参与人大代表选举，体验一次真正的公民。”[61]正因如此，他们才选择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黄辉善就公开宣称：“我绝对不会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这既体现了他们的规则意识，又体现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而这二者正是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社交媒体推动公共领域的真实建构，为青年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提供了空间。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它位于政治权力之外，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具有理性批判意识的公民不受权力机构的干预，可以就公共事务展开自由辩论和公开批判。公共领域最早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后由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其概念化。对所有民众开放、理性讨论和位于权力之外是公共领域的三大要素。[62]在传统媒体时代，报刊、广播和电视虽然对公共领域有一定影响和作用，但公共领域常常只是一种乌托邦，“所谓的公共领域只是一个相当程度上被权力集团和精英阶层扭曲和利用的空间。由于议程设置、媒体过滤、形形色色的非独立的意见领袖等的主导因素的存在，草根阶层的声音或者被湮没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同化，即使被倾听，也是精英阶层选择的结果。这样，一个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就逐渐沦为一个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伪公共领域’”。[63]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草根阶层开始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但只有微博、QQ和人人网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才使得草根的意见不仅得到真正的表达，而且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就其传播特性而言，社交媒体是现有技术和社会条件下最接近公共领域这一政治目标的渠道，它对公共领域的真实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微博引领的新媒体时代，广大青年能够在这个空间之中，通过“关注”、“转发”、“评论”、“回复”、“私信”、“分组”等，对公共政策、政治事件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评判，从而让参与的广大青年很快形成了公民身份的认同并积极建构。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自荐参选者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正是基于微博构建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获得。叶瑞立在接受访谈时说：“微博成为我表明身份和宣传公民意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微博可以了解和认识更多的公民，形成松散的群体。”[64]正因如此，自荐参选者的参选信息才得以公开和广泛传播。在社会的关注之下，他们的公民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增强，后又通过参选的实际行动建构其公民身份。例如，广东商学院大三学生胡文浩在宣布参选后，先后在微博上公示了个人财产、公开了竞选召集书并走访了选区居民；黄辉善则于8月初走访了宿舍和广药、华师的教学区，通过实地考察搜集选区内各方面的民生问题和意见，并整理成稿发放到网络上。[65]
此外，如果从新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此次学生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无疑是青年通过微博形成和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一次新社会运动。所谓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是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有别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如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常常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形成参与；参与主体可能是普通的个人或边缘群体，规模可能不大；它的目标并非主要针对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以及大众的价值观念；它的参与方式常常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化的，而不是通过正规的政治机构、组织进行的；它的议题常常和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关，那些表面看来是私人性质的问题，进入公共领域后就成为运动的共同议题。[66]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阿尔贝托·梅卢西（Alberto Melucci）认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67]在此次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公民身份这种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刚开始所有学生参选者形成“我们是谁”的集体认知，到后来“我们要参选”、“选个学生当代表”构建共享的意义，再到选举结束后的“我们还会参选”进一步建构属于集体的公民身份，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借助微博和即时通信工具等实现的。作为参选者来说，目的也只是寻求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并不是挑战政治制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2011年影响最大的学生参选人叶瑞立说：“我希望通过这次参选，唤醒大家的公民意识。”[68]蒋凯也称“我想通过参选人大代表这个举动来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权利意识”。[69]
总体而言，不同的媒介形式对青年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不同。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垄断着信息传播渠道，书籍、报刊、广播和电视传播的政治信息始终与学校、单位等官方的社会化机构保持着高度一致，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表现出单向主导和动员参与的特征，对公民身份缺乏认同。对于政治体系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能有效地将政治文化传授给年青一代，培养合格的政治人和接班人，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但是，从维护政治体系的长久稳固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是不成功的。它可能造成青年对社会的不良适应或过度适应，丧失对主导政治文化的归属感，产生反社会的倾向，甚至影响既定的社会秩序。冲突学派指出，“不成功的政治社会化造成了太多过分的社会适应或从众（conforming）行为，使个体失去个性和批判精神，对于社会不合理现象听之任之，结果不利于社会的变革，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70]与之不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减弱了传统的把关控制，使传统的青年政治社会化开始转型。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则突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权力机构对信息渠道的垄断，将过滤和审查降到了最低限度，基本上打破了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各类社会化机构在信息传播上的连贯和一致。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逐步形成了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并开始积极建构，社会化范式由此向多维互动和自主参与迅速转型。
与网络论坛、新闻网站、电子邮件等第一代网络媒介类似，以微博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它对青年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促进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观念的内化和政治文化的维续，又有潜在挑战——冲击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与第一代网络媒介相比，微博等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产生的双重影响更大、更深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对此，如果从维持政治系统的静态稳定和短期稳定的眼光来看，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亟须消除。但是，如果从维持政治系统长久稳定和动态稳定的视角来看，微博等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实际上是完善青年政治社会化方式的推动力，可以说是一个契机。[71]
在当今社会，政府已经很难用捂信息的瓶盖和垄断传播渠道的方式，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对青年实施单向主导的政治社会化了。一味地说教和灌输，很容易使青年产生抵触、反感和对现实的批判，而青年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则常常会使个体在心理与行为上趋于极端。并且，在这个社交媒体引领的新媒体时代，传统的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政治学者鲁恂·派伊（Lucian Pye）指出，“政治社会化不能以太过于直接的方式，并且目的也不能太过于直接，否则会适得其反。往往是，指向公民教育的太过于直接的方式并没有效率，因为人们根据选择性原则的变化而进行的反应使其感到有必要去抵制那些要么太不熟悉或太清晰地指向控制目的的东西”。[72]因此，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青年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改变青年的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才是这个转型社会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