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治沟通的研究方法与路径
本书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爬梳，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模型，然后对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状况、接触偏好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进行问卷调查、案例分析与数据挖掘，由此得出结论并探寻新媒体环境下青年政治参与的优化路径。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法，综合使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从多个维度探析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行为的影响。
（1）文献研究法。所谓“文献研究（document study）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73]政治行为是传播学和政治学的共同研究主题，已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本研究即是在前人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本研究将从中国青年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出发，全面爬梳国内外政治社会化领域内关于政治接触、政治选举、政治表达、政治参与、政治抗议等相关文献，结合社交媒体的特性，以搭建理论模型和尝试发展政治社会化理论。
（2）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它经常用来分析公民的政治立场、政治选举、投票制度、政治态度、舆论变化等，是传播学和政治学中研究政治行为的常用方法之一。本课题的研究问题是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这既是一个经验话题，也是一个效果分析的问题，需要用调查数据来回答。因此，本研究在全面梳理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基础上，搭建社交媒体影响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统计检验，进而分析其作用机制和演化机理。
（3）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又称个案研究法，它是对某一对象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研究，用以了解其在重要环境下的活动。[74]它主要是通过系统分析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对象或事物，揭示其连续过程和相互关系，把个别行为放在一般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探索一种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规律。罗伯特·斯特克（Robert E.Stake）认为，运用案例研究法的要点在于对案例的选择，案例首先要具备代表性，重在强调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要重于解释其实质。[75]在我国的青年政治社会化中，出现的代表性案例很多（例如“五道杠少年事件”、微博自荐参选事件等），这为本研究的论证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个案支撑。
（4）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通过对历史研究对象的比较对照，分析异同，认识本质，从而揭示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一种方法。”[76]比较研究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把研究对象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同异，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认为，比较方法能把历史学家带入一条可以探索到真正原因的道路，甚至能够起到一种验证假说的作用。[77]本研究尝试对不同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案例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以提示造成案例差异的原因，挖掘其中蕴含的共同逻辑和机制。[78]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数据；二是来自本项目组2014年自主实施的网络问卷调查；三是来自本项目组2015年自主实施的网络问卷调查；四是来自中国互联网治理调查（CIGS2016）数据。
（1）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由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持实施。本次调查抽样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调查覆盖了全国100个县（区），对480个居（村）民委员会、12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调查，最后获得的样本量为11783个。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定义为青年群体，年龄介于18岁至39岁之间。[79]根据研究需要，去除年龄小于18岁的变量和年龄大于39岁的变量，最终剩下3930个观察个案。
（2）2014年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中国境内的18～35岁的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调查问卷上传、发布于“调查派”网站（http：//www.diaochapai.net）。该次调查范围覆盖了东中西部的4座城市9所大学，采用的是立意抽样的方法，按照地域、城市、学校、专业、年级和班级的层级，在东部地区抽取了北京和上海，在中部地区抽取的是武汉，在西部地区抽取的是兰州。在北京的57所本科院校中，本调查随机抽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在上海的31所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了上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武汉的28所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的是武汉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兰州的12所本科院校中，抽取的是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80]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项目组委托被抽样班级的学生志愿者和访员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和手机短信四种方式邀请所在班级的学生在网上填写问卷。从2014年6月20日开始发放问卷，共向4500人发出邀请。截至7月21日，共成功收回有效问卷1471份。其中，在北京收回884份，在上海收回279份，在武汉收回108份，在兰州收回200份，调查问卷的成功回收率为33%。
（3）2015年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中国境内18～35岁的在校大学生。本次调查范围覆盖了东中西部的7座城市15所大学，采用的是分层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地域、城市、学校、学院、专业、年级和班级的层级，在东部地区抽取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在中部地区抽取的是武汉和郑州，在西部地区抽取的是兰州和西安。在北京的59所本科院校中，抽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在上海的35所本科院校中，抽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在广州的27所本科院校中，抽取了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含南方学院）；在武汉的32所本科院校中，抽取的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含文华学院）；在郑州的20所本科院校中，抽取了郑州大学；在兰州的12所本科院校中，抽取的是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城市学院；在西安的32所院校中，抽取了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81]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委托被抽样班级的学生志愿者和访员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和手机短信四种方式，邀请所在班级的学生在网上填写问卷。从2015年7月20日开始发放问卷，共向9114人发出邀请。截至9月20日，共成功收回有效问卷2188份。其中，在北京收回507份，在上海收回153份，在广州收回351份，在武汉收回411份，在郑州收回154份（其中7份问卷城市值缺失），在兰州收回354份，在西安收回258份，调查问卷的成功回收率为24%。
（4）中国互联网治理调查（CIGS2016）。由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国内的受众调查公司长沙市惟可托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执行，从2016年开始，每年对全国各地民众进行抽样调查。[82]该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采用小区+商业圈混合抽样的入户调查法。小区覆盖高中低三类小区，每种小区抽5个，每个城市共抽取15个小区，商圈样本采用流动拦截方式，受访者均是居住在当地且满半年以上的人员。样本性别和年龄按所在城市的人口普查比例进行定额。最后，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共发放6200份问卷，成功回收6082份有效问卷。
（二）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中，共有青年样本3930人，男性青年占46.2%，女性青年占53.8%；年龄分布范围在18岁至3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2岁；和总样本的情况类似，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人数最多，占33.3%，大学本科及以上者占15.2%；中共党员和团员占21.8%，民主党派占0.5%，群众占77.9%；受访者全年家庭经济收入均值为57159.5元，全年个人经济收入均值为26511.3元，受访者自我报告全年家庭收入介于“低于平均水平”和“平均水平”之间者占85.6%；城市青年居民占67.2%，农村青年居民占32.8%；居住地域在东、中、西部受访者的占比分别为44.6%、31.3%、24.1%。
在2014年的问卷调查中，共有1471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青年占43.2%，女性青年占56.7%；年龄分布范围在18岁至3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5岁；在读大学本科生占84.9%，在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15.1%；中共党员和团员占93.3%，非党团员占6.6%；受访者自我报告家庭收入在当地平均水平的占59.2%，月收入平均在2000～5000元、5000～10000元的青年最多，分别占样本总体的30.0%、29.6%。在媒介使用排序中，微信高居第一（M＝2.86，SD＝2.02），QQ排在第二位（M＝3.72，SD＝2.33），大型门户网站（M＝3.77，SD＝1.79）和微博（M＝3.79，SD＝2.15）分别居于第三位和第四位。
在2015年的问卷调查中，共有2188个有效样本（见表1-1）。其中，男性青年占37.4%，女性青年占62.6%；年龄分布范围在17岁至3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4岁；在读专科生（部分院校招收少量专科生）占3.0%，大学本科生占80.5%，在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16.5%；中共党员占32.3%，非党员占67.7%；家庭收入在当地平均水平的占62.3%，月收入平均在2000～5000元、5000～10000元的青年最多，分别占样本总体的28.6%、30.0%。
表1-1 2015年调查问卷样本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在2016年的中国互联网治理调查（CIGS）中，共有6082个有效样本（见表1-2）。其中，18～39岁的青年有3333人。在青年群体中，男性青年占50.4%，女性青年占49.6%；年龄分布范围在18～39岁，平均年龄为27.4岁；已婚青年占48.8%，未婚青年占51.2%；有宗教信仰者占14.4%，无宗教信仰者占85.6%；家庭经济收入是当地平均水平者占67.2%，低于当地平均水平者占15.6%，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者占17.3%；工作单位类型中，党政机关工作者占1.4%，事业单位工作者占13.0%，互联网从业人员占3.1%，非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者占26.0%，自办（合伙）企业者占11.4%，学生占18.4%，农民工占2.1%，其他占17.2%。
表1-2 2016年CIGS调查样本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三）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政治社会化，具体包括政治接触、政治态度、政治选举、政治表达、政治参与、政治抗议与政治认同等。具体测量和赋值参阅各章论述和附录一。
（1）政治接触
政治接触分为线上政治接触和线下政治接触，本研究依据政治参与的已有量表测量线上政治接触，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七级量表（1 =从不，7=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网上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①在线联系某个政府部门（投诉、抗议或求助等）；②给某单位领导写信反映问题；③给媒体写信或留言。这三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线上政治接触的赋值（M＝4.76，SD＝2.77，α=.82）。对于线下政治接触，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七级量表（1 =从不，7=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在现实生活中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①为非政府组织、各类协会工作或担任志愿者（在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工作）；②为某事直接找某单位领导反映问题（包括村/居委会、街道办、乡镇或省市县等政府部门）；③给新闻媒体和记者写信反映问题。这三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线下政治接触的赋值（M＝6.04，SD＝2.96，α=.58）。
（2）政治态度
本研究对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测量，采用王敏对政治态度类型的划分[83]和张冀对政治态度的研究[84]，以政治信任、社会公正和民主意识三组不同的变量作为因变量，以测量新媒体环境下我国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
对于政治信任度的测量，本研究主要通过询问受访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政府、本地政府、法院及司法系统、公安部门和领导干部等的信任程度，共六个问题进行测量，答案是从“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到“完全可信”的李克特五级量表（α=.85，M=22.8，SD=4.4）。社会公正感是政治成员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就业、医疗、干部任免、社会公平状况等各类社会问题的感知性评价。张翼曾运用社会公正度评价来测量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本研究通过“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否公平？”“您感觉穷人和富人之间、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社会上层和底层人之间的冲突情况如何？”五个问题进行测量，答案是从“完全不公平”到“完全公平”的李克特五级量表（α=.70，M=13.5，SD=3.6）。民主意识观主要反映公民对政治机构运行和政府官员行为的总体评价和内在态度倾向。对此，本研究通过询问“您是否同意‘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的观点”“是否赞同‘政府官员的工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观点”“是否赞同对于‘领导送温暖’等举动，老百姓应该感激”“是否赞同老百姓应该服从政府”四个问题进行测量，答案是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李克特五级量表（α=.77，M=11.8，SD=2.3）。三组问题的赋值是从1分到5分，然后将每组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分析。分值越高，证明受访者对该项问题“越信任”、“越公平”或“越开放”；分值越低，说明受访者对该项问题“越不信任”、“越不公平”或“越保守”。
（3）政治选举
政治选举分为线上政治选举和线下政治选举，本研究依据政治社会化的已有量表测量线上政治选举，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七级量表（1 =从不，7=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网上参加各类签名、社团、职工、工会、社区、村组等投票活动的频率（M＝2.28，SD＝1.39）；对于线下政治选举，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七级量表（1 =从不，7=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在现实世界中参加各类签名、社团、职工、工会、社区、村组等投票活动的频率（M＝1.95，SD＝1.23）。
（4）政治表达
本研究依据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等人的政治表达量表，主要通过5个项目测量政治表达。[85]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 =从不，5=频繁）中填写他们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①在微信（或微博）上经常为某种政治主张或政府领导人点赞；②在微信（或微博）上经常发布或转发时事新闻；③在微信（或微博）上经常发布或转发关于政治的图片或视频文件；④在微信（或微博）上经常发布或分享对时事的看法；⑤在微信（或微博）上经常转发他人的政治评论。这5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政治表达的赋值（M＝10.67，SD＝4.29，α=.91）。
（5）政治参与
本研究基于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86]和约翰·奥茨曼（Johan Östman）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和分类，将政治参与分为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87]
①线上政治参与
本书依据祖尼加（2012）和奥茨曼（2012）对线上政治参与的测量，用12个项目测量线上政治参与。受访者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 =从不，5=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中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访问各级政府官网；访问公共管理部门网站；访问有政治内容的网站（即点击或浏览涉及官员、政党、上访、律师、警察、城管和维权人士等方面的信息、段子、图片或视频）；对上述内容进行回复与评论；转发或发表有关上述内容的文章或帖子；参与各类网络签名活动；参与网络调查活动；在网上对政府的某项决策或行为表示抗议；在网上号召或实际抵制某种产品；因某事而在线联系某个政府部门；给某个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与朋友或同学在线讨论政治或时事类话题。这12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赋值（M＝22.12，SD＝8.15，α=.92）。
②线下政治参与
本研究使用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布鲁斯·哈迪（Br-uce Hardy）和迪特拉姆·舒菲利（Dietram A.Scheufele）的线下政治参与量表，用13个项目测量线下政治参与。[88]受访者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 =从不，5=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中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检索涉及政治或时事问题的信息与书籍；在“两会”期间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上网看相关新闻；与同学或朋友在课堂或讲座中讨论政治或时事类话题；为某事联系某单位领导或某政府部门（包括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乡镇或省市县等政府部门）；在党政部门或各类协会工作（包括在学校各类学生组织工作）；校内外的签名活动；合法的集会、游行活动；抵制某种产品；由于政治、民族或环境因素而有意购买某种产品；向社会组织或公益组织捐款捐物；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或担任志愿者；用写信或打电话等方式投诉、反映或是抗议政府某部门的某项决策。这13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赋值（M＝26.38，SD＝8.61，α=.89）。
（6）政治抗议
本研究依据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等人对政治参与的测量，提取形成政治抗议的量表。[89]本研究对因变量政治抗议的测量，主要通过4个项目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七级量表（1 =从不，7=频繁）中填写他们过去一年中参加下列活动的频率：（1）在线投诉或抗议某个政府部门；（2）参与网络维权或签名活动；（3）参加合法的集会、游行活动；（4）参加公益、环保等维权活动。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抗议的分值（M＝8.49，SD＝1.12，α=.75）。
（7）互联网规制
本研究中的网络规制主要通过与之对应的法规知晓程度和管控受罚忧虑度进行测量。这两个维度可以反映网络规制的宽松与严厉程度。
对于法规知晓度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填写他们是否知道（0=否，1=是）下述法规：①是否知道政府已出台网络实名制的规定；②是否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转发虚假信息500次会被判刑；③是否知道政府要求各大网站（包括微信、微博和BBS论坛）及时删除敏感内容和屏蔽关键页面；④是否知道政府严禁商业网站自采时政类新闻；⑤是否知道新闻转载的“白名单”制度（规定各类网站只能转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可供转载名单内媒体的新闻信息）；⑥是否知道“约谈十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对违规网站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和责令整改）。这6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程度（M＝3.48，SD＝1.77，α=.70）。
对于网络规制受罚忧虑度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根本不担心，5=非常担心）中填写他们对下述活动的担心程度：①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后，对自己“在网上抗议政府的某项决策或行为”受到处罚的担心程度；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被转发500次可判刑之后，对自己“在网上发布或转发时事信息”受到处罚的担心程度。这2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对网络管控严厉程度的心理感知度（M＝5.87，SD＝1.89，α=.73）。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微信新闻使用、微博新闻使用、社交媒体中的娱乐使用和社交使用等。
（1）微信新闻使用
对于微信新闻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填写他们在微信上参与下述活动的频率：①使用微信获取时事新闻；②使用微信获取当地或社区的最新信息；③使用微信获取来自报刊或电视的时事新闻；④在微信上通过朋友或家人获取新闻。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的微信新闻使用的状况（M＝11.28，SD＝3.26，α=.84）。
（2）微博新闻使用
对于微博新闻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填写他们在微博上参与下述活动的频率：①使用微博获取时事新闻；②使用微博获取当地或社区的最新信息；③使用微博获取来自报刊或电视的时事新闻；④在微博上通过朋友或家人获取新闻。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的微博新闻使用状况（M＝11.27，SD＝3.54，α=.86）。
（3）移动App新闻使用
对于移动App新闻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填写他们在移动App上参与下述活动的频率：①使用新闻媒体的App获取时事新闻；②使用党政机关的App获取时事新闻；③使用知名人士的App获取时事新闻；④使用所在单位或社区的App获取时事新闻。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移动App的新闻使用状况（M＝8.92，SD＝3.13，α=.77）。
（4）社交媒体娱乐使用
对于社交媒体娱乐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填写他们从事下述活动的频率：①使用微信阅读娱乐信息；②在微信上分享或收听音乐；③在微信上分享或观看搞笑图片或娱乐节目；④玩微信游戏。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网民的娱乐使用的赋值（M＝10.18，SD＝2.85，α=.77）。
（5）社交媒体社交使用
对于社交媒体中社交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七级量表（1=坚决反对，7=非常同意）中填写他们对下述事项的赞同程度：①如果有一天不登录微信，我就会感到与大家失联了；②我经常使用微信与同学、朋友和家人联系；③我经常使用微信结交朋友。这3项相加的得分即为网民的社交使用赋值（M＝13.63，SD＝3.92，α=.71）。
同时，本研究参照现有研究成果，在分析过程中引入了媒介使用变量和政治前因变量。媒介使用变量包括一般媒介使用和社交规模。其中，本研究使用日本学者山本正弘（Masahiro Yamamoto）等人设计的媒介使用量表测量青年群体的一般媒介使用情况[90]，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分别填写他们在线下和线上阅读报刊新闻、收看电视新闻节目、访问大型新闻网站、阅读名人论坛文章、搜索时事新闻等活动的频率，这九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大学生一般媒介使用的得分（M＝24.16，SD＝5.80，α=.80）。对于网络规模，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受访者自我报告在过去一个月在线下面对面讨论时事政治和在线上讨论时事政治的人数而测定（M＝4.20，SD＝1.84，α=.81）。
政治前因（Political Antecedents）变量包括政治面貌（M=.31，SD=.46）、政治兴趣和在线政治讨论。其中，政治兴趣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和对选举活动感兴趣的程度进行测量（M＝6.28，SD＝1.50，α=.77）。网络政治讨论通过询问受访者参与下述活动的频率（1=从不，5=总是）进行测量：①在微信上和他人讨论时事政治；②在微博上和他人讨论时事政治；③在QQ上和他人讨论时事政治；④使用BBS、E-mail等其他网络渠道和他人讨论时事政治。[91]这四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网络政治讨论的赋值（M＝7.87，SD＝3.19，α=.89）。
3.人口统计学变量
根据现有政治社会化研究成果的变量设计，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分别为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生活满意度六项。其中，教育程度通过受访者报告已就读年限测量（M=3.01，SD=1.60）。家庭经济收入通过询问受访者家庭月平均收入（1＝1000元以下，2＝1000～2000元，3＝2000～5000元，4＝5000～1万元，5＝1万～1.5万元，6＝1.5万～2万元，7＝2万元以上）和家庭总体经济状况（1＝远低于平均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进行测量（M=6.60，SD=1.78）（见图1-2）。
图1-2 青年群体的家庭月平均收入情况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下述事项的赞同程度（1=坚决反对，5=完全同意）而测定：①对自己当前的生活水平非常满意；②我家的收入水平能够让我们过上体面的生活；③与五年前相比，我家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④近两年的物价上涨使我家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⑤我有信心通过个人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五项相加的得分即为生活满意度的赋值（M＝17.21，SD＝2.81，α=.69）。
此外，本研究中出现的其他变量的测量方法请参见附录一，附录一对本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和变量测量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四）本书结构
本书将我国青年的政治行为置放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和政治参与多元发展的大环境中，聚焦于微博、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平台，全面探讨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沟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第一章重点阐述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多重影响，第二章主要探讨社交媒体对青年群体线上和线下政治接触的影响，第三章探索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冲击与影响，第四章分析社交媒体对青年一代线上与线下政治选举行为的影响，第五章讨论社交媒体环境下我国青年的政治表达现状与社交媒体对它的影响，第六章研究社交媒体对青年群体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第七章探究了不同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差异化影响，第八章分析了青年内部与外部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行为和媒介使用行为的影响，第九章探讨了社交媒体对青年一代价值认同、政策认同和政党认同的不同影响，第十章讨论了互联网规制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第十一章对网络安全特别是网络安全感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分析了青年网络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第十二章在系统概括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行为复杂影响的基础上，全面展望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影响的重构与发展。
[1]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1/P020180131509544165973.pdf，2018-01-31。
[2] 凯度：《2016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2016年1月28日，http：//www.lanmeih.com/show/10000556，2016-04-20。
[3] 《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408/P020140822378154144978.pdf，2014-10-31。
[4]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1/P020180131509544165973.pdf，2018-01-31。
[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2012-11-17。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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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本部分已公开发表，具体参见卢家银《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第35～41页。
[48] 卢家银：《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第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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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卢家银：《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第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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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卢家银：《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第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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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转引自葛懋春、谢本书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第444页。
[78] 王法硕：《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第44页。
[79] 本书对于青年的年龄界定采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对青年的界定，主要指不超过40岁的成年公民。具体可参阅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第133页；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网站，http：//www.qin-glian.org/youthfederation/QinglianInfo/qinglianInfo_1.html，2010-08-24。
[80] 北京本科院校的名单和分布状况可参阅《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名单、新批准的学校名单》，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4/201205/135137.html，2012-04-24。
[81] 北京本科院校的名单和分布状况可参阅《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名单、新批准的学校名单》，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4/201205/135137.html，2012-04-24。
[82] 长沙市惟可托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全国市场调查行业唯一获得“全国成长型中小企业100强”的企业（2014年），且连续多年获得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零点之翼”称号。
[83] 王敏：《政治态度：涵义、成因与研究走向》，《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14页。
[84]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17～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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