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交媒体政治沟通的再认知

政治沟通又称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管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7]对社交媒体对政治沟通的影响，在国内外已经有诸多深入研究与讨论。乐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通过促进那些本来对政治冷漠，或者缺乏参与渠道的人进行在线的政治参与，增加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可以促进政治参与的平等，能够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公众舆论表达、公共治理及决策。^[8]社交媒体的出现，对于在传统政治中相对缺乏资源的群体而言，既给他们提供了突破传统媒体门槛、增加能见度的管道，更能用于组织线下抗议活动。^[9]“能够被人轻松访问的互联网的数量的急剧增加会导致传统精英的地位被剥夺，并且使公共讨论民主化。”^[10]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强调，互联网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应用对虚拟民主具有巨大的潜能，它能吸引以往不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参与到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的新平台上来，从而能够减少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不公。^[11]

然而，悲观主义者则主张，社交媒体只是映射甚至强化已有的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它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它对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平等没有明显助益，因为利用网络搜寻政治资讯、表达政治观点的，往往是本来就积极参与政治的公众。^[12]布鲁斯·哈迪（Bruce Hardy）和迪特拉姆·舒菲利（Dietram A.Scheufele）发现，互联网上的不同信息使用对民主参与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13]“那些认为互联网通过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而促进民主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犯这样的严重错误，即努力资助非民主国家的民主激进分子。这些行为会使互联网政治化，以至于非民主政权力图限制网络访问自由，这也使互联网构建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变小。”^[14]对此，传播学者陈力丹等人也强调：“Web2.0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并没有按照很多人预期的那样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而是让人们的政治参与度下降了。”^[15]有研究甚至由此指出，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现有的社会不公并扩大了政治参与群体和不参与者之间的参与鸿沟。^[16]

与此不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对青年群体的政治沟通影响较为复杂，可能依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异。“人们聚焦在同质的群体中，会使集体行动更有可能。相应地，集体行动可能意味着同质性更有可能改变人们的信仰，即当人们积极合作时，他们更有可能彼此认同。”^[17]“仅仅是通过网络服务获取政治信息，并不能显著地提升政治参与度。相比之下，只有在社交网络上经常表达政治观点的青年群体，才越有可能较多地参与政治活动。”^[18]雪莱·宝利安尼（Shelley Boulianne）和迈克尔·谢诺斯（Michael Xenos）等人发现：“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政治参与并没有直接发挥强化动员的功能，只有在政治兴趣较高的群体中，线下政治信息的使用才能对传统政治参与产生比较集中的促进作用。”^[19]

显而易见，对社交媒体政治沟通影响的评估，学术界目前已经完全超越了互联网发展早期的强大赋权、盲目乐观或简单否定。不论是持正效果论者、负效果论者，还是持情境决定论者，都不同程度地承认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认为社交媒体这种媒介新技术与公民政治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这种影响不论是被称之为媒介赋权、强弱关系、推特革命、网络民主，还是差异获取与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等，其实强调的都是一种社交媒体的有限效果。这种有效影响效果类似于恒星大气的稀薄外层，像光环一样环绕于社交媒体周围，成为不少政治结构体系不完善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新媒介技术现代性功能的期盼和希冀，反映了人们对社交媒体政治影响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认知。

并且，人们对媒介的政治影响始终抱有期待和认可，称媒体是“第四等级”、记者是“无冕之王”，“媒体权利是民主的基石”等。^[20]对于社交媒体这类用户自生内容的新新媒介，不同体制下的民众自然更会抱有无限期待。现有关于社交媒体影响的质性与量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的期许。这种期许就像光晕一样环绕在社交媒体周围并向外延伸，成为社交媒体的“传播之冕”。从根本上讲，人们对社交媒体沟通影响的这种认知实际上源于对媒介技术影响的想象与建构。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指出：“技术与生俱来的特性能够用来预测未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21]无论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互联网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还是内嵌着社会控制、纪律和等级，都普遍认定信息传播技术“内嵌特殊规则”，且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22]在政治环境中，“我们称之为‘技术’的东西，是在我们的世界中建设秩序的手段。日常生活中，许多技术装置和系统包含着引导人类行为的许多不同手段的可能性。不管是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有意地或无意地，在社会选择建构中，技术影响人们如何工作、交流、旅行、消费等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23]

本书所讲的社交媒体的政治沟通效果，在各章的研究中均有所体现。本书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时事政治知识获取具有促进作用，但对青年的基础政治知识并没有显著影响；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中的新闻内容使用越多，虽然会导致他们的线上政治接触频度降低，但是会促进青年的线下政治接触频度；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而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非显著意义上的些微削弱作用；社交媒体对青年的政治选举的正向作用，并不是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平台中新闻信息的使用所引起的，而是娱乐内容的使用发挥了作用。并且，社交媒体的这一系列政治影响结果，既受到政治环境和公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的左右，又会随着时间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只是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影响的范围、边界抑或大小，还需要根据媒介技术、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