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查阅文献，国内外学者在与本书选题相关研究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相关研究；二是外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三是首都经济与产业发展相关研究；四是外资对北京经济及产业效应研究。

1.3.1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相关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邓宁（1977）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该理论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基础上引入了区位优势。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时，首先面临的是区位选择，即是在国内投资生产还是在国外投资生产。如果在国外投资生产的利润大于在国内投资生产，就会导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取决于东道国区位禀赋的吸引力。邓宁（1995）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及其成本、交通成本、市场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要重视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Broadman和Sun（1997）分析中国的FDI影响因素，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选择GDP、劳动力成本、文盲率、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GDP和地理位置是影响外商投资的决定因素，基础设施与FDI呈正相关，劳动力成本不显著，文盲率呈现负相关，他们认为劳动力成本不显著的原因是地区工资差异较小以及劳动力素质造成的结果。Galan、Gonzalez-Benito（2001）以邓宁的折中模型为基础研究西班牙103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认为西班牙公司对外投资时，喜欢从内部成长多于从外部成长或者是共同合作，欧洲与拉丁美洲的投资环境是西班牙跨国公司最喜欢的。卡洛·奥托蒙第和克劳迪娅·瓜格里亚诺（2003）研究了欧盟和其周边国家FDI的位置选择问题，以1990—1997年投资于中东欧和环地中海地区的3500个欧洲跨国公司为样本，在控制了产业和特殊时间段之后，发现中东欧较地中海地区在吸收直接投资方面更具有吸引潜力。Kinoshita和Prague（1998）分析了1993—1999年173家日本跨国公司，按照企业规模和产业对其分类，检验它们对FDI的区位选择是否存在差异，通过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企业规模、竞争者和东道国环境等因素中，东道国环境因素对日本企业跨国投资影响最大；另外，中小企业对工资和基础设施等因素比较敏感，大型跨国公司则重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政策环境因素。Yamwaki（2006）运用有条件Logistic模型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和日本制造业赴欧洲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制造业对东道国工资、技术资本和运输网络密度要素很显著，说明美商偏好于选择低工资、交通便利且具有高技术资本的东道国。同时，人均GDP也为显著正向，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美商区位选择决定的主要因素。而日本制造业对东道国的工资、技术资本和人均GDP均不显著，但与交通运输网络密度成正向关联，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不是日商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国内学者鲁明泓（1999）实证检验了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便利性四大类十多个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入企业运行障碍少、政府清廉度高的国家或地区，东道国税率的高低对国际直接投资没有影响。魏后凯等（2001）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秦皇岛市135家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动机、来秦皇岛市投资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是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崔新健（2001）在对大量FDI决定因素实证文献总结的基础上，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和确定，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多方案回归后得到明确的结论：转轨变量、市场变量、生产要素变量和政治变量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蔡尚宇（2004）、黄瀚升（2005）认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优惠政策、累计投资、市场潜力、投资绩效、民族文化的相近程度、与母国的距离等因素影响国外投资者区位选择。

总结以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东道国的外资政策、政策环境、产业政策、自然禀赋、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市场潜力、交易成本等。

1.3.2 外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内外文献中有广泛的探讨与论证，并且在学术界中一直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是正效应；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正效应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效应，二者均有实证分析。

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学者，主要研究外资通过相关要素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机制。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变迁、知识积累、产业关联、出口促进、就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等。

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模型研究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促进作用。De Mello（1997）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研究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认为外资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新品种来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还可以通过培训东道国员工等方式增加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Borensztein、Gregorio和J.W.Lee（1998）应用理论模型对69个发展中国家20年吸收外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果东道国具有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内资大。Findlay（1978）认为，通用技术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一种技术突破，经济发达国家是通用技术的领跑者，外资加快了东道国（发展中国家）采用通用技术的速度，通过传递效应，FDI可以加速东道国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集聚作用是通过其先进的管理理念、丰厚的劳动报酬、优越的工作条件、完善的人力资源培养体系而产生的。跨国公司将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营销经验转移到东道国，改善了东道国的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增长（Helleiner,1989）。M.Sahsu和D.SaPsford（1996）利用46个国家利用外资的截面数据验证了J.Bhagwati提出的假说，即FDI在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国家比在实行内向型政策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提出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实行不同对外贸易政策（出口导向或进口替代）的国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Ghatak和Haligiogluf（2007）利用1991—2001年140个国家的外资数据通过实证模型检验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FDI与本土经济增长之间是显著正向关系的结论。Firebaugh（1992）对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对本土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国外投资。

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产业关联等途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外资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集聚和技术变迁，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张金生（2000）认为外资对中国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技术转移促进技术进步，通过改善国际贸易结构等途径实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张斌（2004）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作用主要通过资本积累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实现，FDI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创造就业、贸易扩张、技术升级以及推动经济增长。另外，技术外溢是FDI对东道国企业、产业产生影响的重要方式，技术外溢通过示范-模仿效应、合作效应、竞争效应、前向和后向联系以及人力资源的流动效应促进东道国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姚树洁等（2006）认为外资有利于减少国内生产的非效率和加快国内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技术效率的推动器和生产前沿的移动器，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的视角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外资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促进本土经济增长。外资对本土产业的关联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为前后向产业关联，如为本土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者购买本土企业生产的产品作为投入物，外资企业的这种诱导性要素需求，对国内要素部门产生多方连锁需求效应，由此对国内投资、就业和产出通过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外资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为东道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帮助。张帆、郑京平（1999）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和效率的影响，认为跨国公司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跨国公司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向具有更高资源配置效率转化，导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文东伟等（2009）分析了1980年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出口竞争力的变化趋势，认为外资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王文治（2009）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通过两种重要途径影响东道国产业发展：一是技术转移；二是产生后向关联效应，并且这两种途径互相渗透，共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经济有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东道国市场的挤占、对东道国国内企业投资的挤出、对东道国品牌的挤出、对资源的过度利用或环境污染等方面。

Easterly（1993）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J.Comwall和W.Comwall（1994）提出了一个包含需求与结构变化的模型，用于估算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效果。其结论是：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包括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Saltz（1992）从理论与实证方面论证发展中国家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性。Kokko（1994）认为，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占市场份额比较大，并且与本国技术水平差距太大时，没有证据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任何作用。Aitken和Harrison（1999）运用委内瑞拉工厂的模块数据库研究发现FDI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实际上有负面影响。Rodriguez-Clare（1990）利用实证模型指出，当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弱时，FDI与东道国经济之间是负相关的。Mencinger（2003）通过研究1994—2001年之间8个转型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形式较多而绿地投资较少，外资的收益大部分用于消费和进口而没有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显著的负向关系。Carkovic和Levine（2002）采用72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混合）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认为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FDI的“挤出效应”与环境污染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FDI对内资企业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有三种：一是在一些已有较多国内投资的行业，FDI凭借其品牌、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打入市场，并在竞争中逐步将内资企业挤出市场；二是在一些内资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业，FDI大举进入，迅速占领市场，并凭借其先发的市场优势地位阻碍了其他国内投资的进入。此外，还有一种经验性的可能，即外资企业向先进的内资企业学习技术，享受内资的技术溢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相对挤出效应。宋晓恒（2009）利用中国1978—2006年的省份外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挤出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低与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挤出效应相关联，若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夏友福（1999）分析了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的现状后认为，部分外商投资于高污染密集产业，将淘汰的技术、设备、生产工艺、危险废物转移到我国，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李敦瑞（2009）运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外商投资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污染密集产业中的“三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我国“工业三废”的排放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所以，外商投资污染密集产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可忽视。

1.3.3 首都经济与产业发展相关研究

北京“首都经济”概念是1997年北京第八次党代会上提出的，首都经济的实质就是要以知识经济为本质，以高科技产业为核心，走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建立以高技术为先导、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发达、拥有高素质人才和高效率产出的经济系统。尤其是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对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明确以后，有关北京的首都功能定位和首都经济以及首都产业的研究在学界受到重视，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关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研究。吴舒丹（2000）认为北京的功能定位中之所以不提经济中心是因为北京是首都，工业社会中经济中心势必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人口拥挤。但是，北京所拥有的区位条件——信息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符合21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北京的首都和经济中心地位应该能够统一。戚本超（2006）从北京城市职能演变过程视角分析北京在不同时期的功能定位，认为应该正确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正确解读北京不是经济中心但依然要发展首都经济的命题，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北京首都功能定位的基础，国际交往中心和经济管理中心应该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服务。胡兆量（2007）认为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由于政治中心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导致北京是不提经济中心的经济中心，不提金融中心的金融中心。北京应该具有综合城市功能，具体应该具有八大功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交通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旅游中心和高技术制造中心。

二是有关首都经济地位的研究。赵京兴（1996）认为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应该是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高度先进的工业，并且总体经济实力强大。批判了全国经济中心就是重工业基地的思想，强调首都经济中心只是其功能的一个侧面。同时，认为北京的城市功能与第三产业的特性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其政治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和经济管理中心功能都会表现在第三产业某个或某些行业。魏后凯等（2004）从首都经济圈的角度分析首都经济地位。认为北京、天津处于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层，应该围绕京津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优势互补；从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条件看，应该能够成为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带。赵毅等（2004）认为城市性质决定城市发展方向，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城市，政治中心是其首先要满足的基本功能。北京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满足城市正常运行需要的纯消费经济；其二是得益于首都功能特征，在一些产业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能够在京津唐和环渤海地区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其三是北京是全国的政策信息中心，能够指导和影响全国的经济活动。王树林（2009）认为首都优势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这种优势地位的取得是因为首都的政治中心这种特殊的功能定位而获得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核心性的特征，首都优势使北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如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大量国内外游客的消费，外资和跨国公司总部的青睐，丰厚的文教科研资源，为北京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契机。

三是有关首都功能及其产业方面的研究。徐逸智、赵莉（2007）认为首都功能产业应该包括首都功能核心产业和首都功能衍生产业。首都功能核心产业是指能够高度体现和服务首都功能的产业，主要体现在以“政府”、“科研”和“文教”为核心的三大部门，主要产业是政府服务、科技服务和文教服务三大服务产业；首都功能衍生产业是指围绕首都功能核心产业提供横向和纵向服务的产业，主要有金融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现代物流业、会展业、体育业等产业。刘春成等（2008）认为北京杜能环式的差级地租和开发区的政策是引起北京工业在空间上呈现环状扩散的特征，这种环状经济不利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不利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不利于产业集群和专业化分工。应该通过比较优势和产业链的关联对京津冀城市产业群进行合理分工；根据首都功能特征布局北京产业结构和建立不符合城市功能的产业退出机制。梅松（2009）从首都经济发展60年的演变历程，分析北京主导产业选择的过程及其成就。北京产业选择经历了从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到以生产性服务、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首都经济发展战略。刑丽娟等（2010）从北京市土地资源纠纷的角度探寻北京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析了2000—2009年间北京土地资源纠纷的状况及其1990—2008年北京土地的边际产出水平和利用土地的经济效益，得出北京目前仍然是处于准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土地资源的短缺不允许北京再走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应该推动技术进步、做强优势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1.3.4 外资对北京经济及产业效应研究

有关外资对中国某一省市经济影响的研究，多以沿海省市为对象，针对北京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少量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外资对北京总体经济以及整个制造业的影响上。

外资对北京总体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在2003年以后才陆续出现，且数量不多。胡卫国（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FDI的流入对北京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同时经分析得出目前北京的FDI存量有限，不可过高估计FDI对北京经济的提升作用。肖亦卓（2006）运用1987—2004年的数据研究FDI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FDI作为资本每增长1 %，对北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0.07%。马琏（2008）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FDI对北京经济的影响，直接影响模型显示FDI促进了北京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模型显示北京FDI的增长加速了内资部门产出的增长。

外资对北京制造业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张平（1995）运用北京吉普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的案例分析，认为在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虽然在股权比例上处于劣势，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技术标准以及市场准入等措施控制东道国产业发展。贺灿飞、梁进社、张华（2005）基于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采用OPM模型分析北京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行为。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集聚程度由城内向外显著递减，依托交通干线和开发区，外资企业已经扩散到了北京的郊区县，推动了制造业的郊区化发展。贺灿飞、潘峰华（2006）对制造业外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外资产生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但外资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周海蓉（2007）利用北京制造业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北京制造业27个子行业内产生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在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外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低的子行业中，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吴向阳等（2009）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并且，运用北京市的汽车、电子信息和医药行业的数据进行论证。

1.3.5 对已有成果的评述及研究目的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研究可知，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有关外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者持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两种观点，并且各自有实证结论支持。2003年以后相关学者才开始关注外资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且研究成果不多，关于外资对北京产业的影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因此，本书在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在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研究。

（1）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北京实际利用外资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少，不能全面反映在京外资对北京经济的影响。如研究外资对北京经济增长影响的成果主要集中于FDI对北京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而研究FDI对北京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全面影响（GDP、税收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就业）的研究较少。研究外资对北京三大产业GDP的影响以及北京三大产业利用外资分别对北京GDP影响的研究成果尚未发现。而研究外资对北京三大产业的影响有助于观察外资对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研究三大产业利用外资分别对北京GDP的影响有助于北京引入外资的产业选择。因此，本书试图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全面分析在京外资对北京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影响。

（2）关于外资对北京产业影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北京利用外资的重要行业，同时，制造业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资对北京制造业的影响十分必要。但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在2005年已经超越制造业成为北京利用外资最大的产业，并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制造业利用外资近年呈现下降的趋势。另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速度较快，对北京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因此，不但要研究制造业而且要研究现代服务业外资企业的产业效率及其影响。本书试图运用DEA模型研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京外资企业产业效率情况，是对外资产业理论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3）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由于研究年代的局限所采用的外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目前北京利用外资的真实情况并且研究数据样本不足。以前有关外资与北京经济关系的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大部分在2005年以前，并且样本量小于20个，容易造成回归结果不稳定。北京2005年以后所利用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2011年北京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为387.6亿美元，占北京累计利用外资总金额的78.7%。所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能全面解释外资对北京经济与产业的影响。本书试图利用最新（2011年）的外资数据研究北京外资对北京经济与产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