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什么是纠缠

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对于当下全球史特性的描述中，一个与网络隐喻密切相关的隐喻，和网络一起被并列为两个关键性的概念。这个隐喻就是纠缠（entanglement）[32]。在全球史中，此隐喻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他将物视为观察西方世界和被殖民的地域之间联系的关键，在他看来，从殖民时代开始，被殖民的地区并非与世隔绝的初民社会，西方世界的产品进入到其中，也在与当地原有的仪式互动之中，不断彼此塑造[3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本人又是如何理解纠缠的？他曾以强调“纠缠的记忆”为题，他指出这一词其说是指被记忆的过去，即记忆的对象，本身必须置于跨国背景下，并被视为交流和影响过程的产物。相反，它关注的是记忆产生的时刻，这不仅被视为试图与个人或集体的过去联系起来，而且被视为当前众多复杂冲动的影响。此外，记忆产生的历史是一个纠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历史”，这表明人们希望对过去进行一致的解释[34]。

在全球史之外，另一个重视纠缠这个词的领域，是对环境和自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试图指出，在世界上栖居是在开放（the open）中生活（live life）。生命是在一个区域（zone）中生活，在这个区域里，地上的物质和空气媒介一起构成了存在，各种存在通过他们的行动织就了大地的纹理。在其中，有机体不是有外部边界的实体，而是一束束交织的生长与运动之线，一起在流动的空间内构成了meshwork。而环境，并不是围绕着有机体而是纠缠的空间[35]。在这里，蒂姆·英戈尔德用meshwork替代了network。他声称此词来源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本杰明·奥洛夫（Benjamin Orlove），由交织的轨迹组成的meshwork，而不是由交叉路线组成的network。meshwork是在线的纠缠中构成的，而不是在点的连接中。网状的线条是生命赖以生存的轨迹。[36]简而言之，生命的生态必须是由线索和踪迹组成的，而不是由节点组成的。它的研究主题，不只包括生物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包括它们各自相互交织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生态学就是研究线的生命[37]。

但是纠缠还可以有其他的意涵。艾利克斯·纳丁（Alex Nading）在他研究尼加拉瓜桑迪诺市（Ciudad Sandino）的登革热时，明确说他使用的纠缠概念，受到量子力学的影响。1935年，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读到了一篇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1896-1966）和纳森·罗森（Nathan Rosen，1909-1995）合著的一篇论文[38]，其中描述了后来被称为EPR悖论（EPR paradox）的现象。薛定谔在之后的讨论中使用了Verschränkung这个词[39]。艾利克斯·纳丁借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纠缠这个概念可以在多个层次上替代以往的概念。比如并非健康和环境相互影响，而是身体与地景（landscape）中的变化相互回响（reverberate）。现有的研究试图强调生态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生态层面，而用纠缠作为框架可以打破这个趋势。登革热这样的疾病并不止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而是一个成分混杂的关联的绳节，削弱了空间、社会和物种的藩篱，提供了重思的角度，去思考身体和环境关联的一系列实践。他把纠缠定义为一种展开的，通常是偶然的关联和亲昵，对立和仇恨，它们把人、非人类动物和事物带入彼此的世界。纠缠同时是一种物质、时间和空间条件[40]。当艾利克斯·纳丁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援引量子纠缠来描述他们关心的关系时，是否意味着，纠缠脱离了隐喻，得到了物理世界原则的支持？但是艾利克斯·纳丁讨论的对象基本不在量子态之下，也就意味着，他援引的量子世界的原则又再次归于隐喻。赵家芳（Sophie Chao）提醒我们，即使在思考人、非人类动物和事物之间的纠缠时，也需要回到纠缠的语源，也即回归隐喻。纠缠一词来源于日耳曼语中的thangul，意思是海藻。Thangul让人联想到藻类与桨、网、鱼、其他海洋生物混合在一起的画面，纠缠并非全是正面的，它可以使得纠缠的物种茁壮成长；也可以是强加的，可能自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使一些生物窒息，以支持其他生物的繁殖。[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