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动者网络理论

在曼纽尔·卡斯特描述网络社会中，不仅是社会分工在改变，社会交往的方式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网络成了一个动词，去社交成为当代职业和私人人际交往的核心观念。以其为基本理念的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在近30年内，改变着大众的生活，甚至在改变学术界的知识交流和信息传递方式。在这里，网络不再是社会领域之一，它甚至成为社会（society）的同义词。这样的状况，也使得研究者反思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社会”和作为社会分析方法的“网络”概念。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这样反思所谓的“社会”概念：

当社会科学家将形容词“社会”添加到某些现象时，他们指定了一种稳定的状态，一系列关系，后来可能会被调动起来解释一些其他现象。只要这个词的用法是指已经组装在一起的东西，而不对组装物的性质做出任何多余的假设，那么这种用法就没有错。然而，当“社会”开始意味着一种物质的（material）时，问题就出现了，就像形容词大致类似于其他术语，如“木制的”“铁制的”“生物的”“经济的”“精神的”“组织的”或“语言的”。在这一点上，这个词的意思就崩溃了，因为它现在指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一，组装过程中的运动；第二，一种不同于其他材料的特定类型的成分。[22]

而拉图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新界定social的意义。他强调，作为形容词的social，并不是指一个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是指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而这些事物本身并不是社会性的[23]。这个研究理念得到了一个名字，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而这个名称来自法语acteur réseau。

拉图尔将自己的思想渊源追溯到18—19世纪的植物学家奧古斯丁·彼拉姆斯·德堪多（Augustin Pyramus de Candolle，1778-1841）。他将德堪多称为植物社会学家（plant sociologist），因为在德堪多看来，植物和动物也都是社会性的[24]。将人类之外的对象纳入分析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特征。但是这一点需要在拉图尔之前的研究脉络中理解。

在约翰·巴恩斯的田野工作二十多年之后，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来到了美国加州的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进行他们的田野调查工作。在之后的著作中，他们多次提到了网络这个术语。他们在智力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区分：部分原因是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之间的区别，因果关系的问题出现了：社会群体的形成是否会导致科学家追求某些智力探索路线，或者智力问题的存在是否会导致创建科学家的社会网络？在他们的论述中，科学家嵌入了不同的网络，资助者、政策制定者、监管者以及科学家自己不断增长的科学网络。而科学家构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经得起这些不同网络的考验[25]。在这里网络一方面是科学家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科学家所探索的对象以及基于对象建立起来的事实也被放在了这个网络中。之后，拉图尔在讨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研究中多次提及了网络这个词。他声称要理解一门科学的内容和语境，在使用档案材料时需要呈现造成巴斯德式世界的关联的网络（the network of associations）[26]。在这里他依然关注的是实验室及其外部世界，而对于微生物的实验，及其在更为广泛的外部世界里获得认可的过程，使得科学内部和外部区别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使科学事实流通成为可能的狭长网络”[27]。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关心的不是自然物，是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对象。同时，如果对象不存在，所谓的“网络”也将不复存在。人类之外的行动者在网络中是多样的，具有流动性和差异性。

在重塑了社会的意义之后，拉图尔显然不希望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视为网络分析的延续，他不断强调，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终结。而网络，这个隐喻/概念，显然困扰着他和其他研究者。他声称曾经已经准备好放弃这个隐喻，转而使用“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行动—根茎存在论”（actant-rhyzome ontology）、“创新社会学”（sociology of innovation）等更复杂的词汇。但却又改变了立场[28]。

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终结网络分析，又受困于网络隐喻的限制。于是，研究者也尝试找寻新的隐喻，作为补充和替代。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和约翰·洛（John Law）的选择是社会拓扑学（social topology），这个词能够描述在不同关联模式之间的流动性[29]。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则试图通过一系列隐喻来理解和替代行动者网络理论，她认为，“经典”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一个特殊的隐喻支撑的，在这个隐喻中，科学位于一个“城堡”中，“未经教育的”公众则在城堡之外。为了消解这个隐含的隐喻造成的困境，艾米莉·马丁借鉴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皮埃尔-费利克斯·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的根茎（rhizome）概念[30]。不过，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根茎的隐喻建立在与树/根的隐喻的对比之上，虽然两者并非对立。艾米莉·马丁则强调，根的隐喻意味着，其关联的要素彼此以线性关系排列，像树枝一样分叉，或者说像网络一样分叉。而根茎的隐喻，意味着组合的任何部分都可以与任何其他部分连接。在这里，科学与科学之外的世界不再被城堡隔绝，从更广泛的文化趋势中扎根于科学的意象可以为其提供一种特殊的力量，使科学的对象扎根于网络中[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