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茅盾左翼文学作品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那么，近一个世纪的茅盾研究，对包括《子夜》在内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评价与研究，又是否找到了合适的评价“标准”与准确的解读维度呢？

茅盾的创作可分为不同阶段。其中1927—1936年，即革命文学论争前后与“左联”时期，在茅盾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其创作生涯的开始与第一次丰产期，《幻灭》《动摇》《追求》《虹》《林家铺子》《春蚕》《子夜》《秋收》《残冬》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十年间集中出现。相关研究对这十年间茅盾创作与文学活动的关注也非常集中。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前后的创作（1927—1929）大多描绘国民革命，而“左联”时期的小说（1930—1936）其实仍与茅盾此前的国民革命经历密切相关，两个时段的创作表面上看侧重有所不同，实际上具有某种内在关联性，故而本书将茅盾早期革命文学创作与“左联”时期的作品作为整体加以考察。而对其他时段茅盾创作活动的研究，这里暂不讨论。

首先来看对茅盾革命活动与早期革命文学作品的研究。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阿英在《茅盾与现实——读了他的〈野蔷薇〉以后》等一系列评论中就指出茅盾对1927年后各地的武装暴动表现不足[18]。阿英对茅盾的批评，固然是从共产革命视角出发的，但相较于后来阐释者们相对单一的左翼视角，阿英的批评反而更能够揭示茅盾写作的原始视域，显示出茅盾早期作品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关系，远比其与此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关系更为密切。尽管1949年以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主要以文学研究来论证宏观的革命史，此处难以尽述。新时期以来，美籍学者陈幼石的研究被译介到国内，考察了茅盾早期革命经历与创作的直接关系，尤其注意到《牯岭之秋》等作品对南昌起义及茅盾脱党问题的婉转展现[19]，虽然不免对其中爱情关系的过度解读，但仍具一定新意。其他如孙中田、沈卫威、李广德、丁尔纲的论著及传记写作对茅盾早期革命活动，及茅盾与革命女性的交往均有所考察[20]。梁竞男、张广海的近期论著更深入作品细节来解读大革命的具体历史[21]。许子东最近的研究，则对茅盾早期小说中的家庭关系予以重现[22]。颜同林的研究更关注到茅盾早期小说对底层女性和旧式妇女的书写毫不亚于对革命女性的描绘[23]。殷鹏飞的研究则在陈幼石的基础上，将小说中的恋爱叙事与二十年代政党政治相联系[24]。张武军发现了茅盾的佚作《上牯岭去》[25]，而苏心也聚焦于对该佚作意义的解读[26]。陈建华的专著较注重茅盾革命话语的构建形式[27]。王德威的专著《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则注意到了茅盾脱党行为与此后革命文学创作的此消彼长[28]。

与以往研究不同，贺照田等学者更强调革命文学的社会史研究视角。在最近的研究中，程凯的专著《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首次以大量历史细节呈现了包括茅盾在内的众多作家，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卷入国民革命，并对其文学道路构成决定性影响。尤其注意到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抗的历史转变，如何影响了诸多革命文学作品在后世的解读方式，以及托派遭肃清后，曾经流行的托派观点及文学表述，因何不再可能获得作者本人的承认[29]。姜涛指出这种研究“不简单用现象和差异瓦解‘主流’，或依靠过去结论的‘反题’来推进认识，而是恢复一种学科总体又内在的视野”[30]。从而成为茅盾早期革命文学研究的最新突破。

而赵璕对阿英的评论《〈幻灭〉（书评）》、《〈动摇〉（评论）》与《茅盾与现实》的对勘[31]，则揭示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发表前，阿英在上述评论中误将茅盾小说解读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并揭示出，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主动鼓吹小资产阶级文学后，阿英编辑《茅盾与现实》并收录《〈幻灭〉（书评）》《〈动摇〉（评论）》这些早期评论时，删改修订了自己此前的说法，才开始将茅盾小说视为对小资产阶级的肯定。这样的文献对勘，纠正了研究界长期流行的关于茅盾迫于阿英批判而自我辩护的认识，呈现了革命文学论争中茅盾主动出击，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重要性和革命文学受众应为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现象，为重新审视茅盾的革命文学观与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激进道路之间的差异，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并将茅盾早期革命文学观念与后来“左联”时期的创作联系在一起[32]，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与之相对照，李志毓从情感史维度切入革命史的一系列研究[33]，则揭示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前后，在汪蒋斗争与汪蒋合作的不同背景下，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和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复杂精神历程。为文学研究切入革命史找到了难得的突破口。

其次再来看对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研究。对茅盾“左联”时期文学活动与创作的研究历史较长，譬如早在《子夜》出版之初，侍桁、吴组缃、朱自清、赵家璧、瞿秋白、鲁迅等人，当年都对《子夜》作了相关评价[34]。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丰厚[35]，不再一一赘述，但新时期以来相关研究一度突破较少[36]，茅盾作品更遭到前述蓝棣之等学者的质疑。而与众不同的则是曹万生的研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重新审视茅盾小说创作的思想资源，看到了50年代以来众多研究所无法呈现的茅盾作品面貌，又与80年代的审美视角批评有所不同，进而向回归经济史视角的研究迈进[37]。

而近年来张中良等学者开始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史研究视角。李怡指出这种研究首先须去除特定的先在预设，并提出“解析《子夜》决不能单凭小说中的理性表述与茅盾后来的自我说明，也不能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现成历史判断，而必须回到‘民国历史情境’”[38]。王中忱从军事史角度，指出《子夜》中出现的“铁军”并非叶挺独立团，而是张发奎的粤系第四军[39]，为探寻《子夜》与汪精卫派的关系提供了线索。瑞士汉学家冯铁对《子夜》手稿的谱系学研究[40]，首次以确凿的文献证据证明现存手稿前四章是未受瞿秋白影响的茅盾原稿，为探寻茅盾与瞿秋白的不同观念提供了文献依据。李哲、邬冬梅对《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的研究[41]，采用了经济史视角，经济史数据成为文学研究的材料，为理解作品提供现实依据，而非反过来用文学作品来论证经济史。张全之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子夜》中的工人运动[42]。而刘春勇的研究，更在全球史视野下，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相结合，将“大萧条”视为全球自由时代向统制时代转折的重要节点，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一系列小说的写作，受到中共意识形态对“大萧条”的态度影响[43]。这样的研究，在回归历史视角的同时，做到了从文学之外回到文学之内。可见“民国文学研究是对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而不是以文学为材料的民国研究”[44]。

最后来看对茅盾早期革命文学创作与“左联”时期小说的整体考察。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关注到汪精卫、毛泽东、茅盾三人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的密切工作关系，首次指出“《子夜》的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矛盾的延长”[45]。而熊权的系列论著更将左翼文学中的“革命加恋爱”现象追溯至国民革命，并揭示了茅盾对“左稚病”问题的反思[46]。罗维斯的研究，同样贯穿从《动摇》到《子夜》的不同创作时期，却在研究视角方面呈现了一定的内在连续性，都以社会史视角来审视小说中的时代变革[47]。事实上，茅盾“左联”时期小说创作乃是其早期革命文学的延续，与他本人的国民革命经历密不可分。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茅盾研究，尤其是近年来的最新研究趋势，可以看到，在民国史视角下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历史细节入手，来研究茅盾如何在革命经历与早期革命文学创作基础上开展“左联”时期小说创作，为茅盾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突破方向。而要从整体上为茅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创作找到合适的评价“标准”与准确的解读维度，就更需要回到民国史视角下，展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具体层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