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同人眼中的中国后殖民批评

但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议题的兴起也不仅仅是一个由西方理论话语带进来的问题，它更多地与中国自身的情况有关，因此需要被放置在中国自身历史现实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实际上，最迟到1986年，杰姆逊在其出版的北大讲演录中就已经提到了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到1988年，中国还出版了有关萨义德的专访，而1990年则出现了全面介绍《东方学》的学术论文，但均未引发重大争论。中间经过几年的沉默期，到1993—1994年，有关后殖民和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讨论突然爆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西方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文化批评要处理的是：原宗主国与原殖民地之间曾经存在的关系对于当下欧美国家内部多种族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所具有的影响，以及它对于当代欧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的影响。而对于中国这个文明体来说，从1840年因鸦片战争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以来，思想界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文化从唯我独尊到学习西方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学习西方政体（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再到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又因日本侵略而再度高扬民族文化（无论延安还是重庆，都在强调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冷战格局下全面抵制西方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引入西方文化……可以说，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核心问题。李泽厚所总结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线——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实际上也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激荡的历史。这一点，在汪晖的表述中更为清晰：“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寻求富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5]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反思自我文化身份的“文化热”。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寻找受到“文革”重创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另一方面是接续“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用西方的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性。其中，“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无疑占据绝对的主流。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视角和兴趣明显从西方转向本土，有所谓“国学复兴”，而西方文化开始受到来自知识界内部的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主流的爱国主义话语、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知识界的向“内”（相对于“西”）转，一起构成了90年代的与80年代非常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景观，“西风压倒东风”似乎转变成了“东风压倒西风”。而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必须放在这个语境转换的潮流中来理解。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思想界从比较统一的启蒙思潮走向分化瓦解的时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是反思80年代启蒙思潮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后殖民批评家看来，中国80年代的启蒙实际上是西化，是民族自我的丧失，是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的渗透，是知识分子对西方权力的内化，它由于不合国情及自身的激进而走向失败。中国后殖民主义的使命就是找回失去的民族自我，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反思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与毒害。

而在继续秉承启蒙主义立场的人看来，中国的后殖民主义则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新的逆流，是中国政治走向传统与保守的象征，是挟带着国家权威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又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那场震撼世界的政治风波密切相关，正是这场风波导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引发连锁性反应。它不仅引发了启蒙主义的话语危机，并进而引发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而且使90年代初期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突然紧张。[6]国内也出现了大量民族主义方面的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启蒙立场的学者认为中国后殖民批评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学界的变体，并且从中看到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力策略。徐贲指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调整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身处认同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作用。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代言人的身份。[7]启蒙立场的学者认为此时一股强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切实存在，其证据包括：“东方文化复兴论”的出笼，有人断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们应当让下一代从小就系统学习“四书”“五经”，以重建国民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1991年出版，《人民日报》在显著的位置加以报道与肯定；“国学院”“读经班”“孔子学院”也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国的文化现象兼产业现象；数量可观的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或出版……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会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断，发展出封闭、排外和对抗的倾向，而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批判职责，依附主流，只批国外权力，不批国内权力，这是对知识分子伦理的背叛。

以汪晖为代表的持左翼立场的学者也认同启蒙主义学者关于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是一股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观点，并且也认为中国后殖民批评从来没有想过要像西方后殖民批评家那样站在边缘性的立场来反思主流，缺乏真正的批判性。但他认为后殖民对启蒙的反思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启蒙把现代性的理想方案与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混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僵化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中，人们僵化地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理解问题。因此，他反对启蒙立场学者评价后殖民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在他眼中，中国的启蒙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态。[8]他更愿意从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或取代后殖民主义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自我理解与其他立场学者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强烈反差使中国后殖民批评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不同形象。本书将主要研究那些反对和批评它的人的观点，以解释这种不同形象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通过案例更具体地介绍一下中国后殖民批评在批评实践中表现出的自我定位与想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在对比中理解它的批评者、反对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