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反复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历史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府，贪污不除，无以立本；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不能清除贪污腐败，无以立信。[1]能不能惩治腐败，同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关系到国家兴衰、政局稳定，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因此，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下去，跳出历史周期率，紧紧依靠人民，一刻也不脱离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

腐败是古今中外的社会毒瘤。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者严重腐败导致改朝换代的例子俯拾皆是。据文献记载，早在文明诞生前夜的传说时代，腐败现象就已产生。当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腐败遂成为附着于统治阶级身上的痼疾，在每个王朝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人亡政息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从根本上讲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导致灭亡，严重的腐败导致速亡，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2]夏桀在位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但他不思进取、骄奢淫逸、嗜杀成性，“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朝政更加腐败，日益失去人心，最后把夏朝推向了灭亡的境地。商纣醉生梦死于“酒池肉林”的荒淫腐化、穷奢极欲的生活，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昏庸荒淫，赋敛益重，戍徭无已，天下越发困疲，百姓苦不堪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项羽一把大火将宏伟壮丽的阿房宫烧为焦土，刘邦最终攻破咸阳推翻秦王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西汉虽有“文景之治”、汉武称雄，但是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危机日益严重，终被王莽趁机篡权。东汉时期，宦官外戚交替掌权乱政，政治日益黑暗腐败，国势日趋疲弱，苛捐杂税日趋沉重，最终陷入狼烟四起的境地，黄巾起义导致地方武装兴起并掏空中央政权，终成三国鼎立之势。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隋炀帝荒淫无道，朝廷风气也日渐腐败低迷，门阀和皇权争斗不断，为了私欲滥用民力，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隋朝立国仅仅38年崩塌瓦解，成为继秦朝及西晋后统一全国但又短命的中央皇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强盛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世界上都有着极大影响，然而唐玄宗在位后期逐渐怠慢朝政、耽于女色，朝中奸臣当道、贿赂成风，“安史之乱”后唐朝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元朝的腐败史无前例，王朝建立开始就腐败，而且毫不遮掩，可谓明目张胆“居官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为元朝成为另一个短命王朝埋下伏笔。明宣宗朱瞻基死后，明王朝就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不归路。嘉靖时期的危机更是前所未见，腐败的吏治，如严嵩“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不可数计”，庞大的开支，接连不断的天灾，造成海内凋敝不堪，盗贼公行；明神宗“万事不理”“静摄深宫”，日益挥霍奢靡，与民争利，不知遏止，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党争，成为明亡的祸根。清朝后期，各层机构、各级官员无不贪婪、无不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一时期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这里的“清”，非为“清朝”之“清”，而为“清廉”之“清”，即使是政声清廉的官员，也要捞上成千上万两银子；至于贪官就更不用说了，声色犬马、挥霍无度都无法穷尽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嘉庆抄和珅家得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清朝末年，更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肺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国难当头、危机四伏之际，慈禧太后为过六十大寿，竟然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使慈禧太后大寿过得太平、过得热闹，清政府竟然主张“退让求和”。腐败透顶的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这是历史的必然。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历史，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当然，王朝频繁更迭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共有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昏庸腐朽。无论三公九卿，还是普通小吏，无不利用手中权力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假公济私，搜刮民脂，卖官鬻爵，权以贿成，导致整个社会怨声载道、祸乱并生，最终自毁长城。正如学者王亚南一语道破的改朝换代的规律：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

当今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掌政权的大党、老党由于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而被民众抛弃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其中的教训值得记取。1991年，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同时葬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红色帝国。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为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扼腕叹息，然而最可悲的是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出来抗争，极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其实，悲剧根源就在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认为苏共已经变质、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将其抛弃。在苏联时期，《莫斯科新闻》曾做过一次民调，结果却发人深思。在回答“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这个问题时，接受调查的人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的均占2%；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占7%；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全体党员的利益的只占11%；最出人意料的是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的竟高达85%；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的利益的占13%。[3]从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苏共的前景，苏共亡党就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最终结果。苏共走到这一步，除了苏共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需要，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破坏了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误加深了苏共危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苏共长期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为政不廉，致使苏共和苏联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肌体健康，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官员名册”[4]上的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和公共资源来满足一己私利和个人享受，成为腐败滋生蔓延的催化剂。这种制度导致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大量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他们理想信念彻底丧失，政治诚信严重缺失，官僚主义盛行，党内风气败坏堕落，潜规则大行其道。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选拔任用乌烟瘴气，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明码标价。当时某些地区的党委书记都可以用钱购买，比如，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官职价格是20万卢布，区委第二书记的官职价格是10万卢布。恐怕没人能相信以这种方式买到职务的领导干部会真正为人民服务？特权和腐败联手将苏联送上了不归路。它们不仅使国家物质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更致命的是造成道德上的严重损失，使社会分化加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命运多舛且民生多艰的大多数民众对享受特权、纸醉金迷、欲海横流、贪污腐败却又逍遥法外的领导阶层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苏联社会就像一个随时可以被点燃的“火药桶”，执政党、政府、领导干部的威信扫地。[5]最终苏共从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谋福利的党变成了一个严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党，承载着往日的辉煌与亡党亡国的悲剧命运走进了历史，空留世人惋惜。1993年，日本自民党在大选中遭遇政治“滑铁卢”，失去了连续38年的执政地位。自民党的失败原因固然复杂，但是根源就在于长期执政在党、官、商之间形成畸形的三角关系，使自民党深陷金钱政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金钱对于日本政治家仕途升迁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性。“有钱就能当选，当选就得有钱”是日本政治的铁律。据统计，在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政坛爆发的重大丑闻、舞弊案不下20起，包括田中角荣卷入其中的洛克希德案件、金丸信案件等。金钱政治丑闻把自民党搞得狼狈不堪、声名狼藉，加剧了民众对自民党的厌倦和不信任感，转而把选票投给“有清新之意”的政党，促使日本政党体制由“一党优位制”向多党竞争体制转变。印度国大党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独步政治舞台几十年的大党，却在单独连续执政45年后沦为在野党。纵观国大党由盛而衰的历史，腐败是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原因。国大党从执政之初就开始腐败，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后来蔓延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虽然拉吉夫·甘地在惩治腐败上做出努力，但收效甚微。官员受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在印度司空见惯；为了筹措竞选经费，执政党与“黑钱”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交换关系；吏治腐败大行其道，流氓打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联邦法院法官；贿赂丑闻不时爆发，极大地损害了国大党的声誉，而且成为反对党重点攻击的靶子。国大党的失败再次证明了一个腐败的执政党和政府，其寿命不可能长久的历史法则。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长达71年，并且创造了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奇迹，即便如此，由于革命制度党长期忽视自身建设，又缺乏必要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党内和政府贪污腐化丑闻迭出，影响恶劣，导致党的威信扫地。墨西哥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痛斥道“如果你真正想从政府得到什么东西，你几乎总是能用贿赂得到它”。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官员曾经反思革命制度党丧失政权的原因，认为革命制度党的错误是“背离了人民强烈的要求，人民对腐败与逍遥法外问题和日益贫困忍无可忍”。有的官员认为“腐败成为革命制度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革命制度党几乎成为惯偷和窃贼的党，是腐败导致党的失败”[6]。印尼专业集团党是印尼建国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在连续执政30多年后，同样因为腐败失去民心。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专业集团党几乎把腐败演变成一种国家“文化”。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及其配偶和亲属组成了庞大的商业帝国，控制了印尼的经济命脉产业，印尼几乎所有大型项目都有他们家族的股份。苏哈托执政期间共建立了77个基金会，总额达50亿美元，重要的基金会由他本人掌管，其他的由其家族成员把控。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腐败报告2004》透露，苏哈托在职期间共挪用公款150亿—300亿美元。以“资本家工具”作为座右铭的商业杂志《福布斯》创制的“富豪排行榜”几乎将全球最富有的人物一网打尽，苏哈托也曾有幸入围富豪榜，竟然高居第四位，财富之多令人咋舌。在印尼的重要权力机构中，苏哈托安插了众多亲属和亲信。多名子女和儿媳是国会议员，长女曾担任国家社会事务部长，二女婿长期担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专业集团党的贪污腐败、裙带政权导致民怨沸腾，葬送了政权。统治中国台湾地区长达50年之久的“百年老店”中国国民党在2000年选举中遭遇惨败，宣告了国民党一党单独连续执政时代的终结。严重的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败退到台湾后国民党的腐化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李登辉任内大搞“黑金政治”，官场贪渎、工程弊案如雪球般遍地滚，贿选成为台湾的选举文化，党营事业更是成为国民党贪污腐败的祸根。台湾民众对“黑金政治”厌恶至极，对国民党失望透顶，民进党也在竞选中将国民党腐败问题作为攻击重点。可以说，“百年老店”的崩塌是民众对国民党廉耻荡然、腐败老朽做出的必然选择。

历史忠实地记载着每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走过的足迹，蕴含着丰富的涉及成败得失、兴衰安危、廉贪义利、荣辱正邪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后来者实现更好发展的现成教科书、促人警惕的清醒剂和谆谆教导的老师。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和国外政党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历史经验，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7]人民群众最痛恨消极腐败现象，腐败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在长期执政的背景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都决定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此，保持战略定力，有效防范消极腐败现象侵蚀党的健康肌体，是党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宝贵遗产，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的有益做法，特别要倍加珍惜我们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下最大气力解决好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