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背景和缘由
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记事大约是从商代开始，这时不仅有了甲骨刻辞，而且有了铜器铭文”[1]，与此同时也就有了散文。虽然当时散文内容简单，但有的已经叙事完整，语言生动，可以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原始形态。在随后三千多年间，中国古代散文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散文作家与作品，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数量而言，古代散文为最大宗。
与中国古代散文悠久的历史相比，中国古代散文进入法国汉学研究视野的时间要晚得多。汉学研究是东西方交流的产物，这一交流最初的桥梁是西方传教士，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因地制宜地传教宣道，他们广泛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试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上帝的影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了解、学习并掌握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内涵和思想精髓，同时开始着手翻译，译为西文后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第一批中国典籍由此流传至西方，其中包括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的《大中华帝国史》[2]、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中华帝国史》[3]、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上古史》[4]、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的《中国新纪闻》[5]及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6]等人的著述，这些著作大都将中国视为一片遥远而安详的乐土，之后相继被译成法文，对法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催生了法国汉学的萌芽。1663年，在喜爱中国工艺的路易十四赞助下，法国建立了专门的神修院，招募并系统培训部分传教士，为派往中国做准备。“1685年，六个荣获‘国王数学家’头衔的耶稣会士被选派中国，他们来到北京，从此揭开了法国汉学的序幕。这批传教士研习中国文化，和中国上流阶层交往，增广见闻，有的还长期在清廷为官任职，在较长时期的耳濡目染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7]他们撰写的著作在向法国和西方介绍中国的同时，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法国汉学正是经过他们的中介而兴建起来的。17—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以热情的笔调给法国和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他们注重对四书五经、史传著作的译述和阐释，注重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深层文化的探求，致力于翻译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论著，如《中国五经》[8]《大中国志》[9]《中国哲人孔子》[10]《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11]《中国六大经典》[12]《易经概说》[13]《中华帝国全志》[14]《中国纪年论》[15]《书经》[16]《大学》[17]《中庸》[18][19]等一系列汉学典籍相继在法国出版，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也催生了19世纪法国“中国热”的出现。
“在‘中国热’的历史浪潮中，中国古代诗词、戏剧和小说几乎同步进入法国人的视野。中国古代诗词向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精粹与瑰宝，自法国和欧洲来华耶稣教士将中国古代诗词引入法国后，法国汉学家、作家就对中国这一奇妙的文学品类情有独钟，一代又一代地译介、研究，三个多世纪以来未曾间断。”[20]特别是中国古代戏剧被译介到法国时，不仅引起法国作家与批评家的关注，而且以《赵氏孤儿》为素材创作的《中国孤儿》还经历了“小说与诗词未曾遭际的异国奇遇”[21]，担当起中法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先锋角色。而中国古代小说的译介从最初的仅限于故事传奇、才子佳人类小说的翻译，逐渐发展为译介长篇名作、话本、中短篇白话小说、近代“谴责小说”、情色小说等多个文学类别，成为法国汉学家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了解中国古代风俗民情、民族才智、文化生活、文明形态的重要窗口。
与之相比，虽然《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孙子》等诸子散文和《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自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之时起即已陆续被译介到法国，但其翻译目的直至19世纪末仍停留在了解中国古代的伟大智慧与灿烂文明上，并且主要是作为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参考资料，或作为专业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思想的典籍文献来进行译介，其文学价值尚未被重视，出版的译本在法国也大多被归入哲学、历史、宗教这三大类中，尚未被归入文学门类。
迟至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作为“文学”类别方才进入法国读者的视野。在百余年的译介历程中，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的翻译、研究与接受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就翻译而言，自1926年第一部中国古代散文选集《中国古文选》[22]问世以来，已有《浮生六记》（里克曼版）[23]、《浮生六记》（和克吕版）[24]以及《冒襄：影梅庵忆语》[25]《菜根谭》[26]《陶庵梦忆》[27]《幽梦影》[28]《东坡赋》[29]《荆园小语》[30]《东坡记》[31]共9部全译本，《文选中的赋：研究与文本》[32]《袁宏道：云与石（散文）》[33]《风形：中国风景散文》[34]《徐霞客游记》[35]《南山集》[36]《中国古典散文选》[37]《自然天堂：中国园林散文》[38]《娑罗馆清言》[39]《苏东坡：关于自我》[40]9部选译本，以及《中国古文选》1部节译本出版；就评介与研究而言，出现了各类相关专著、博士论文、译序、书评、文学史与辞典词条等，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翻译与评介在百年间相互融合、相互推动，在译介历程中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历史分期与历史脉络，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已具备了“史”的研究价值。本书的选题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对中国古代散文法文译介的研究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翻译研究和汉学研究对此议题均有所涉猎，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一）翻译研究领域
国内外翻译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未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仅零星出现个别译本的介绍与评述，迟至21世纪方才出现具有学术性的研究成果。
1.在法国，翻译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译本的书评上。1927年艾米丽·加斯帕东（Emile Gaspardone，1895—1982）在《法国远东学院学刊》杂志上发表书评《〈中国古文选〉与〈文选中的赋〉》，对马古烈接连出版的两部中国古代散文选进行介绍，通过对马古烈翻译意图的阐释，比较两部译本在选文文类与翻译内容上的区别后，对马古烈的长篇序言以及翔实丰富的注释做出了高度评价。[41]1993年赫美丽（Martine Vallette-Hémery，？—）在论文集《二十世纪远东文学》中发表了《现代文学初期对古代散文的继承》[42]一文，从古代文学散文的文体范畴、文学特点、文学传统、文学地位、与古代诗歌的关系五个方面阐释中国古代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产生与发展的影响。1996年弗朗索瓦兹·萨邦（Françoise Sabban，？—）在《中国研究》杂志发表《陶庵梦忆》法译本书评《评论张岱的〈陶庵梦忆〉》[43]，分析了《陶庵梦忆》的成书年代、文体分类和主题内容，探讨了法译本的翻译方法，肯定其文学价值、美学价值与历史文献价值。
2.在中国，中国古代散文的法译研究出现较晚，仅仅在21世纪，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中法学界对译本的出版、译者的访谈和出版机构等方面的关注才逐渐出现，并成为一种新的翻译研究形式。2014年祝一舒在《翻译场中的出版者——毕基埃出版社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一文中，展示了法国毕基埃出版社30多年来翻译出版的12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分析了出版业对文本的选择、对读者的培养以及出版策略和商业宣传的成功经验。作为出版成果中的一部分，作者仅在文中简要提及了毕基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译本。[44]2015年《史记》法文全译本在法国出版，在中法两国新闻界、汉学界的推动下，2015年至2016年间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相关评介的热潮，出现了系列评论性文章，如：《〈史记〉法文版译者：司马迁是全世界第一位全面论史者》[45]《巴黎发行〈史记〉全套法文版，法国两位译者工作跨越百年》[46]《法国汉学家倾力译〈史记〉》[47]《〈史记〉辉映塞纳河畔》[48]《〈史记〉全套法文版问世》[49]《潘立辉眼中的〈史记〉》[50]等，并在《欧洲时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孔子学院》等报纸杂志相继发表，就《史记》法译史、翻译策略、翻译目的、读者定位、学界评论以及《史记》译本的史学价值与汉学价值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但其中均未涉及对《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接受的论述和研究。2016年受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办“辞赋诗学论坛”之邀，翻译《东坡记》与《东坡赋》的法国汉学家费扬（Stéphane Feuillas，1963—）接受中国文化院的专访，访问内容涉及其治学历程、治学心得、研究方向、对目前法国汉学总体趋势的把握、对自己译介著作的介绍以及对于汉学研究和青年学者的建议与期待等诸多方面。费扬在访谈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翻译《东坡记》与《东坡赋》的前因后果，提到之所以选择它们，是与其正在进行的宋代士大夫研究息息相关。这篇专访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由中国古代散文法译者谈及自身翻译背景、翻译策略、翻译目的以及译本评价的文章。[5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翻译研究领域自从21世纪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散文的法译历程以来，首次出现了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学术性研究论文。2004年孙晶发表论文《西方学者视野中的赋——从欧美学者对“赋”的翻译谈起》[52]，对辞赋这一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体裁在欧美世界的翻译做了概述，文中以中西文类对比的视角为切入点，考察辞赋在欧美学者视野中的文体类别，指出以有韵无韵的二分法译介辞赋的优势和不足，肯定了以欧洲流行的三分法译介辞赋的做法，文中只简要提及法国汉学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1921—1999）曾翻译《汉代诗人司马相如》[53]一书。2014年康达维发表论文《欧美赋学研究概观》，对19世纪以来的欧美各国辞赋学研究做了综述，证明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国学者在内的欧洲学者早已有了关注《楚辞》研究的倾向，文中简要提及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生平与《楚辞》翻译。[54]2015年车琳发表论文《浅述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在法国的译介》，这是国内首篇有关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历史的学术研究性论文。她在文中以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1902—1972）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为主要文献，同时参考桀溺、班文干等当代汉学家的相关论述和译介成果，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在法国传播和研究的得失。[55]2016年车琳发表《唐宋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56]一文，认为20世纪法国学者中对唐宋时期中国古代散文有所研究的是马古烈、徐仲年、班文干等人，他们不但选译唐宋散文名篇，而且在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时着重阐述古文运动对中国古代散文演进历程的影响，此外还对唐宋散文法译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二）汉学研究领域
与翻译研究相比，汉学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研究历史有较多的关注，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1.在法国，汉学领域对中国古文典籍在法国的研究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于古文典籍研读基础上的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研究。
早在17世纪初，蓝方济（Nicolas Lombard，？—？）神父的著述《大中华王国新见解》[57]于1602年出版，《中华王国、日本、莫卧尔王国新见解》[58]于1604年出版，随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神父根据利玛窦札记编写的《耶稣会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59]于1615年出版。三部著作均对孔子及其思想展开论述，金尼阁的书中还简述了儒家典籍的内容并对儒学在中国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是首次向西方人揭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存在。1696年，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0）神父在其著作《中国现势新志》[60]中详细探讨了有关中国宗教体系、政治体制和文化渊源的问题，并向西方读者描绘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智者形象。
到了18世纪，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59—1654）所著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61]在他离世50年后得以出版，书中探讨中国宗教、儒家思想和理学思想的本源问题，思考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的本质，同时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定性判断，该书在很长时间内框定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宗教的认识方法和问题论域。1729年，担任法国财政总监的西鲁埃特（Étienne de Silhouette，1709—1767）出版《中国政府及道德观》[62]一书，十分赞赏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道德准则。1735年由杜哈德（Du Halde，1674—1743）神父编纂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63]出版，该书篇幅达2500多页，其中第二卷中有关于四书五经的介绍，并附有《书经》和《诗经》选译片断，第三卷中有近300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中国的宗教、礼仪、哲学、民俗等方面。《中华帝国全志》是一部详解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巨著，代表了当时来华耶稣会士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当时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20世纪以来，许多汉学家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基础，尤其是以其中的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为基础，开展中国古代文字、艺术、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民俗、政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于1895—190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64]五卷本，以人文科学的新方法开辟了西方汉学的新途径。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写出《中国古代歌谣与节日》[65]，运用社会学理论解析《诗经》中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成为法国汉学研究中的里程碑。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著有《古代中国》[66]，研究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早期中国史，以独到的眼光解析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思想流派。1982年出版的《中国和基督教》[67]是一部中国与基督教关系史研究著作，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从儒家伦理学的实践性谈起，进而触及它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并探讨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程艾兰（Anne Cheng，1955—）于1985年出版《汉代儒教研究：一种经典诠释传统的形成》[68]，书中以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的角度切入，分析汉代作为一个既接近古儒学的时代又处于佛教传入之前的朝代，如何诠释并形成儒学传统。
2.在中国，汉学研究领域对中国古文典籍在法国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首先，有关法国汉学史的研究是中国对法国汉学研究的重点所在。目前出版的研究论著包括：《欧洲18世纪“中国热”》（许明龙，1999）、《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张西平，2001）、《法国汉学史》（许光华，2009）等，书中均详细论述法国汉学和欧洲汉学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并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文化等方面探究法国汉学对古代中国的探索与研究。此外，一系列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如：《法国汉学的历史概况》（[法]戴密微，《亚洲学报》1966年第11卷）、《汉学研究50年》（[法]苏远鸣，《亚细亚学报》第261卷，1973年）、《法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钱林森，《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汉学和西方汉学世界》（闫纯德，《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1期）、《法国汉学研究史（上、中、下）》（[法]戴密微著，秦时月译，《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冬卷）、《西方早期汉学试析》（计翔翔，《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曹景文、郝兰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法国汉学发展史概述》[张桂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9年第2期]、《跨国度的文化契合——汉学研究与中法文化交流的对话》（[法]雷米·马修、徐志啸，《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等等，对法国汉学“草创期”、“发展期”和“现代期”以及汉学研究与汉学成就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其次，有关明清之际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译介活动成为中国汉学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已出版《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1988）、《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费赖之，1995）、《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国光等，2001）、《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法]杜赫德，2001）等著作，以及学术论文《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研究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何谐，《攀枝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明清耶稣会士中文典籍译介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何谐，《攀枝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刍议》[王银泉，《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张涌，《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明清之际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余泳芳，《法国研究》2012年第2期）、《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罗莹，《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明清耶稣会士中文典籍译介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高璐夷，《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等。这些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16—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译介中国典籍的历史与成果的梳理，以及对译介成果引领西方启蒙思潮、推动西方中国热的论证。此外，还论及中国典籍法译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奠基作用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影响。
再次，中国汉学研究对汉籍法译中的儒学典籍及其对法国儒学研究的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法]汪德迈、[法]程艾兰，《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吴星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谢欣吟、成蕾，《华西语文学刊》2012年第2期）、《〈论语〉在法译介探微》（郝运丰、梁京涛，《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论语〉在法国的传播新探》（詹璐璐、王晓宁，《中国市场》2017年第15期）等论文从不同层面探讨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过程中的译介活动，通过对其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的分析，阐述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学习文本、作为抨击法国社会体系的利器和作为研究中国宗教哲学文化基石的实质性作用与影响。
最后，国内汉学研究对汉学家本身给予了较多关注。2004年朱利安（François Julien，1951—）受邀至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以他的研究为讨论主题的汉学会议，介绍新出版的《本质与裸体》[69]中译本的基本论点及思想步骤。朱利安在《文化研究》杂志对他的访谈中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他在香港任法国远东学院中国分部办公室主任之时，有机会在香港新亚书院学习古文，从而与中国古代散文结缘的经历。[70]2005年《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在《文学遗产》杂志发表，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1952—）在文中介绍了他所作的戴名世研究及其《戴名世年谱》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并对自己翻译《南山集》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的说明。[71]2011年皮埃尔·卡赛（Pierre Kaser，？—）撰写《悼念谭霞客》[72]一文，对谭霞客一生中每一部译作、著作、参与的研究项目等学术成果逐一做了介绍，其中就包括他翻译的中国古代散文集《徐霞客游记》。2014年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Joël Bellassen，1950—）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做了总体评价。在古代文学法译方面，白乐桑特别提到文学类与哲学类的中国古典作品在法国有着悠久的译介历史与传统，译作成果十分丰富，如《道德经》《庄子》《古文观止》等书，说明法国对中国文化著作的喜好，并谈到持续翻译出版中国文学的毕基埃出版社与中国蓝等出版社的一些文化活动和情况。[73]
通过上述国内外翻译领域和汉学领域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评论及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国内外翻译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译本介绍、译本评述、译本影响与出版机构评介等方面，评介成果大多限于对个别译本的书评和报纸杂志的介绍性文字，迄今为止仅有《浅述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在法国的译介》《唐宋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两篇论文真正涉及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译介的情况，尚未出现将译本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解释相关翻译现象的研究，对译介历史的研究也尚未展开，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翻译领域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研究均处于初始阶段，而且目前所涉及论题十分狭窄。可以说，国内外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史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尚未开展。另一方面，与翻译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相比，国内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其关注的中国古代散文仅限于先秦诸子散文和秦汉史传散文，对魏晋以后的散文作品鲜有提及，关注的译介史则仅限于20世纪以前的传教士汉学研究阶段，且主要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的视角切入译介史研究，目前中国国内尚未出现从文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研究成果。尽管汉学研究领域已产生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法国汉学史、明清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译介活动、法国儒学研究、法国汉学家研究四方面产生了比较丰富的论著与学术研究成果。然而，不论翻译研究还是汉学研究，实际上对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史的研究都处于零星的、几乎空白的状态。可以说，国内外对20世纪以来近百年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研究史还未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更未有将译本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对相关翻译现象的阐释性研究。
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翻译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涉及描述性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文化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性别研究、伦理道德研究、口译笔译研究、影视翻译研究、科技翻译研究等诸多方面和领域，与比较文学、史学、语言学、文献学、哲学、符号语言学、词汇学、电子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息息相关。本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对中国古代散文自在法国出现以来的百年翻译与接受史的研究，这里的百年即指1919年至2019年。之所以这样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期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和考量。
第一，本书所指的翻译包括摘译、节译和全译等所有翻译出版和公开发表的文字；本书所指的接受是指评介和研究，包括一般性的介绍和评论与学术性的解读和研究。这里接受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除翻译之外的所有流传手段。这两大方面的内容均被纳入本研究考察的范围之内。
第二，选择1919年至2019年作为本研究的历史阶段，首先是由于1919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之滥觞，1919年也成为中国文学史划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点；其次是由于1926年第一部中国古代散文法译本在法国出版以来，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命运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命运休戚相关，在互相交流与促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独特风景。至于以2019年作为研究的结点，则是以笔者的博士毕业年限为基准，希望将博士论文定稿前国内外最新出现的所有相关研究均纳入本研究的视野之中，与此同时，这一年限恰好也构成了一个自然数字上的百年。
第三，选择法国而非法语世界的译介作为考察对象，是基于目前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现实情况，因为被归在“文学”大类之下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本绝大多数是由法国译者翻译，并由法国出版社出版。
第四，中国古代散文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使其发展为一个庞杂的文体系统，其过于宽泛的范畴为翻译与研究带来了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以法国的视角为出发点，换言之，是将在法国被当作散文的，并被归入在“文学”大类下的中国古代散文的译本与著作作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规避了中国研究视角下古代散文范畴大而散的问题，做到较为精确地定位研究对象，从而为系统、全面但又不失具体地完成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保障。
诚然，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个庞大且历经三千年演变的复杂文体系统，的确很难用一个概念进行圈定，尤其以现代文学观念套用古代文学体裁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偏差。“中国古代散文”这一概念与范畴本身的不稳定性和中法两国对“中国古代散文”这一概念界定的差异性和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但这也正是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此外，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法国文学中没有与中国古代散文相对应的文体形式，概念接受的“错位”如何影响其翻译与评介？中国古代散文在以法语为载体的文化系统中，它的范畴与文本如何被选择？如何被接受？如何被阐释？作为一种在中国范畴不固定、在法国又无对应形式的文体，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是如何被看待的？它的流传与接受的历史、现状、机制如何？在百年的翻译与接受史中产生了哪些变化？存在什么问题？只有探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找到打开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翻译与接受的密匙。因此，本论题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也十分重要。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回答将弥补长久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中一直缺少中国古代散文这一重要文体研究的缺憾。故而，本研究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学术研究意义与历史文化价值。
四 研究方法
本书要对历经一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散文法文翻译与接受进行研究，不仅需要拉网式地查找和阅读相关翻译文本和文献研究资料，而且还需要分析其中所涉及的社会历史因素、译介行为、文本细节和文本关系，同时需要考察和研究其产生、运作和互动的机制，而绝不仅仅是译介事实的堆砌和罗列。那么，如何对庞杂而纷繁的翻译与接受现象进行有效的研究和总结，“系统”概念、比较文学、译介学和接受学相关理论的引入对本书的撰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本书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第一，系统研究法。“系统”，即“一套相互关联的元素，它们正好拥有某些共同特点，这使得它们与不属于这一系统的其他元素区分开来”[74]。以色列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1939—）认为：“将意义现象也即由符号所控制的各种人类交流模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不同元素的聚合体，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众多科学研究者的主导型观念。”[75]他指出引入“系统”概念或许能够成为变革人类科学发展的全新契机，原因即在于“系统研究”能够使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众多要素摆脱被单独描述和分析的命运，转而成为功能主义研究之下动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达到从研究物质实体向研究相互关系的学科研究转向。就翻译研究而言，倘若众多文学译介现象仅被视为孤立的物质实体，那么对其内部翻译机制和接受动因的探索将无从实现，只有将译介现象简化并分类纳入译本、译者、赞助人、异语和源语文化等多种系统之内，才能分析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不同层面的聚合的缘由和动因，发现纷繁译介现象背后的功能性特征和运作机制。因此，系统研究法的引入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这一跨文化的翻译与接受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第二，译介学的研究方法。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文学间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并以“创造性叛逆”作为理论基础，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76]文学翻译具有“创造性”的原因在于译作的产生过程即是原作在新的语言和文化系统重生的过程，而“叛逆性”则在于译作是译者的再创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再忠实的译作也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由此出发，译介学重新定义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译作的文学史价值，认为：“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写，变异和创新，翻译非但不是原文的附庸，相反原文依赖翻译而生。”[77]译介学不局限于翻译文本研究，而是关注译作的发起者，注重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将其视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结果。在对翻译文本进行研究时，译介学跳出语言技巧层面，而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关注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
第三，接受学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中的接受研究是“建立在接受美学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模式，主要研究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被外国读者、社会接受变异的状况”[78]。接受学研究侧重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等深层次原因，对接受主体情感向度和价值判断进行观照。“接受学研究涉及对接受的历史语境、现实语境、文化语境以及心理原因的研究……以探明文学接受中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心理的原因。”[79]这一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史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互动关系，也有助于探究中国古代散文法语译介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与原因。
第四，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将引入历史因素的文学系统研究方法，将比较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历史学研究注重对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的辨证考察，在研究共时现象时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综合考虑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厘清特定时刻文学现象的运作机制；在研究历时现象时梳理文学现象发展历程，总结发展脉络的同时解读其深层动因。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全面历时性描述的网状研究系统，而作为研究本体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史，面对的正是具体历史语境之下开放并流动的语言、文学、社会和文化系统。因此，历史要素对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历程中译介现象的作用和影响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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