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词体肇始于唐，初盛于五代而大盛于两宋，上自帝胄王孙，下至樵夫渔子，作者云起，各擅其美，遂成一代之独绝，而后世莫之能继。宋徽宗崇宁四年，大晟乐府立，“新广八十四调”，因“患谱不传”，万俟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1]，“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2]，“终宋之世，乐章大备，四声二十八调多至千余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赚，有歌头，有促拍，有摊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转踏，有转调，有增减字，有偷声”[3]。至此，词法转密，词事益繁，抑扬抗坠、匀掯顿住、轻重清浊皆有法度，字面、句法、章法、内容、声情、旨趣亦与诗文迥别。词之体性，历晚唐、五代、北宋而奠定，论者以之为词体正宗。[4]不就缚于音律如苏轼者且不论，即如张先、晏殊、欧阳修、黄庭坚等一代作手，也未免贻讥于人。[5]“稍不如格，便觉龃龉”[6]，体性之严，以至于此。

南渡以还，“古音”“古调”“少得存者”，虽“八十四调之声稍传”[7]，而终不能维持词之体统。兵火播迁之际岂容红牙檀板浅斟低唱，黍离麦秀之间焉能绮筵绣幌拟巧夺鲜？更有东坡以诗为词之法垂范于前，稼轩以文为词之法崛起于后，群起而效之，破体之势，遂成一代风会。此后虽有通音识律如姜夔、张炎者极尽字句声腔之能事，而究属寥寥，多数词人已无力斤斤于宫商之间，遂于传统词体本色论之合理性提出质疑并致力改造。其手段主要有二：第一，理论层面，突破词在音乐和文学层面的固有疆域，上溯词源于六朝丽语，进而汉魏乐府、屈宋骚赋，以至于《诗三百》、上古歌谣。王灼《碧鸡漫志》所谓“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8]、张侃《拙轩词话》之“乃赓载歌，熏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9]等，皆为此等论调；第二，创作层面，突破晚唐、五代、北宋格局，以诗文为词，以经史为词，以《诗经》之典雅中正、《离骚》之忠爱缠绵为词之准的，改造词体，由此形成与前此迥然不同的表现范围、审美风貌、文化定位、社会功用等。“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10]“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11]，正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抽绎，论者以之为词之变体。词史上南北宋之争、雅俗之争、本色与非本色之争等，由此绵延数百年。宋室倾覆、蒙元入主以后，词乐失传问题愈演愈烈。“因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失传，而八十四调图谱不见于世，虽有歌师、板师，无从知当日之琴趣、箫笛谱矣。”[12]“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13]是以陈子龙感叹道：“本朝以词名者，如刘伯温、杨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长，大都不能及宋人。”[14]词家无声可倚，创作失据，遂不得不侵入曲体，其上者尚知取前人名作而效之，其下者或强为翻调，或妄度新曲。其间有法正宗者，有法旁宗者，而多不能入两宋堂庑，徒增百弊，词之不振，至此极矣。

明中叶以后，继“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诗文复古运动，词坛也掀起一场全方面的复古救衰运动。[15]正如蒋景祁所言：“士君子不能生际三代，每乐取其近古者道之。而近古者要取轨度绳尺确然可守者而已”，“填词非小物也，其音以宫商徵角，其按以阴阳岁序，其法以上生下生，其变以犯调侧调。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后之欲知乐者，必于此求之”[16]。于是，明清有识之士渐期于恢复词体之旧观：

有合旧词而制谱者，如周瑛、张綖之辈——明代弘治年间，周瑛一改《草堂诗余》“以事为主”的编排方式，“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编成《词学筌蹄》，“逐调为之谱，圜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17]；嘉靖年间，张綖编制《诗余图谱》三卷，“前具图，后系词”[18]“稍存旧制，为溯古之地”[19]；此后，《啸余谱》《文体明辨》《词律》《钦定词谱》等图谱之作相继问世。继有比诸作而求韵者，如胡文焕、沈谦之流——万历年间，胡文焕有感于“世惟有诗韵行，而不知有词韵者”，未免“纽于沈韵，胶于俗见”[20]而作《文会堂词韵》；沈谦等不满“胡文焕《韵》虽稍取《正韵》附益之，而终乖古奏”，遂“博考旧词，裁成独断”，辑成《词韵》一书，“使古近胪列，作者知趋，众著为令，且同画一”[21]；由此开启词家制韵一途，《学宋斋词韵》《词林正韵》等继之而起。其后更有切磨宫商，抉发词乐之秘者，如楼俨、秦之徒——孙致弥及门人楼俨辑录《词鹄》，选录各词“宫调之可知者，叙于前，余以时代先后为次序”，并辅以“段安节《乐府杂录》、王灼《碧鸡漫志》及宋、元、高丽诸史所载调存词佚者”[22]，朱彝尊易其名曰《群雅集》。此后，秦考校宫商，撰成《词系》，一反前人以字数多寡为序的制谱理念。更有凌廷堪、方成培等人，著《燕乐考原》《香研居词麈》，深究词乐之理。诸家之词谱、词韵、词乐之作，未必于古尽合，而其求恢复词体古制则一也，皆欲辨明词体，使作者知所从入，而论者知所从出——此其一也。

词坛选政呈现出新的气象：明代词坛长期笼罩于《草堂诗余》的影响之下，崇祯间卓人月、徐士俊有见于《花间集》“柔声曼节”而“不足餍人”，“《草堂》至长调而粗俚之态百出”[23]，遂辑成《古今词统》一书，“断以正统，予宋，而隋唐为之鼻祖，元明为之耳孙”[24]，试图集《花间》《草堂》《兰畹》之大成，率先举旗以破除惟《草堂诗余》是从的明词习气。此后，《倚声初集》《词综》《瑶华集》等次第问世，后出转精，皆试图从不同角度振起词坛风气——此其二也。

词论之学空前勃兴，“明代中期出现有意为之的大部头的词话专著，这些专著都有综括宋元时期评艺文和言本事两种体式的企图”[25]。陈霆《渚山堂词话》、杨慎《词品》、王世贞《艺苑卮言》于嘉靖年间相继问世。此外，评点之风大行其道，杨慎、沈际飞等人评点《草堂诗余》、汤显祖评点《花间集》、徐士俊评点《古今词统》、王士祯与邹祗谟评点《倚声初集》等，以至于众多词人别集也请名士或熟人评点，个别词集的评点者可达百位以上。同时，词籍序跋大量出现，“明代词籍的整理出版，无论总集、别集、选集，皆蔚为大观，故词籍之序跋题记，数量较多，成绩较大”[26]。张仲谋先生曾“采集到明代评点词集18种”，辑录明代词集序跋“达240余篇”[27]。此外，《词话丛编》系列、《明词话全编》《清代词话全编》《清词序跋汇编》等汇辑文献俱已问世，显示出明清词学广泛涉及词源、词史、词体、词艺、词人、词风等各个方面——此其三也。

在创作层面，正如陈子龙所言“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28]，故词人纷纷借复古而求革新：西陵词人兼采诸体，不主一格，各因其性情禀赋之所近而取法唐宋词人，“并存委曲、雄肆二种，使之各相救”，以求“荡荡乎辟两径”于“词场之上”[29]。同时，有《花间》之风吹拂云间、广陵，稼轩之气鼓荡魏塘、阳羡，二体并行，各有瓣香者。至浙西词派《词综》出而并轨于大雅，常州词派《词选》起而一归于沉厚。诸家矛头所向，虽有不同，而瓣香所在，无不唐宋。词坛风会既开于明末，而词体复兴之势终成于清初——此其四也。

清康熙帝更有总而统之之意：“览近代《啸余》《词统》《词汇》《词律》诸书，原本《尊前》《花间》《草堂》遗说，颇能发明，尚有未备。既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按谱填词，沨沨乎可赴节族而谐管弦矣。”[30]康熙馆臣以皇家名义，编词选，辑词话，订词谱，唯独不及词韵之学，因其所主词无定韵、但取谐耳之说故也。[31]更有民间好事者，欲尽掩前贤，集词学之大成于一书：其先，杭州诸子辑《词学全书》，合词谱、词韵、词论于一书；其后，江顺诒辑撰《词学集成》，于词源“循乃故辙，溯厥本根”，于词体“正变剖分，大小次第”，于词乐“应节角徵，调钟唇吭”[32]，并损益词韵、厘析词派、研讨词法，欲集词学之大成。

得益于以上诸端努力，自清顺、康两朝起，词风大炽，海内文人比比搦管，闺中女子纷纷染翰，“咏歌酬赠，累有篇什，骎骎乎方驾两宋”[33]。仅《全清词·顺康卷》及《顺康卷补编》，即辑录词人2560人，词作63400余首。而其中西陵一郡词风尤盛，有词人372位，词作8978首左右，分别占总量的14.5%和14.2%。再计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天启、崇祯两朝词人，去重、去误以后，计得西陵词人388位，词作总量9730首。在此之外，尚有相当一批存世而未及收录的词人词作。

“清初在西陵出现的是词的全面复兴态势”[34]，这是吴熊和先生20世纪90年代对于西陵词坛的总体概述。词的“全面复兴态势”是明末清初的词史潮流，固然不能完全归功于西陵词坛，但西陵词人率先掀起了对于词体和词史的大总结，其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主动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在明末清初词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其包容开放的词学审美主张与创作取向，强力冲击了明代词坛的固有格局，开辟了词史演化的多重可能性和广阔空间。

一方面，西陵词人为正本清源而频操选政，有意识地通过编选《古今词统》《西陵词选》《见山亭古今词选》《东白堂词选》《古今词汇》等选本，梳理一条风格多元并存且古今一体的词史统序，极力拓展词学路径，正所谓“婉丽者皆宜付艳女红牙，雄放者并可按铜将军之绰板，莫辨其孰古孰今”，以求达到“合古今而一之，彰其盛，抑以杜其衰”[35]的现实目的；另一方面，西陵词人积极研制词韵、词谱，频繁地在选本中选录词论、词韵文献，[36]或汇辑词韵、词律、词调、词论为一整体，[37]或者一人而兼词韵、词律、词论、词选诸务于一身，[38]试图以多种形式全方位指示填词门径，规范词体，创造一种体式规范而风格多元的词坛氛围，以干预创作与批评，消弭词坛长期以来的正变之争、门户之争。所谓“文章小技，原不足争，文章公器，又何可争”[39]，正是西陵词学的奠基者对于流派纷争最早的认知和最明确的表态；再一方面，西陵词人在创作中强调各以其性情之所近而成其艺术风格之独特，规避因时代风气的裹挟而失去自我、走向同化。西陵词坛全面、系统且高度自觉地变革词学的尝试，与云间词坛、柳州词坛等共同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词学复古运动。西陵词坛既是词史复兴潮流的产物，同时又是这一时代风会的前期引领者和后期推动者，以独具特色的理论取向和得失参半的创作实绩矗立于明清词学的拐点上。其词学成就、词坛影响、历史贡献于其他词人词派的著述中斑斑可见。仅就其创作成就而言，不仅有被顾梁汾“极口”[40]相称而谭献奉为清词“前七家”[41]之一的沈丰垣，更有王士祯“无日不相思”[42]而被陈维崧推举为“天下第一手”[43]的吴仪一。清代词学巨擘如此推重，那么，其在现代词学研究领域的遭际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