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生命写作：序
阿尔弗雷德·霍农
尽管20世纪60年代文化重新转向以来，公众的生态问题意识日益增强；虽然政治活动家们也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生态运动只是由局部缓慢地演变成一场全球性行动。对于一个更为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日常存在来说，“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的口号仍然是一条可行的准则，但它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提及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如新闻记者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启示录《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1989）里阐述的那样，气候变化同样会对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人类产生影响。
生态话语发轫于20世纪初，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生态话语起初关注到核能带来的危险及与政治、社会及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在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们已经认识到研究这一领域的紧迫性，提出了“人文绿化”（greening of the humanities）运动[帕里尼（Parini）]，拓展了生态批评领域，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并创办了《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杂志。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依赖于生态运动的各种努力以及美国文学中丰富的自然写作和卓越的当代生态批评作家。生态批评方法本身不仅可用来讨论美国西南部地区和后殖民写作的新形式[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罗道夫·阿娜亚（Rodolfo Anaya），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而且也可用来重新评估美国浪漫主义。自然与自我关系的自传体维度以及性别含义不仅催生了生态传记和生态女性主义[引自戴蒙德（Diamond）/奥伦斯坦（Orenstein）]等新的体裁，同时也产生了从“生命科学”的视角来研究生命写作的新兴医疗人文学科[达马吉欧（Damasio）]。美国境外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也承继美国同行的生态批评实践，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拓展谢丽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的“生态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xviii）这一相当宽泛的定义，英国批评家葛雷格·加勒德（Greg Garrard）将生态批评主义理论化，而研究美国的德国学者胡伯特·扎普夫（Hubert Zapf）则把文学概念发展为文化生态学。扎普夫认为，文学作为对现实的审美转换，具有一种对文化—自然范式进行象征性表达的特殊潜能（2002，2008）。自传体的语用基础依赖于经验自我和文本自我的相关性，为考察文化—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自然写作等同于生命写作，而生命写作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术语涵盖了一切形式的自传实践[引自史密斯（Smith）/沃森（Watson）]。因此，把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自传作品视作环境写作的一种理论联系的新起点也就不足为奇。《瓦尔登湖；或林中日月》（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1854）经典地诠释了梭罗对自己在自然中的体验，这不仅激发了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环境的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思想的产生，而且使这位批评家将浪漫主义意象延伸至跨国的框架（transnational frame）里（比尔，1995）。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环境写作经典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关注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的环境变化，而且也关注全球性的生态与文化的关联性。实际上，《瓦尔登湖》既是一般所说的跨国关系的产物，又是跨大西洋的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因为梭罗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而浪漫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又相应地受到美国自然主义者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和他的《游记》（Travels，1791）的启发。梭罗借鉴了亚洲哲学思想和欧洲资源，《瓦尔登湖》的翻译及其在西方和亚洲语境的广泛接受真正彰显了其世界文学的地位。[见哈丁（Harding）：9]
很久以来，亚洲传统上对生命的不同态度一直激发着西方作家的灵感，影响着西方思想。在《通往精神生态学之路》（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一书中，社会学家、控制论专家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对欧洲社会中构成生命组织的基础——“分裂生殖（schizogenesis）”和亚洲社会创造一个“动态平衡”的意图进行了对比（64-71）。而新的生态学方法有希望克服这些对比或比较的模式，强调一种跨大西洋的视角[格斯杜夫（Gersdorf）/梅尔（Mayer），2006；扎普夫，2008]，并认识到环境文学批评在人文学科中推进生态全球主义话语的潜力（比尔，2007；加勒德）。通过指向在欧洲帝国殖民地对自然开发起着支配作用的“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克罗斯比（Crosby）；德洛格利（DeLoughrey）；汉德利（Handley）]，生态问题和后殖民研究的结合成功地将参照框架从北半球拓展到了南半球[胡根（Huggan）/蒂芬（Tiffin）]。尽管大多数英语作家在进行生态批评的评价时都将非洲、澳大利亚、南亚包括在内，但欧美和亚洲学者之间就生态批评展开的适度合作仍然十分少见。
基于自然写作与生命写作的对等性，自然与生命之间的自传体关系成为生态全球主义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合作的沃土。最新的自传体作品凸显了为了地球居民的生存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在当前生态批评讨论中对梭罗《瓦尔登湖》的重新评价则与此相关。在美国西南部及美国太平洋地区，生命写作的践行者们赋予自我新的表现方式，完美地与自然循环和健康环境相结合。这些作家把北美土著人与原住民的生命写作项目，以及亚裔北美人反映亚洲崇拜自然的传统思想的自传体作品联系起来。这种关于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相互关系的跨文化、跨国界的观点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收录的文章是目前关注生物圈的将来及人文地位的生态全球主义行动的一部分。这些文章最初是2010年在德国美因兹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生态文化组织（WEO）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而第一届WEO国际会议——“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跨文化对话亚洲论坛”2009年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和美因兹联合组织的会议为西方和亚洲，特别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生态批评话语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呈几何级数递增，却面临代价巨大的环境问题。虽然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处理其中一些问题，但环境保护主义似乎仍然是弱势话语，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市中心以外的地区。中国生态学家、防止环境污染的热心人士以及生态批评家如徐明（中国科学院），高占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和许刚（北京作家），对这一话语的兴起及建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在宣传环境理念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美国出版物对环境批评主义的接受常常在人文科学的生态批评实践上起着指导作用，而这已经导致对中国古代自然写作资源的重新发现（见杨金才在本书里的论文）。
除了盘点世界不同地方的生态条件外，大多数参加美因兹WEO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关注生态问题和生命写作项目，其中有些问题和项目体现了过去和现在散居在外的亚洲人，在北美转变了自然崇拜这一传统的亚洲观念。在生命写作的生态方面[阿里斯特（Allister）]出现了“星球意识”的观念，这一观念最初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初见端倪[普拉特（Pratt）]，现在得到了批评家们的进一步发展，比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种族立场和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后马克思主义视角，以及厄苏拉·K. 海塞（Ursula K. Heise）的环境保护主义观。它包含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及相异性（斯皮瓦克）或共生性（吉尔罗伊）理念，并热衷于实现一种“生态世界大同主义或环境世界公民理想”（海塞：10）。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会议论文都在探索人文科学的潜力以强化生态目标，并致力于共同努力进行跨国合作来保持一个宜居环境[铃木（Suzuki）]。
本论文集的论文分为四部分，范围从理论方法到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文学，从通过自然/文明界线的阐释而进行的生态批评实践的调查到人类和非人类的生物圈。第一部分“生态与文学”以胡伯特·扎普夫的论文为开端，他把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文学概念应用于生命写作。这种以自我为导向的生命写作的传统观念的延伸表明了一种自为主体的废除，有利于建立与自然及非人类生物的相互关系。这种对生命写作的再概念化使扎普夫得以解读美国作家如梭罗、梅尔维尔（Melville）的经典作品，他们从自传和生态批评的角度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主题。与拓展生态批评实践的可能性相类似，凯特琳·格尔斯多夫将梭罗在自然中漫步的思想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城市中漫游的观念相联系，并将“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体验与“沥青植物研究者（asphalt botanizer）”的城市运动结合起来。凯思林对于从美国浪漫主义到城市现代主义有趣的揭示，也包含着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批判和对自然生态浪漫主义的批判[参见卡特里奥娜·桑德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关于21世纪国家公园功能的文章]。凯·谢菲（Kay Schaffer）对陈丹燕三部曲《上海的金枝玉叶》的分析，将这一场景转向了中国大都市中的城市环境及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议程，并在新世纪初叶复原了上海20世纪初杰出女性的典范生活，从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从英美生态批评领域到在中国建立生态批评话语的尝试是杨金才和许德金的文章题目。杨金才详细记述了比尔的生态全球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提出了基于中国古代文本的一些新方法。而许德金则通过分析余秋雨的“生态叙述”《借我一生》（2004），调查了中国的生态批评实践。
第二部分“自然与文明”中的论文从梭罗的著名例子出发，探讨了美国和中国文学中“荒野自然”的多样性。比尔吉特·卡佩勒（Birgit Capelle）通过对梭罗将东亚时间概念应用于《瓦尔登湖》和《康科德及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中的调查表明，美国先验论者不是将时间视作抽象范畴或个别现象，而是将其视作存在的一种固有本质。为了分析约翰·马伦特（John Marrant）和捷琳娜·李（Jarena Lee）关于非裔美国人的精神自传作品，吉尼·贾伊莫（Genie Giaimo）追溯了清教徒将荒野视为文明的意识形态的对应面。尽管这些自传作者采用清教徒哀史作传，但他们颠倒了清教徒对自然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因为他们常常在荒野中寻找对抗（白人）文明的庇护所。欧洲人过去对荒野的建构为他们在美洲大陆及剥削土著居民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中十分突出。德博拉·L. 玛德森（Deborah L. Madsen）对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的自传作品《内心风景》（Interior Landscapes）的理解集中在作者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以自然中其他生命形式为代价赋予人类例外主义特权。玛德森认为，维兹诺的生态传记项目探讨了人类权利高于自然、欧洲人的权利高过土著人这一虚妄假设的相似之处，而土著人的星球意识同样包括了非人类物种。萨拜恩·N. 迈耶（Sabine N. Meyer）对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的诗歌进行了后殖民的生态批评解读。据迈耶分析，阿莱克西拓展了人们熟悉的殖民帝国主义和对美国印第安人命运的生态非正义的相关性，在生态灭绝和种族灭绝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因计划不周而使复原梭罗在荒野自然中的体验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死亡，这在曼弗雷德·斯博德（Manfred Siebald）对《瓦尔登湖》三个重写本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尽管他把B. F. 斯金纳（B. F. Skinner）和安妮·迪拉德（Anne Dillard）的版本看作是其科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延伸，但却把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在阿拉斯加荒野中失败的生存试验的复原归类为一种异常行为。规避具有压迫性的政治现实的大自然正是陈广琛对来自中国南方的两篇自传作品的阐释主题。两位传记作者，即现代主义者沈从文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都把北方基于儒家思想的汉文明与长江以南少数民族的自然环境中受道家启发的个人自由作对比。陈广琛认为，在他们传达的生态信息中，两位作者都受到田园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影响，作为晋朝冲突和战争的另一个选择，诗人在这个短篇故事中呈现了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生态乌托邦的最早的例子。
第三部分“树木和动物”中的论文将焦点从人向非人类世界转移，重点关注植物和动物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反映。卡特娅·库尔兹（Katja Kurz）评价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旺加里·玛塔伊（Wangari Maathai）在其自传中对环境行动主义的陈述。这部作品对环境与和平的政治效能基于玛塔伊在肯尼亚的植树项目，以消除英国殖民主义的不良影响，并通过重新造林的社区工作，在这片土地上重植肯尼亚人民之根。与之相似的思想指导尼玛尔·赛尔维莫尼（Nirmal Selvamony）将生态批评与生命写作用来分析泰米尔文化中树与人类的关系。“tinai”一词代表植物、动物、人类群落和作为原始家庭的先祖之灵的共居关系。赛尔维莫尼追溯了该词的语言和文化根源，并调查了家庭及氏族姓氏、泰米尔习俗与诗歌，揭示了树作为祖先的象征和图腾的重要地位。加拿大华裔作家弗雷德·华（Fred Wah）在诗歌中对树的隐喻使用是埃里克·雷德林（Eric Redling）文章的主题。他阐述的重点是华诗中的本体感觉维度，运用了书的封面、装订等超文本成分。萨拜恩·金（Sabine Kim）的文章分析了加拿大诗人唐·麦凯（Don McKay）作品中的人—生物之间的关系。被她称为动物生态行为（zooёtic performance）的鸟类观察经历的诗意再现，把动物世界视为所有生物共享环境的一部分，点明了保护生命的伦理责任。马克·伯宁格（Mark Berninger）通过研究从但丁的基督教文学到日本通俗文化中的萨满传统里的人与动物的相遇以及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的《骑鲸人》（The Whale Rider），追溯了动物寓言及动物作为物质存在和“绝对他者”的象征表述的双重地位。蒂姆·兰岑德菲尔（Tim Lanzendorfer）的文章批评了另一类的动物故事，即哈佛蚁学家爱德华·O. 威尔逊（E. O. Wilson）把关于蚂蚁和蚁国的生物学研究移入小说。通过在一些流行电影中做出相似的尝试，兰岑多费尔指出了对这些动物进行拟人化描述的不足：它们不符合生命写作的常规，而且总是有赖于人类的视角。
最后一部分“环境与伦理”的文章讨论了环境、生态批评以及生命写作实践中面临的一些危险，这不仅会影响到地球上所有生物所需要的和谐关系，而且也亟须一种道德视角。在阿尔弗雷德·霍农的分析中，致仕的明朝官员创造的中国园林文化类似于生命写作这一生态项目。自然与人类社会结构的契合以及外貌和精神活动的关联，都被视作和谐生活的基础，这是加拿大日裔环保家大卫·铃木（David Suzuki）意义深远的生态生命写作项目的设想。根据理查德·玛贝（Richard Mabey）的自传《自然疗法》（Nature Cure）和卡崔欧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的《生态人》（Eco Homo），葛雷格·加勒德告诫在生命写作中，不要把完善的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在他看来，相信自然的治愈力量，必须包含一切生命的科学基础和伦理地位。对于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来说，生态批评有可能从道德上重新为文学文本定位，而在文学文本中自然常常被边缘化。通过列举加拿大、韩国及日本的例子，埃斯托克试图摒弃生态乌托邦的看法，选择去拓展从生命写作到小说创作的生态批评理论和生态批评实践。最后几篇文章对当代小说进行了生态批评及伦理的阅读。通过阅读，阿克塞尔·古德博迪（Axel Goodbody）认为W. S. 塞巴尔德（W. S. Sebald）的小说《土星环》属于自然写作，并将它视作人类苦难与自然灾害相联系的自传写作的例子。塞尔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阅读了雷蒙德·费德曼（Raymond Federman）的后现代超小说，发现生命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生态模因关系。她认为，费德曼对自己具体生活环境的重建与生态及创作超小说的生态自我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比尔格·马特卢埃·塞丁特斯（Bilge Mutluay Cetintas）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斯汀达（Cetintas）认为，在重写毁于大火的这部书稿时，汤婷婷根据生命元素安排书的内容，并运用西方、佛教及道教的宇宙论来描述大自然的力量。与男性有关的战争和火灾等灾难的女性对抗模型是一种写作行为。本论文集以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与美国摄影师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的一篇访谈收尾，访谈是关于由代表“消费景观”的塑料瓶等人为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形式的环境破坏。
我和赵白生向参加会议的所有投稿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对论文进行的修改。组织这样一场美国、亚洲及欧洲与会代表共同参加的国际会议，需要一班能干且不知疲倦的助手及愿意帮忙的人，他们具有跨文化的合作精神和生态批评实践精神。我要特别感谢在生命写作三国博士生学院（the trinational doctoral college on life writing）负责网站和管理会议文件夹的成员们，卡特娅·库尔兹、帕斯卡尔·奇科莱利（Pascale Cicolelli）、安妮塔·乌尔曼（Anita Wohlmann）、潘山（Pan Shan）和荣乐·古滕伯格（Yvonne Gutenberger）；而西尔维娅·阿帕塔伊（Silvia Appeltrath）则充当着所有事务后面那“看不见的手”和大脑，以保持会场内外良好的气氛。
亟须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学者在跨文化层面上讨论生态问题，这一点也成为许多赞助方的共识，他们慷慨地支持这一学术项目。我要向以下机构致以谢意：德国研究基金会，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教育、科学、继续教育和文化部以及环境、林业及消费者保护部，美因兹大学赞助者协会，美因兹跨文化研究中心，美因兹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心，约翰古腾堡大学研究基金，英语及语言学/美国研究系，以及美因兹大学北美研究跨学科研究组。
在出版本书的准备过程中，萨拉·克雷曼（Sarah Kleymann）跟撰稿者进行了通信，并收集了所有的论文。瓦莱丽·波普（Valerie Bopp）、艾米丽·莫迪克（Emily Modick）和金思·特曼（Jens Temmen）不愧是论文审校和版式专家。何秀明（He Xiuming）发挥其汉语专长，对中国撰稿者的文章进行了校对。母语为英语的萨拜恩·金则解决了所有英语语言问题。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加大生态批评的跨文化力度，并进一步推动跨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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