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自2010年由浙江师范大学李贵苍教授和我共同启动“生态文学批评译丛”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迄今已出版3部译著。这本由德国约翰尼斯·古腾堡大学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教授和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合编的题为Ecology and Life Writing（中文译名为《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论文集，历时两年的翻译，其中文版即将付梓于世。在此之际，我愿意简单回顾一下其中的来龙去脉。

2013年7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短暂停留。期间参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位朋友组织的聚会，初逢霍农夫妇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敬珏（Cheung King-Kok）教授，从而得以相识。同年9月，我给霍农教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是否可以汉译2013年由海德堡冬季大学出版社（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Heidelberg）出版的Ecology and Life Writing一书。霍农十分热情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积极联系该书的另一位主编赵白生教授和德国出版社，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便确定好版权授权等事宜，同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免费使用该书的中文版权。霍农不仅亲自出面帮助我解决了版权问题，而且还数次来函告知书中的一些笔误。能遇到如此严谨、热心之人，作为译者的我实属幸运。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共收录24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最初是2010年在德国美因兹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生态文化组织（World Ecoculture Organization）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当前关注全球生物圈的未来及人文地位的生态行动主义的一部分。全书分为“生态与文学”“自然与文明”“树木与动物”和“环境与伦理”四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来自德国的有11人之多，如霍农、马克·伯宁格（Mark Berninger）、比尔吉特·卡佩勒（Birgit Capelle）、凯特琳·格尔斯多夫（Catrin Gersdorf）、萨拜恩·金（Sabine Kim）、卡特娅·库尔兹（Katja Kurz）、蒂姆·兰岑德菲尔（Tim Lanzendorfer）、萨拜恩·N.迈耶（Sabine N. Meyer）、埃里克·雷德林（Erik Redling）、曼弗雷德·斯博德（Manfred Siebald）和胡伯特·扎普夫（Hubert Zarf）；美国学者有吉尼·贾伊莫（Genie Giaimo）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英国学者有葛雷格·加勒德（Greg Garrard）、阿克塞尔·古德博迪（Axel Goodbody）；另有澳大利亚的凯·谢菲（Kay Schaffer），土耳其的比尔格·马特卢埃·塞丁特斯（Bilge Mutluay Cetintas）和塞尔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韩国的西蒙·C. 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瑞士的德博拉·L.玛德森（Deborah L. Madsen）和印度的尼玛尔·塞尔维莫尼（Nirmal Selvamony）；中国有杨金才、许德金和陈广琛三位学者撰文。

霍农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基于自然写作与生命写作的对等性，自然与生命之间的自传体关系成为生态全球主义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合作的沃土。在美国西南部及太平洋地区，生命写作的践行者们赋予自我新的表现方式，把自然循环和环境健康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些作家把北美土著人与原住民的生命写作项目，以及亚裔北美人反映亚洲崇拜自然的传统思想的自传体作品联系起来。这种关于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相互关系的跨文化、跨国界的观点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文集中的24篇论文着重探讨了生态文学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地区个人写作方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涵盖了美国自然写作的传统与亚洲人民对自然的崇拜，同时还诠释了自传/传记文本与电影的关系以弥合东西方话语之间的差异，并为生态批评与生命写作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新的方法，是当前生命写作领域的最新成果。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一书的翻译可谓是集体之作，参与人员主要有我的同事聂咏华、蔡晓斌、李艳和我的学生陈红慧、沈凯麒、徐茜茜、周佳丽、郭婷婷、许心仪等。尽管其中部分参与者仅迻译了单篇文章，且翻译问题甚多，但我的感激之情依旧。学生参译者之所以众多，是源于我一直坚持的把翻译项目带进课堂的教学理念使然，翻译专业学生的培养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真实的锻炼环境，如此才能有效提高其翻译技能。统筹、组织、审校、修改、润色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这些工作让人身心疲惫，耗费精力，相信亲历者能体会个中滋味。幸得聂咏华老师的鼎力相助，帮我分担了部分工作，使这本译著能够按时出版。另外，我也要感谢已经毕业的两位研究生金骆彬和赵粟锋，他们在校期间协助我组织翻译研讨、协调分工等事宜。当然，我最后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赵剑英社长、夏侠女士和慈明亮先生。赵剑英社长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生态文学批评译丛”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夏侠女士作为该社的国际合作与出版部的负责人，为本书的版权转让和协调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而慈明亮先生则为译著的编辑、审校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过硬的专业素质、较高的编辑水平和低调务实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翻译《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过程中，我制定了统一的翻译原则，坚持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英文原著在语言上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专业词汇、名词化、被动句和复合句的大量使用。由于学术著作旨在传递科学信息和学术思想，其科学性和学术性要求译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因此，学术著作的翻译应以忠实为最高标准。当然，在保持忠实标准的基础上，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同时也为了真正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我们还必须追求译文的可读性。我认为，直译可以有效地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而在直译的译文与可读性相冲突的情况下，则采用意译辅助，从而可以确保译文容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此外，考虑到原著采用的是严谨的学术文体，我们汉译时在遣词造句方面也尽量彰显与原著相一致的写作风格。

学术著作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可以活跃学术、交流思想，还可以推动文化创新、促进人类文明。生态批评是对人类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所进行的反思和自省。我国的生态批评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投身于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结合本土文学特色，将中国老庄哲学中的生态资源以及西方与文学的生态资源进行对比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在生命写作方面却鲜有论及，但就生态批评经历的两次发展浪潮而言，第一次浪潮便与生命写作有关，强调对自然保护的强烈责任和对英美自然写作、自然诗歌的关注。因此，如何从生态文化多元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作家和作品，探寻生命写作的价值，这便是我们致力于翻译《生态学和生命写作》的目的之所在。尽管这项翻译工作用时过长，而获利甚微，但其带来的精神愉悦却让人乐此不疲，慰情聊胜于无。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误译之处自是难免，敬请诸位不吝指正。

是为序。

蒋林

2015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