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翻译、评论和出版莎士比亚作品

1904年《大陆》杂志刊登了《希哀苦皮阿传》（即莎传）。莎剧被介绍到中国来，以上海达文社用文言文译，题名为英国索士比亚著的《澥外奇谭》为最早。1904年出版了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16年林纾、陈家麟合作译述了5个莎剧。在戏曲文学和表演艺术方面有很大贡献的清末民初京剧改良家汪笑侬第一次以诗体的形式对莎剧进行了评论。从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到中国人认识到莎士比亚在文学上的价值以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评介和演出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化并受到影响的程度。1921年和1924年，田汉用现代汉语翻译了全本的《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田汉翻译莎士比亚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莎翁的人物远观之则风貌宛然，近视之则笔痕狼藉，好像油画一样。所以引起了我选择译《莎翁杰作集》的志愿”。从此，一个翻译莎作的活动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其中重要的莎译家有：朱生豪、梁实秋、曹未风、孙大雨、虞尔昌、卞之琳、方平、陈才宇、辜正坤等人。1911年天笑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编成《女律师》，可以称为莎剧在中国最早的改编本。《奥瑟罗》《韩姆列王子》等莎剧，都是陆镜若从日本“贩运”回来的。从1923年9月到1981年7月除《创造月刊》（1923年1卷4期）、《小说月报》（1924年15卷4号）分别刊出“雪莱纪念号”“拜伦专辑”，《论语》（1933年第12期）、《青年界》（1933年3卷5期）和《矛盾》（1933年1卷5、6期）分别刊出“萧伯纳游华专号”“萧伯纳来华纪念”“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外，在外国作家中，国内出版个人专号最多的为莎士比亚。由章泯、葛一虹编辑的《新演剧》（上海）1937年8月1日1卷3期出版了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莎士比亚特辑；由欧阳予倩、马彦祥编辑的《戏剧时代》（上海戏剧时代出版社）1937年8月1日1卷3期出版了莎士比亚特辑；由田汉编辑的《戏剧春秋》（戏剧春秋社）1941年10月10日1卷5期出版了莎士比亚纪念辑，并在目录上注明是“莎士比亚逝世325周年纪念辑”；由张契渠编辑的《文潮月刊》（文潮出版社）1948年4月1日4卷6期出版了莎翁专辑；由梁之盘编辑的《红豆漫刊》（南国出版社）1935年6月1日3卷1期出版的“英国文坛十杰专号”评介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14—20世纪的10位作家。[3]直到1981年第7期《外国文学》才出版了“莎士比亚专号”。

晚清思想界的几位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以及稍后的鲁迅、李大钊都在著作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中说：“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严复特别欣赏莎剧不朽的生命力和对人物情感的描写。梁启超将Shakespeare译为莎士比亚，从此沿用至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化派别的斗争也涉及对莎士比亚的看法，鲁迅认为：“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鲁迅在《坟·科学史教篇》中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奈端已也，亦希诗人狭斯丕尔（Shakespeare）……”“奈端”即牛顿，鲁迅认为莎士比亚是文学界的代表，与科学界的牛顿相提并论，可见他对莎士比亚的重视。至于鲁迅对莎士比亚的不恭敬和讽刺，则是针对“中国文士们”拿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教训人、吓唬人（之举），对他们将作为“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作为所谓“体面”“够哏儿的事情”[4]的有力反击，与鲁迅本身对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看法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中国莎学评论还来不及对莎作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在文学论争中以莎士比亚作为论争的武器。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莎学通过介绍苏联莎学的成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