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把青春和生命熔铸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中

在中华民族优秀外来文化宝库中主要有11部《莎士比亚全集》，其中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占有重要的位置。朱生豪译莎“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替近百年来中国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实现了鲁迅“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的殷切期望。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朱生豪“目睹事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莎”。虽贫病交加，然他矢志译莎的决心不动摇，译就了31部莎剧。曹禺说：“朱生豪先生一生为莎士比亚的译作，功绩奇绝，且身前贫苦，不屈不折，终于完成了大业，蚀得敬佩。”朱生豪完全可以和日本的坪内雄藏博士、德国的希雷格尔和匈牙利的亚各尼（John Arang）的功绩相媲美。朱生豪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座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莎士比亚不朽的丰碑。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其重要条件就是他的诗人素质，正是这种诗人素质沟通了两颗伟大的心灵，融合了两个民族语言艺术的创造天才。朱生豪译莎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爱国思想。”许国璋联系朱生豪的境遇说：朱生豪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首要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涩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朱生豪以他的诗人气质和他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成就了翻译莎作的豪举。朱生豪读诗，也写诗，古体、近体、长短句和新诗均各具风骨，不落俗套，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挚爱，工于旧体诗词且擅作新诗，才沟通了中外两个杰出人物的心灵。[5]著名词学家施蛰存感慨：朱生豪除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之外，旧体诗词作得那么好，译莎才能达到达与雅，胜人一筹。朱生豪钟情于英国诗歌，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译莎追求的是“神韵”“意趣”，以“诗情”译莎，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硬译”，更多采用了“意译”。方平认为，以文字的妥帖流畅而言，该以朱译本为第一。朱生豪以诗人译诗，华美艳丽的语言、浓墨重彩的译笔善于表达出浓郁的诗意。但是，有时为了追求文学性和舞台效果，文辞华美、渲染过分、增饰较多，有“雅”而有余、“信”而不足的情况。朱生豪能用优美典雅的汉语形式来表达莎士比亚诗剧中的灵魂，将自然的声音贯穿于诗歌创作和翻译莎士比亚的实践中，保持了莎剧的诗情和神韵。1992年纪念朱生豪80诞辰专题研讨会，2007年朱生豪故居开放仪式暨朱生豪与莎士比亚学术研讨会，2012年纪念朱生豪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先后召开，以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朱生豪研究”专栏的创设，把朱生豪翻译研究不断推向了新的高潮。

梁实秋译莎开始于抗战前夕和抗战中。1930年胡适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拟订的一项庞大的文化计划中，有一项就是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胡适认为把莎士比亚打扮成小说家，实在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他要彻底改变把莎士比亚看作一个小说家的错位，还莎士比亚戏剧家、诗人的本来面目。胡适拟请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和徐志摩翻译莎剧，由于多种原因，最后只剩梁实秋一个人孤独地开始了这漫长的工作。当时，只有20岁的顾仲彝立志用20年时间翻译完成莎剧全集和哈代小说全集。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拟译莎剧时，顾仲彝正好在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得到消息后去函自荐，要求参与，然而译者已定，没有被接受。后来，已经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他再次投书胡适，论述用诗体及散文体译莎剧的问题，未得答复。几年过去了，仅有梁实秋的几种莎剧译本问世，令他相当失望；1930年，他应上海戏剧协社要求翻译了《威尼斯商人》，1931年翻译了《三千金》《李尔王》。

1930年梁实秋赴青岛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他利用空闲时间翻译莎剧，他自己规定每天译2000字，两个月翻译一部莎剧。他最早译成的是《哈姆雷特》《马克白》《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和《暴风雨》。梁实秋译莎孜孜紧扣原作，积铢累寸不轻易改动原文。他说：“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梁实秋的翻译原则是把原文中的“无韵诗”一律译成散文，而原文中之押韵处则悉译为韵语。他不回避难译之处，尽最大努力传达莎氏原意。梁实秋在译莎时尽量遵循原文，忠实而委婉，信实而可靠，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梁实秋在译莎时不是写《雅舍小品》的散文家，而是一个严谨的学者。除了译莎外，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梁实秋主持编写了《莎士比亚四百周年诞辰纪念集》。梁实秋是三四十年代发表莎评最多的学者和翻译家，[6]他的译莎与莎评体现为“对西方莎学研究自觉的整体把握”[7]。

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已有一百多年，期间出现了数位大师级的翻译家，如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曹未风、曹禺、戴望舒、卞之琳、虞尔昌、方平等。孙大雨在翻译《黎琊王》时首创“音组”理论，而且对译文的注释文字字数往往超过了正文，对于读者理解莎作有相当大的帮助。孙大雨历来主张莎士比亚戏剧是戏剧诗或诗剧，而不是话剧（散文剧），原文是不押脚韵的格律诗行（或称抑扬格）五音步“素体韵文”，所以译成汉语不应当是话剧，而应为语体的格律诗剧。《黎琊王》出版时正值抗战结束，孙大雨在书中向“杀日寇除汉奸的抗日英雄致敬”。孙大雨在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几十年里始终对莎士比亚情有独钟，难以割舍对莎氏的一片痴情。莎学家袁昌英、孙家琇、张泗洋、吴兴华、顾绶昌、林同济、杨烈和刘炳善等人均因为热爱莎士比亚而被打成右派，但即使如此也泯灭不了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挚爱。方平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也显示了他对莎士比亚不一般的情感。方平联合当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与翻译界的多位学者翻译出版了《新莎士比亚全集》，并且在中国台湾出版。该书作为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开始的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是我国莎学史上第一部诗体莎剧译本，采用孙大雨首创的“音组”理论，把剧中无韵体诗行翻译成有节奏的语体中文。《新莎士比亚全集》的特点体现在译文语言的新鲜活泼上。译文在保持较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又尽量以口语化的诗体形式表现出来，适合新生代阅读，更适合剧场演出。余光中认为，这样的译本能在舞台上见真章，演员说得上，听众能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