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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志与社科书店

——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〇单天伦

我习惯称黄德志同志为老黄，觉得这样叫更亲切。老黄一直视我为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很多，我也算是一个。在认识老黄之前我就和老黄的先生唐君锡仁兄相识多年。锡仁兄是位非常纯正、厚道的一心做学问的人，是位地理学史专家，著述颇丰，但不太擅言谈和交往，我很敬重他。老黄很有组织才能和交际能力，和老唐两个性格互补，天作之合，相得益彰，铸就了一个美好家庭。

老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笃爱书，只要一谈到与书有关的事，她就兴奋不已。读书、教书、编书、写书、售书，以书为伴，情有独钟。书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原是一名教师，传授知识，教书育人，其乐融融。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编辑，她刻苦学习，勤奋有加，广泛联系学术界，积年累月，深得一些学术大家的信任和学术界优秀中青年学者的喜爱。正在她的编辑工作深入发展、胜任有余的时候，领导发现她不畏困难、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把经营社科书店、扩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销售渠道、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出书籍的社会影响力的重任交给她。老黄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凡与书有关的事，编书出书，增加文化积累、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她乐意；售卖图书，发挥书籍的最大价值、扩大书籍的影响力，以书滋养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素质，她乐意，而且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乐此不疲。这里我仅说说老黄与社科书店的几件事。

一经营艰辛，筚路蓝缕

领导提出让她主管经营社科书店是从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交代任务时并没有提供条件。老黄要从头做起，边学边干，从接管书店、清点库存，到人员招聘、制定店规、保障运营、促进销售，一切都得亲力亲为。筚路蓝缕，个中艰辛、困难，自不待言。仅社科书店前后数次搬家，就够操心、劳神、累人的了。

社科书店也是命运多舛，1981年创办不久就因建设拆迁，1984年才在位于东单以东的长安街南侧、现北京邮电局西端的几间原为职工宿舍的小平房建起新店，地面比街道低尺许。店铺门面很不起眼，但面临长安街，西近东单，东靠北京站，人气还好。老黄接管书店后开阔思路，采取了一些以书为中心但远超出单纯售书的旧书店模式的举措，很快让书店声名鹊起地火起来。我就曾不止一次被她书店各种专题性主题书展所吸引，去参观购书。我手边的李泽厚、刘刚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二卷）就是参观书店书展时所购。

正当社科书店发展兴旺之时，又因长安街改造，不得不搬迁。这可难坏了老黄，且不谈打包搬运，书店几位女同志体力难支，更重要的是搬到何处能保持书店持续发展？她费尽心思、使出全身解数，打报告、找领导，不厌其烦，终于获得李铁映院长的支持，破例在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东段一层腾出办公用房，破墙开门，用作社科书店门面，并且特意将铁栅栏东侧开了一个门，与西大门相对，便于行人光顾书店，于是书店得以东山再起，再度兴旺起来。可好事多磨，又遇“非典”事，为人民健康计，政府和各单位严格管控人员流动，于是东侧门关闭了，之后书店又被调整搬出大楼，不得已搬到贡院东街北端。后来又因社科院住房调整、维修，在贡院东街北到南，搬来搬去。但社科书店却始终在“小巷深处”，远离大街闹市，偏于一隅，人迹难至。

如何趋利避弊，做到“好酒不怕巷子深”，老黄费尽心机，屡出妙招。她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棵大树、这一特殊群体，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请将这里的好书告诉别人，请将别处的好书告诉我们”，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大科研人员的力量，扩大书店知名度，延伸空间。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扩大店内图书的影响，扩大图书销售量。如投影推介新书、好书，举办重要新书出版座谈会，举办学术沙龙，举办学术讲座，把图书摆到人们用餐、聚会的通衢要道旁，摆在各种学术会议的会场外，为学者代购图书，送书上门，还在书店内辟出专区摆设桌椅供顾客阅读选书等。在老黄和她的同事努力下，社科书店几次搬迁，虽然越搬越处僻静地，但社科书店却能在此环境中生存，并持续发展。这生动地应验了一句老话“事在人为”！

我为老黄这种不惧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点赞。

二定位新颖境界出众

老黄办社科书店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她办书店不仅关注经济效益问题，同时或者说更加关注的是书的去向，发挥书的价值和书的作用。她总是本能地从编辑的角度去看书店的营销，把书的社会价值与书店的经济价值综合在一起考虑。在做法上往往是想从出好书（甚至自己动手编好书）、宣传好书、售好书来促进销售量，带动经济利益。她始终把社科书店与社会科学发展，把选好题、编好书、营销好书融为一体。这种经营书店的理念和定位，比起单纯经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学者优秀成果、学术书刊的专业书店来，思路更开阔，境界更高。因为社科书店目标定位与众不同，她经营书店的行为方式也很特别。她以书店为阵地，密切关注理论学术界的发展动向和论争，策划选题、组织编书，以书为载体、论题，组织举办学术讨论会、新书出版座谈会，推介新书，推动理论学术研究，扩大书的影响，赋予书店以学术气息，提升书店的品位等，融汇互动，从而使书店更贴近社会，贴近学术理论界，更有生气，更有活力，从而更加引起人们关注。例如1997年前后，伪气功猖獗，扰乱人们的思想，为了破除迷信，倡导科学，老黄联系科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对伪气功进行揭露批判，并于1997年在社科书店举办座谈会，邀请自然科学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多家新闻单位记者与会，揭露伪气功违背科学的骗人术。笔者有幸参加了“伪科学曝光座谈会”。书店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一些来购书的顾客也驻足旁听。有的人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只能站着听。会议由著名哲学家、党史学家龚育之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两院院士朱光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培育、王俊义等著名学界大家和学者与会。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做了报道，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有力地打击了邪气，为社会传播了正能量。《伪科学曝光》一书以严正的科学反对伪科学，树立正气，普及科学。老黄的这种经营书店的理念和做法，境界高人一筹，我是认同的；一些做法我也认为是可以提倡的。

三编售一身不遗余力

老黄是位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人，更是由于她经营书店的理念所使然，所以她一直是书店经理、出版社编辑（编审）系于一身。作为经理，她把社科书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与此同时，她密切关注社会科学发展动向，特别是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时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组织写书，编辑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很有影响的好书。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中国美学史》，原计划全书五卷，200万字，是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美学通史，已出了第一、二卷；汝信主编，彭立勋、李鹏程任副主编的《西方美学史》，全书四卷，280万字，作者多为国内一流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专家，具有相当权威性。这些重要学术著作的推出，既对学科建设、繁荣学术做出了贡献，也为社科书店提供了有价值、有吸引力的书源，有利于社科书店作为专业书店的地位、品位的提升。老黄说社科书店是她第三个孩子（她有两个儿子），正因为她懂书、编书、酷爱书而又领导经营书店，且为社科书店的创建与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劳，才对社科书店有如此之深的感情。这就是懂书人经营书店的优势，也是老黄编辑、经理系于一身，不辞辛苦、不遗余力的动力源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