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文献文本及缘起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为彝语音译，史诗名中的“特依”（）是个双音节词，义为“书”“经书”“典籍”，无甚疑义。“勒俄”的意义模糊一些，大多笼统地解读为“耳闻”“传说”。“勒”应源于同族词“耳”和“听闻”。尚未有人对“俄”ɣo33进行过解释，本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个虚语素，虚语素的语音不稳定，多变的情形在本史诗和其他典籍中都常见。故认为“俄”ɣo33可能是作为衬音音节以满足语言的韵律和谐，构成无论是史诗还是现代口语都偏好的双音节韵律复合词，从而构成一个专有名词偏好的四音格韵律词。本史诗中另一个高频使用的衬音音节为ɣa33，疑“俄”ɣo33与之同源，只是为了与其前的音节“勒”的高舌位元音趋同和谐，低元音a才音变为高元音o。这些衬音音节往往还兼有其他语法功能，在对史诗的语言学研究中，发现衬音音节与语法功能词之间的兼用和转换（或语法化）是很常见的。此处的“俄”ɣo33就兼表意愿情态，即意为“要/用来听闻的经书”，现代口语中具有同样功能的助词有mo33，二者只是辅音发生了改变。故从本经典名“特依”一词也可以看出，该口传史诗很早就已有书写的文本，作为世代相承的典籍在传诵，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主要的习得途径还是通过“听”，而不是“读”，毕竟文字只掌握在少数贵族和专职人员手中。

前辈先贤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搜集和整理了源自多个版本的《勒俄特依》，包括在民间口耳相传的以及多种彝文抄本，内容涵盖创世、迁徙、战争、英雄等题材，流传于自称为“诺苏” （少数自称“聂苏”）的彝语北部方言区（四川彝族居住区、云南北部和西北部的丽江、迪庆、怒江、昭通等地区及贵州东北部）。“其中著名的有《勒俄特依》《古候》《古候略夫》《武哲》，这四本书的汉文译名分别叫《母史篇》《公史篇》《公史详篇》《子史篇》。这些史传各有侧重和详略。”[1]

美国史诗研究专家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y）和民俗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学者根据史诗的文本来源，将史诗分为：口头文本（oral-text）、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以口头传统为导向的文本（tradition-oreinted text）。[2]《勒俄特依》源于口头传统并广泛流传于彝语北部方言各地，其版本内容大体相同、细节有差异，在此基础上，前辈们整理出了以口头传统为导向的《勒俄特依》文本。美国民俗学家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认为彝族的史诗：“为杭柯所说的 ‘民俗学过程（Folklore Process）’的材料——即把分散的口头文本和与口头相关的文本收集起来加以整合，然后再由当地资深的编辑为大众阅读（这种阅读的受众与文本源出的社区受众是极为不同的）而重新作出阐释。”（马克·本德尔2002）。此观点也得到其他相关领域学者的认同：“我们基本同意马克的上述意见，即将诺苏彝族史诗译本《勒俄特依》大致归为这类 ‘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这类文本经过搜集、整理、翻译的一系列出版流程，其间采取了汇编、整合、增删、加工、次序调整等后期编辑手段，已经渐渐游离了口头表演的文本社区和文化语境，脱离了口耳相传的乡土社会，转而面对的文本受众不再以彝族民众的文本听诵为对象。”（巴莫曲布嫫，2004）。

这样整理出来的文本有多个，有内部油印发行本，也有正式出版物。1960年由冯元蔚、沈伍己整理翻译出版（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审订）, 1978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订，由曲比石美、卢学良（格卢阿萨）、冯元蔚（巴胡母木）、沈文光（果吉宁哈）搜集翻译，冯元蔚、曲比石美整理校订的《勒俄特依》选编为《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辑（以下简称为《原本》）（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承印）; 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由果吉宁哈组织和策划，由岭光电翻译所发行的油印资料本（以下简称《岭本》）；冯元蔚整理的彝文本和汉文译本分别于1983、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其中彝文版本与《原本》大体一致（以下简称《冯本》）; 1988年甘洛县发行规范彝文资料本（以下简称《甘洛本》）; 1980年由岭光电翻译，马海木呷、罗家修整理校订的《古候》 （公史篇）由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付印；1983年由岭光电（译）、伍精忠（校）的《雪族》（《武哲》）（《子史》）；近期有由陈蓉（主编）《彝族传世经典》编委会（编）的《勒俄特依》（2016）；由朱文旭译注的《勒俄特依》（2017年）（以下简称《朱本》）。《朱本》与其他版本相比，增加了国际音标，版本内容与其他版本也略有不同，在释义时也有不少异于以往之处，本书在参考其观点时均已注明。

起初我在阅读这些著述时，发现在不同版本的句译中，虽大部分较为一致，但也有不一致之处，于是开始思考其确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另外，版本虽多，但没有逐词译注，都是逐句的大致翻译，也没有拼音或国际音标转写（本书初稿完成之时，读到朱文旭所译的版本有国际音标），语法标注则更是从未有人做过。对于不懂彝语者只能阅读大致的汉语翻译，而这样的翻译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已抽离了很多“血肉”，只剩下大体的“骨架”，看不到原语言的模样，有的学者已看出这些问题：“而翻译本身将这种族群表述的传统文本移译为汉语阅读，其主要的文化功用不再受本土口头叙事的限制，其间的接受过程也从听觉转换为视觉，从集体听诵转换为个体阅读。因此，这种史诗文本对于一般的汉语受众而非学者而言，主要是一种 ‘文学读物’而非民俗学意义上的科学资料本。”（巴莫曲布嫫，2004）。作为彝汉双语者，大多能感受到彝汉两种语言的《勒俄特依》版本的文学性已是天壤之别，这主要是与客观存在的翻译中的诗性缺失有关。总的说来，以往的句译版本既不便于不懂彝语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使用，也不便于懂彝语但不懂彝文的本族年轻人学习，遂产生了逐词标注音义和语法功能的想法，一方面尽可能地还原成记录“民俗学意义上的科学资料本”，即“准确的民族志资料”；另一方面也是想对其进行语言学的研究，以探究彝语的历时演变轨迹和诗学语言学特征。本人研读最多的《原本》在前言中也谈及：“本资料拟以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项对照编印，因印刷条件限制，只好采用彝文和汉文意译两项，使用时可能有些不便，请予原谅！”前辈先贤们已做出了拓荒性、开创性的艰巨工作，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使命，我辈后学正应站在前人的肩上往前进一步，完成他们未竟的愿望。这是进行本项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