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史诗”的语言学价值及版本的选择
“史诗”一词翻译自希腊语επoc(英语epic),在中国,最初的“史诗”用来指代希腊荷马史诗(现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古典(classics)还是指希腊荷马史诗)。关于“史诗”的原意,西谛(郑振铎)在《史诗》一文中说:“史诗在希腊文的原义是 ‘故事’(story)之意,他们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种有韵的可背诵的故事。” (转引自吴晓东, 2014)“1928年,胡适没有沿袭前人的术语,在《白话文学史》中直接将epic翻译为 ‘故事诗’, ‘故事诗’的提法较 ‘史诗’更为准确,但 ‘史诗’一词已经先入为主二十多年”(吴晓东,2014),吴文总结到学术界对史诗的理解基本上集中在三点:一、史诗的字面意义,即“史”字;二、规模宏大;三、产生时间的久远。当然“史”的概念应当是相当广义的,比如神话性质的创世史诗、人类起源史诗,还有未系统地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战争和迁徙史。
《勒俄特依》正是这样的“故事诗”,即叙事史诗,其语言形式(即“音”)有诗的韵律特点,又有口语的叙事性和故事的完整性(即“义”)。这种融合性既可以体现在同一诗句上,即大多数诗句为五言(少数为七言)韵文,朗朗上口,适合口述史诗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所述内容又是叙事性的;同时又反映在整部史诗中,即除五言和七言之外还有很多口语化的非诗体句子,并有衔接句子起承转合的连接词、表示时体范畴和格范畴的助词、表示话题结构的助词等虚词,其中多功能的语法词很丰富。实词中又有语义区分很细的存在动词,有与彝族传统文化和观念相关的实词,丰富的拟声词、摹状形容词(联绵词)及词类的兼用与活用,以及固定构式。与现代彝语口语相比,文本中实词的构成、“实词——虚化的词——更虚的虚词”的语法化链条显得更为清晰。因此,《勒俄特依》的语言学特点有助于研究彝语历时变化的特点,虽然它以诗体语言为主线,但并非韵律严格、形式严整和完全有别于口语的律诗,也非格式固定的格言,而是包括了大量叙事文体的史诗。彝文文献大多都是用此种亦诗亦叙的文体来表达,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融进当时的口语特点。
关于语言学与诗学的关系理论,结构主义先锋前苏联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Roman Jakobson(罗曼·雅各布森)早就提出:“诗歌要处理的问题是语词的结构,就像绘画艺术所关注的是画面结构一样。而语言学是一门关于语词结构的科学,故可以说诗学是语言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akobson: 1960: 350)。后人将雅各布森诗学体系归纳为语言学诗学,彰显出诗学和语言学相互影响、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
当然,史诗也有一些有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属性和程式(formula),即它不同于其他民间叙事方式的地方,中国蒙古族史诗专家朝戈金(2000: 230—235)归纳了史诗程式的聚合性(表述方式缓慢聚合)、反复性、句式的简洁排列性、结构的俭省性及跨行性等特点。史诗《勒俄特依》的五言体叙事也有如此程式,故语言结构和叙事表达也有别于口语,其意义也可跨行间表达。所以在研究中既关注其与口语的共通性,也要厘清诗学语言学的特殊性、史诗的诗性语言特点、历时语言学特征,以期通过经典文献的研究来窥探语言的历时变化。
关于研究文本的选用,“……活形态的口头文学传统,是随时处于变动之中的。所以它就没有一个所谓 ‘权威的’版本” (朝戈金,2000:72)、(朝戈金访谈)(廖明君1999)。以口头为基础而编订的彝族史诗也是如此,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对经典史诗的音义标注及语言学特点研究,故以1978年由曲比石美、卢学良(格卢阿萨)、冯元蔚(巴胡母木)、沈文光(果吉宁哈)搜集翻译,冯元蔚、曲比石美整理校订的《勒俄特依》(选编为《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辑),即《原本》(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承印)为研究对象,除了明显的笔误,不新增和改动彝文文献内容,篇章名略有改动,遵循以主要内容并采取意译而非音译为篇章名的原则,以便读者对该章内容一目了然。词义标注这项工作前人未曾做过,需要逐词逐字考证,故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上下文来先断词(不好区分词和词组之处以“韵律词”为单位,在语言学研究部分详谈)标注,并参考《原本》的句译,有疑问和不确定之处再参阅其他版本。对于各版本不一致,本人也无法断定的存疑之处再请教深谙《勒俄》的彝族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长者或有传承渊源的学者。即便如此,也依然有少部分字词无法释义或意见不一致,这一方面可能是语音和词义发生了变化,无从考证;或是混有不同的方言土语(以彝语北部方言圣乍土语为主,但也掺有一些所地土语);另一方面少数音节也有可能是误记或讹传,本人不太确定之处也都在文中注明,以待后人研究,避免以讹传讹。本人能确定之处,有些即使和其他版本的译文有所不一致,也没有占用篇幅来加以注明。
虽然不一定有权威版本,但文本的选用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和价值判断的。在文献学中,版本可以根据其时间和通行的程度分为原本(archetype)、亚原本(hyparchetype)和通行本(vulgate)三种(维茨尔,2014)。如前所述,搜集整理出的彝族史诗版本中,《原本》公开发行的时间较早,故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原本”。选此作为研究文本,还基于如下考虑:一、如上文提到的该版本谈及“本资料拟以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项对照编印,因印刷条件限制,只好采用彝文和汉文意译两项”,本书的译注方式希望能了前辈们的夙愿;二、该版本发行较早,但没有正式出版;三、该版本有很多地名、文化名词的注解,在释义时本人参考得最多;四、该版本和后来正式出版和通行的刊物在史诗主体内容上差别不大,版本的通用性和大众性不受影响;五、特别要申明的是,民间流传的《勒俄特依》版本各个部分的详略不尽一致,本研究旨在对文献经典的语言学特征进行研究,故不补充和修改《原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