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阅读提示与思考

（以何种方式与观念去把握中国文化与哲学？）

（1—3方法论/4—6质性论/7时命论）

1.（明）林缉熙

（引者：终生读书说理，乃至走遍了天下，若无自得之入头处，花再多的功夫，都是白费。）

“所谓闻道者，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闲也。”

——《明儒学案·卷六》

2.[德]黑格尔（1770—1831）

（引者：用西方人的话儿来说中国人的心事，正如以鸟语来论人界的事一样的不知其所云。黑格尔所说者，是重要的方法论：我们早就应该结束以西方哲学词语来论述中国哲学的仿袭历史了。）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学科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为必要……思想应当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对于意识来说是直接的，这些概念是它固有的东西，它是在同自己的东西打交道，不是同一个外来的东西打交道。”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商务印书馆，第187页

3.余英时（1930—）

（引者：余氏之论断，既有综观时势的一面，也有其反思的一面。唯其如此，才敢说“负责”）：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怎样读中国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8页

4.张东荪（1886—1973）

（引者：张氏论中国哲学主要特征，言人所未能言，一扫低能俗见与陈腔滥调，促人回头趋向正轨。

（A）中国哲学长于记事重于意义与道德，不追求事背后的本体即实体存在。西洋哲学的始祖泰勒斯把一切都认为由水而出，复归于水。这显然是以水为实在，视万物为现象。所以他的态度根本上把西方哲学决定了，二千数百年都不能跳出此方向。中国人因无这个分别（即“实在—现象”之分别），故中国哲学根本上就不是追求“最后的实在”……中国文化大部分属于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仅仅记载事而已，乃实以往事而视为垂训于将来。故中国的历史同时就是讲道德。“史家记载此事是为了此事有一种意义，而读历史的人们要知道此事亦是因为此事有一种意义。总之，事本身是无法把捉的，而人们所注意的亦只是其意义。”“所以记载历史上的‘事’，没有一件不含有道德的意义。”

“因为中国思想注重于人事与历史，如果有一种历史哲学出现，发明历史演变的新公式，则必可把社会重新振作起来。”中国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梁任公先生说‘法家者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会合而成者也。’这确是真的，不过除了先秦，一到汉初，从此以后，所有中国的思想家无不是混合的与折衷的。”——《张东荪文选》，张汝伦编，上海远东出版社，第369页）

（B）中国象形文字影响中国人的言语构造与哲学思想，乃至文学艺术。“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这一点不仅影响及中国人的言语构造，并且影响及中国人的思想（即哲学思想）……西方人的哲学总是直问一物的背后；而中国人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例如一阴一阳与一阖一辟。总之，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发见中国思想上自始即没有‘本体’（substance）这个观念……可见中国自来就不注重于万物有无本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只以为有象以及象与象之间有相关的变化就够了。”“‘圣人设卦观象’。卦虽不能就是最古的文字，但至少是与文字同一性质的东西。……胡适说，孔子主张象生而后有物，象是原本的模型，物是仿效这模型而成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中国古代思想确是以为先有象而成物……虽则柏拉图的‘意典’（ideas）亦未尝不是象，然则他却主张意典本身是自己存在的。它和八卦上的象完全不同。”“象乃是垂训”。“中国人只讲象与象之间的互相关系，而不问象的背后的本体。因此遂发生相关或相对，后来顺着这个趋势，在文学上乃有骈文与律诗的创造，是外国所无的。”（注：“象与象之间的互相关系”，其实质就是文学与诗的精神。）“中国言语上没有语尾变化，以致主语与谓语不能十分分别，这件事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我所见，可举出四点：第一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第二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谓语亦不成立；第三点是因为没有语尾遂致没有tense与mood等语格；第四点是因此遂没有逻辑上的‘辞句’。”（同上书，第366页）

（C）中国文化的最高最普遍概念是“天人关系”（天人合一）。此“天”仅是对人显示某种“天意”，而非天之实体性。“中国人对天只问天的‘意’在哪里，而决不究天的‘体’（itself）是什么。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天的‘意’就是‘天’……天与天意为一物……天既不是一个东西，则天便不是一个‘体’……中国人的‘天’与西方人的‘本体’概念并不相通。……中国学者更有把‘天’字训为指事，实在就可通。……我们在殷墟发见的卜辞上，必定见到大部分用帝字与天字都是叩询天意……而在《尚书》上却以已定的天意发表出来……所以我们应得知道天所以只等于天意，就是因为与卜有密切关系。卜即是知天意之法。在卜上，人可以知天意，则天与人便相通了。”（同上书，第373页）

“中国人却始终有‘整体’的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我们却不可把整体即认为是‘本体’。须知西方人所谓本体（即本质）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而我们中国却不注重这个材料本身与材料所造者之分别。因此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万物的根底，而是部分如何对于整体的适应。这就是所谓天与人的关系。所谓适应即是天人通。中国思想自始至终可以‘天人关系’四字概括其问题。”“总而言之，中国思想是把宇宙、社会、道德等各方面会合在一起来讲，而形成一个各部分互相紧密衔接的关系，决不能单独抽出其一点来讲。倘不明此理，而以其中某某点拿来与西方思想比较其相同处，则必定有误解。因为抽出来的便会失去了其原义。”由“天人关系”，也必衍生出“仁”德来；“我以为仁的思想依然是天的观念中衍（生）出来的。董仲舒说：‘天高其位而上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其光，其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春秋繁露·离合根》）。可见仁乃是天之德，即从‘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上看出来的。”（第570页）“我们可以主张仁有一个浅义又有一个深义，由浅而言即‘仁者爱人’……至于深义则成仁即为成圣。”“我说仁的概念是从天的概念脱胎出来的，就是因为在最初总是把所有好的方面都归之于天，以为人所以有好的地方是从天得来的。所以在思想上天字与德字以及命字是最初占重要地位……儒家认天是覆育万物使各遂其生，故天之德就是仁。”“纵使孔子说仁甚多（《论语》仁字凡五十余见），但并未有一语真说到仁的内容或本质；所以说的大概全是为仁（即从事于仁）的途径。倘使要问何以孔子不把仁的定义先说出来呢？讨论此问题便会牵涉到中国思想之特征问题……因为定义是西方逻辑上的事，与其全部逻辑原理以及思想格局相关……倘使承认此说，则孔子对仁不下定义与不解释仁之本质乃正是表示孔子代表中国思想的地方。……如果不明此理而强去替孔子下一个仁字的定义，这便是把中国思想的格局打破了。”（第572—573页）“仁义并称之外，又有礼义并称。且礼义并称恐怕还在仁义并称之前，因为仁义并称是以孟子为最显……孟子的仁义并称乃是内外兼顾，但究其起源即是义出于礼，而决不于仁。”（第583—584页）

（D）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巅峰，是孔孟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绝非佛教思想的融入所致；理学受佛教影响仅在修行之方法论上。理学之理，是道德依托之大理，且是一个总体，绝非西方之共相论。冯友兰《新理学》之误即在于以西方共相论来说宋儒之“理”。“（宋明）理学确是继承孔孟之教。其故……在于欲提高道德（注：作为总体观念）必须以形而上的神秘为背景。没有这种背景决不能解决道德的保障问题。普通的道德（注：作为行为守则）和这种情形不同，因为（它）只是拘束常人的……所以我说理学内无论有何派别之争，而大体上终脱不了是神秘的整体主义（注：万物一体说）。证以张子的《西铭》颇为显然。总之，都是想把我与天合一（即绝对合而为一），于是我尽其性，则我之一举一动便心安理得。他们主张整体（即万物一体）乃是专为道德立一个最后的托子。供个人有安顿处。有了这个天人合一的‘尽性’，则行为上一切利害祸福便不发生问题了。如果专从学理上看，亦可以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有人以为宋明理学完全是从佛理蜕化出来，其实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谈。”（同上书，第143页）

“理学确是受了佛学的影响……其最受影响的地方不在于思想内容，而却在于方法。……孔孟虽本含有神秘主义（注：孔子有‘天丧予’之说/孟子有‘尽性—知心—知天’说），却始终没有所以亲见此神秘之方法……即没有修证方法，以亲证此种境界确实存在。至多只能有理论上的推论……（而）印度思想始终是两方面兼顾的，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这两方面就是知识上的理论与修行上的实践。知识方面的那一套理论比中国要玄妙精密得多……印度这一套理论纯粹是形而上学……亦可以说是宗教性的。不像中国的那样，是道德方面的……（印度）其旨在于出世。（就修行实践方面来说），可以总称之为‘瑜伽’（Yoga）……亦可说就是‘禅定’……这一套方法不外乎把人‘心’变化一下，（使之）能看到绝对——即所谓直证真如。但此法又有顿渐二途……中国除了发明顿悟之外，还有一个大发明，就是把出世的修悟方法而用于入世（事业）。作此种发明者就是理学家。”（同上书，第414页）

“印度的瑜伽因与出世教相连，总不免由‘寂’入乎而终于解脱。而中国的这种瑜伽却无论用顿悟或渐悟，其结果乃是得着一个‘乐’字。所以他们注重在日常生活。务使在日常生活上，把此心使其‘活泼泼地’。遇事便可‘当下合理’。这就是所谓‘动直’，与所谓‘静亦定，动亦定’。可见他们不是专在静中求明心见性，乃是在动中（即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中）求尽性乐天知命。他们并不像佛家那样厌恶世间与生活，乃反而对于生活十二分认真，但（又）不流于偏执，只任其自然，所以是常乐。从‘乐’字一点来看，与佛家的‘悲’可谓甚不相同……中国的理学纯是关乎行为，并无宗教的意思，也可以说他们把宗教性的神秘移用于极寻常的行为上……所以我说理学不是纯粹的哲学。”（同上书，第415页）

“宋儒所说的理与柏拉图所说的共相未尝无相似处（皆‘自身潜在’），但其相似之处究较相异之处为少。最大的不同点是宋儒之理总不失为一个。所以宋儒之理不可以种类与数量而分。但柏拉图之共相其本身却就是‘类’（偏于许多个体集合的意思）（注：朱子曰‘理只是一个’〈语类·卷六〉）”，其次，宋儒之理，是体用中之体，“而并不由于理是抽象的，以抽象的来解释理，便是以西洋哲学上新实在论派的所谓的‘共相’来解释理。这是冯友兰先生于其近著《新理学》上所尝试的企图。我则认为和宋儒原理相差太远……（对宋儒来说）新实在论的主张毫无可取，亦许我和冯友兰先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宋儒亦是不走这一条路子的”。（第596页）“（冯友兰）倘若以为宋明理学本来可以作此解释（即本来可以用柏氏共相说以解释之），则我敢言此说不能成立……详言之，即具体的红物决不是依照抽象的红理而出现于此时此地之上（宋儒之‘理’与‘共相’论相似之点，仅在‘自己潜存’上）。”（第600页）（顺便指出：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指出冯著《新理学》的致命处是“谈理学而无心性”。失去心性融会的“理”，绝非宋儒之“理”，亦非中国人的“理”。）

（E）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本体论—宗教‘神学’—逻辑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是同一律之附律）”三者之同一贯通，中国哲学绝无此类问题。“‘本体论’的哲学就是宗教式的思想（注：主宰与创世主）。同一律的名学在暗中就为这种宗教式的思想所左右。亦可以说，哲学上的本体论，宗教上的上帝观，以及名学上的同一律在根本上是一起的。”“有同一，必有本体；有本体必有因果；而原子则附丽于此二者之中。所以西方文化在思想方面上根本即建筑在这几个范畴（本体、因果、原子，同一等等）之上。不明白这几个范畴的重要性与其实在性，则决不能明白西方文化与西方思想为何物。”

“西方思想上是以存在与因果两个概念为二大柱石。同时西洋文化上的理性主义亦是以这两个概念为其支柱。尤其是在这两个概念的相沟通处。”（第474页，372页）

“我敢说一句狂妄的话，中国自晚清以来，输入西洋文化，虽已有数十年之久，然实在对于西洋文化有真正认识的人从来就不多。最奇怪的是愈到后来（即民国十五六年以迄现在——即1946年）对于西洋文化之了解，反而不及清末民初的那些人了。”（第622页）

——《张东荪文选》，张汝伦编，上海远东出版社第369、366、373、413、414—415、417、371、372、474页

5.钱穆（1895—1990）

（引者：中国上古仅有真实的历史传说，而无虚构之神话。这是破时俗之论，使人猛醒，只有回到文化源头的人文真实中，才能重新打开中国的人文历史画卷—“认识你自己”。）

“自尧舜而又推而上之，有黄帝轩辕氏，又上有神农氏、庖牺氏，更上有燧人氏、有巢氏，凡均不得谓无其事无其人。但其人名由后人假定，非前世真有（注：那时尚无文字可以记载流传），故中国古史乃显属历史传述，非神话，非伪造……故中国之上古史，乃以特见中国文化与民族心情之一斑，岂其他民族之神话伪造可相比拟？……或谓中国古史乃一部神话，但中国古人亦非好作神话，仍与中国国民性不合。明属人文社会事，中国人信而好古，本之使然，然姑为之假托一名（注：如夏禹）。则中国古史之异于神话，亦显然可知……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神话），则中国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此岂不别生一甚大问题？令人无可回答。”

——《晚学盲言》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06—507页

6.唐君毅（1909—1978）

（引者：“盘古开天”浑身都是贡献，这是人与天地并生、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其启示是：〈一〉“全部中国学术文化之精神，都应从此悟入，才能通乎其源至乎其极”；中国只有圣人之创造而无西方之神话智慧，其启示是：〈二〉“智慧源于德性”。唐氏之两大律，实是中华文化合二而一的浩天元气，它完全可以消解赶西方时髦的奴性。）

“盘古开天辟地，却象征中国人之自觉在本源上即是伟大的……盘古与天地并长，盘古死了，化身为日月江河，是何等壮丽伟大的人生境界？说天地境界，只能依托此神话（注：即艺术创造之‘传说’）之所启示来说，这是表示人与天地并生，而使天地展开，成日月历天、江河行地的世界。全部中国学术文化之精神，都应从此悟入，才能通乎其源至乎其极。”（注：“天人一体”之一体性，不是“物质”之一体性，而是二者在“生生不息”与“道德”意义上之一体性。此是中土文化功能之一体性，而非西方文化实体之一体性。）

“中国历史传说中，几乎把每一种发明都归到一个圣人神……与希腊之神只代表种种抽象的品德，如爱神、美神、智慧之神便不同，然此（希腊）神到底不是人。在中国则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到历史上存在的圣人……而且是有德之圣人……因而又表示了中国文化精神之一深心之信仰，即智慧源于德性”（注：西方人则反之，是德性源于智慧，康德第二批判之“道德律令”，即来源于纯粹理性）。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32—634页

7.（唐）刘知己（661—721）：

（引者：刘氏是中国的大史学家，一位绝代天才。他说史家要具备“三长”:“史才—史学—史识”，而尤以史识为最。“识”从何而来？刘曰：“不掩恶，不属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然而：何以挽救“人”与“书”之“时/命”乎？皆在于此“识”也。）

“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刘知己《史通·鉴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