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雍正朝严厉整饬下的漕运

经过康熙朝的发展，漕运状况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这并不等于说漕运没有弊端。从康熙晚年开始，吏治疲软，腐败现象越来越多，漕运事务也开始衰微。[36]雍正朝时这种不良倾向在漕运中有明显体现，如粮道任意克扣旗丁钱粮，“佥军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又过淮盘查徒滋扰累，运丁浮费既多，力不能支，因而盗卖漕粮，偷窃为匪，无所不至矣”[37]。总之，官侵、吏蚀、民欠三项渐成普遍现象。面对这种状况，雍正严厉规定：以后各省粮道给发钱粮，不许克扣分厘，沿途武弁不许借端需索，运丁除包揽抗违外，所带些许货物亦无容苛刻盘查。更有甚者，雍正还了解到经管修造粮船的浙江船政同知对旗丁“侵渔尤甚”，认为“此官于漕政毫无裨益”，最后雍正下令立即裁去这一官缺，以免继续剥削旗丁。[38]漕运中的种种弊端已开始影响漕运体系的发展，雍正不仅与大臣们积极商讨，还特别花大力气建立相关漕政和监督制度。四年（1726），要求漕运总督从江苏两位粮道内每年派一人押运漕船一直到山东八闸，等江南粮船全部过淮后立即回任，以强化对重运的稽查。七年（1729），雍正特设巡漕御史四人，专司稽查，其中二人前往淮安，二人驻扎通州，不许官吏向旗丁额外需索。不仅如此，所派遣的巡漕御史还要承担稽查漕船有没有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的责任。[39]州县在征收漕粮时也经常出现勒索、侵蚀漕米的情况，甚至一名征收漕粮的经承侵蚀漕粮达二三千石之多，最后“该州县详参审究，按其米数，照监守自盗律治罪，并将佥派收书之员题参议处”[40]。到通之后，旗丁“于销算时卖补买补，交通各书吏，需索分肥”。各省粮道对漕运官弁或旗丁也有勒掯情弊。种种弊端，须严密监督，雍正制定相关稽查办法，同时令相关官弁和总漕稽查参劾。[41]另外，为了防止挂欠漕粮，对负责征收官员制定了考成定例。

对运河一线各湖泊开始加强管理。资助山东运河水源的各湖泊自古就有水柜之称，因历年黄河水淤，湖泊周围积有肥土，附近居民垂涎湖地，或私种，或开垦，“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济运”，规定：嗣后“凡沿河近地已经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经耕种者，当湖水稍落速宜严禁，不可仍令侵占”。而且各湖堤岸必须修筑坚固，各引河闸座也须按时起闭。[42]除此之外，运道浅涸漫阻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些河段淤浅甚多，时常阻滞粮艘，为此加强了对运河的疏浚和挑挖。其中资助运河水量的水源除了自然降水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依靠附近州县的泉水，然后汇集入湖济运。然泉源时常闭塞，泉水无法及时汇归运河济漕。四年（1726），特设管泉通判一员，以专管泉源事务。无论是泉源还是运河，雍正要求总河、总漕和地方督抚“严饬各泉源所属州县挑浚疏通，汇归运河，务使漕艘前进，并多募民夫协力挽运抵通”[43]。此外，徒阳运河历年以来都是由丹徒、丹阳两县百姓负责挑浚淤浅，“工役物料俱出民间，殊属偏累”。雍正对于此种“杭、嘉、湖、苏、松、常六郡共济之河，而独累两邑之民”的情况深为同情，要求立即改变这种状况，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44]

由于陋规、运河等因素，旗丁驾运北上时的费用明显增加。为了补助旗丁费用，康熙朝时规定：重运北上，每艘漕船可以携带土宜60石，以资旗丁用费。七年（1729），雍正体谅旗丁长途运输之辛苦，在原来规定携带60石土宜的基础上再增加40石，这样每船可以携带土宜100石，并且“永著为例”[45]。次年，又增加携带土宜的数量，规定：漕船头舵工人（每船规定两人），每人准带土宜3石，每船水手合带土宜20石，这样共计可带土宜126石。[46]此外，漕船在途中也时常遭遇意外情况，如漕船的漂没和旗丁、水手等人员的伤亡，除了按照规定豁免部分损失外，雍正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临时性的赏恤。

经过雍正朝的治理和整饬，特别是自养廉银、耗羡归公等制度推行后，“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47]。漕运中因袭而来的不良风气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抑制和整肃。至此，历康熙、雍正数十年间，吏治整肃，漕运由征收、起运到交仓，环节虽然十分烦琐，但运行却基本正常，是漕运的极盛时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