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康熙朝漕运制度的继续完善

顺治朝十几年的努力改变了明末以来漕运的破败状况，虽然初步建立起漕运制度，但漕运状况还是令人担忧，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亲政后的康熙把漕运作为施政的工作重心，曾将漕运作为其当政的三大事之一，“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7]。为了改变漕政窘况，康熙首先提出了漕河并治的方案，将改善漕运与河工治理结合起来。因为河工自明末以来便一直废弛，运河两岸“居民日患沉溺，运艘每苦阻梗”[18]。康熙深知“漕运之事，莫先于运道”[19]，治理河工即是确保漕运。他先后任用靳辅、王新命、张鹏翮等人为河道总督，自己也先后六次南巡，亲赴河工视察。在康熙君臣的努力下，河漕并治的方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漕运因河工的治理而得到巨大的改善。靳辅在康熙的支持下“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20]。之后，总河张鹏翮又开新中河，“将旧中河筑拦河堤一道，改入新中河，则旧中河之上段与新中河之下段合为一河，粮艘可以通行无滞矣”[21]。清口一代采用高筑高家堰、蓄清敌黄、束水攻沙等办法使淮水得以畅流敌黄，“黄、淮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22]。黄河入海口一带由于长期淤垫，致使黄河水不能及时入海，因而阻碍了漕运的畅通，经过治理，“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23]。另外，对运河古浅之处常常疏浚挑挖，确保漕运河道的畅通，这些措施取得显著效果，为漕运的通畅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前提保障。

此外，康熙还加强对漕运事务的管理，建立和完善漕运的相关制度。顺治朝漕粮官收官兑已经作为规定确定下来，但康熙朝时浙江却还有民兑的情况，而且还“另立私截之名，困苦百姓”，康熙得知后立即禁止这种民兑方式，并要求对不遵行者即行重惩。[24]而各省漕粮耗米必须征收本色，然后给予运丁，如有不征本色折银者，漕运总督察参治罪。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漕务的管理，确立“漕艘过淮，总漕随运述职”的制度。[25]

漕粮的运输途中最容易产生各种弊端，所以康熙朝统治者一再严禁水次附载、沿途包买和运官串通奸商作弊，如有此种肆行无忌者，“督漕各官并该地方官一有见闻即行参奏，务将官丁严提，治以重罪；若知而徇情不奏，督漕各官及地方官亦从重处治”[26]。为了补助旗丁的费用，每船允许携带土宜60石，载在漕运议单，以恤运丁劳苦；漕运重船原令各关盘诘夹带私货，但关口甚多，处处盘诘，必定误运，为此规定只于仪真、瓜洲、淮安、济宁、天津五处地方严加盘查。[27]如果“违例多载及拴扎木筏过关者，将货物入官，该管粮道、押运官弁一并题参治罪”[28]。

为了确保漕粮到达的时间，对漕粮运输途中的官员和旗丁“严定处分之例，以警积玩”。但“定例过严，期限迫促，经管文武大小各官及旗丁人等不无苦累”。因此，重新确立了宽严适中的办法。[29]漕粮抵通后如果有挂欠，那么追赔漕米将会逐帮分计，派作十分。欠粮之本旗旗丁名下追赔一半；其余一半由总漕粮道及监兑、押运、佥运等官一体分赔。[30]若旗丁挂欠白粮，“革运追赔外，仍照监守自盗律治罪”[31]。当然，有罚必有赏。康熙对做出贡献者也予以褒奖，“凡有领运照数全完者，应令总漕奖赏；若于额定粮数之外有多交者，计算米数，并领运次数议叙，授以职衔”[32]。以调动旗丁尽力于漕运的主动性。

一般来说，无论何种情况“漕粮例不因灾蠲免”[33]，但遇到有漕州县遭灾的时候，康熙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实际遭灾情况实行蠲免漕粮漕项，以减轻百姓负担。特别是运河一线的州县由于水旱灾害而导致的年岁歉收，除了下令“蠲除额赋，并动仓谷赈济”外，一般还要截留漕粮，“分贮沿河镇市冲要之地，散赈而外即平价发粜”[34]。

康熙朝中后期以后，漕运形势呈现好的走势，期间任用的几任总漕尽心漕务，为漕运的建设做了不少贡献。如郎廷极、桑额、施世纶等，他们在担任漕运总督一职时都尽心漕运治理。

三藩之乱后，有几个有漕省份卷入战争中，因而这些省份的漕运目的便转变成为战争服务了，相应地漕运制度也由于战争的巨大需要而暂时改变。三藩之乱平定后，战时的漕运政策也开始恢复旧例。

总之，经过康熙君臣的不懈努力，漕运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卓有成效，因而在康熙晚年出现了漕运较为畅通、仓储充裕的局面，漕运状况比顺治朝有了巨大的转变，“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至红朽”[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