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杜预的家世、生平与交游

一 杜预的家世

魏晋时期，家族对士人的影响最为深远。而京兆杜氏更是西汉以来的名门望族。杜预自幼受家族门风的熏陶，尤其是祖杜畿、父杜恕对其影响颇巨。

（一）杜畿的生平

杜预祖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生于汉桓帝延熹六年（163），卒于黄初五年（224），时年六十二岁。

《三国志·魏书·杜畿传》云：“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1]年二十即为郑县令，“年少而有大意”[2]。当其时，黄巾军席卷中原，杜畿弃官，举家避乱荆州[3]。继母去世，建安中，杜氏负丧归葬故里。适逢曹操重臣荀彧举荐，“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4]，自此仕途一帆风顺。

杜畿在曹操时期最重要的政绩是治理河东。官渡战后，曹操占据河北河东，但根基并不牢固。高幹在并州谋反，河东形势急转直下。杜畿临危受命，巧妙设计瓦解了高幹的势力，一举稳定了河东。杜畿治河东，“崇宽惠，与民无为”[5]，深得民心。韩遂、马超在西北起兵，弘农、冯翊诸多县邑响应，但“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6]杜畿镇守河东十六年，功勋卓著，多次得到曹操褒奖。《杜畿传》云：“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7]

曹丕登基后，杜畿渐迁至尚书仆射，进入曹魏统治高层。而司马懿此时亦为尚书仆射，由此可见，杜畿深受曹氏信任[8]。黄初五年，杜氏在陶河为伐吴制造御楼船，不幸遇风，溺水而亡。曹丕为此流涕，特意下诏：“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并“追赠太仆，谥曰戴侯”[9]。

史称杜畿“简傲少文”[10]，无著述传世。但其崇儒兴教，立意深远。本传称：“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11]亲自讲授经学，可知杜畿有相当的学养。而且，还乐于提携儒学人才。魏初儒学七宗之一的乐详，正是为杜畿赏识而后显。本传注引《魏略》曰：“博士乐详，由畿而升。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12]可见，杜畿在河东推行儒学，所弘深远。需要提到的是，乐详特精《左传》，早年曾问学于汉末《左氏》学大师谢该，并撰有《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甘露二年（257）乐详“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13]。显然，乐详与杜氏交厚。那么，杜预的《左传》学可能得到乐详的启发。

（二）杜恕的生平

杜恕，字务伯，生于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卒于魏齐王芳嘉平四年（252），时年五十五岁。

魏明帝太和中，杜恕以大臣子拜为散骑黄门侍郎。此时杜恕年已三十，出仕较晚。陈寿称其为人“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14]。由于性格刚直，“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15]。杜恕上疏指出，刺史不宜领兵，因专于民事；朝廷大议官员考课之制，他认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16]。如此之类，皆议论亢直，不同流俗。因此，杜氏“不得当世之和”[17]，在朝廷仅八年，即放外任。

杜恕先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任赵相。不久，杜氏以疾去官，并将家族迁至弘农宜阳。《杜氏新书》曰：“恕遂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大小家焉。”[18]此后，杜恕又先后出任河东太守、淮北都督护军，再次以疾辞官。在外任，杜恕治理之才略逊其父，“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19]。

由于为人耿介清高，杜恕颇为敬重隐逸的高士，曾先后造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焦先、胡昭。《胡昭传》裴注引《高士传》：“河东太守杜恕尝以衣服迎见，而不与语。”[20]又引《高士传》云：“幽州刺史杜恕尝过昭所居草庐之中，言事论理，辞意谦敬，恕甚重焉。”[21]可以说，隐士们的峻洁孤傲，也有杜恕的影子。

杜恕在幽州刺史任上，被征北将军程喜所忌，上疏弹劾，“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249）”[22]。嘉平四年（252），杜恕在贬所郁郁而终。陈寿认为，这个结局是杜氏性格缺陷所致：“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23]

杜恕在章武总结了此生的成败，撰成《家诫》。杜恕告诫子弟，为人不可善恶太清。《家诫》称赞张阁：“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间何者为美，何者为好，敦然似如与阴阳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贵，然而患祸当何从而来？世有高亮如子台者，皆多力慕，体之不如也。”[24]魏晋政权更迭频繁，当权者为巩固统治，对士人多采取高压政策。士大夫善恶过于分明，容易激化矛盾，往往招来杀身之祸。诸葛亮曾叹息吴国张温之败，是由于“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25]。因此，杜恕告诫后代不要执著于善恶，即可避祸消灾。杜恕的倾覆，使其子在宦海中更加谨慎。杜预出外镇守时，常以礼物馈赠朝中贵要。人问其故，杜预云：“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26]

在章武，杜恕发愤著书，成就斐然。而创作的机缘来自友人阮武的规劝：“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27]阮武深知杜恕才堪大任而难为世用，故劝其著书立说，成一家言。汤用彤曾指出：“（阮）武亦法家，亦能知人。”[28]在生命最后数年，杜恕全力投入著述：“在章武，遂著《体论》八节。又著《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29]

杜恕的思想近乎醇正的儒家。他批评当世重法术不重儒学的风气：“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30]而著作《体论》中更鲜明地阐述了杜恕的儒家思想。该书的命名，《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曰：“以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夫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31]可见，杜恕以礼为中心，较系统地整合了君臣、言行、政法、用兵等方面的儒家思想。后世对这部儒家著作评价甚高。汤用彤云：“杜恕作《体论》乃儒家言，殊少法家趣味”[32]，称其是魏晋唯一有体系的儒家著述。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杜恕善于建构理论体系的治学特点，或许对杜预提出“三体五例”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综上可知，杜恕才识卓荦，正道直行，但当世不能尽其才，令人惋惜。然其著述成一家言，立功不及其父而立言过之[33]。

二 杜预生平事迹考略

杜预字元凯，生于黄初三年（222），后两年，祖父杜畿辞世。杜预自幼好学，其《自述》云：“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34]而且，祖父杜畿与大儒乐详交厚，杜预可能幼年即从乐详受《左氏》学，为其后注释《左传》打下良好的根基。杜氏志在功名，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35]。此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

杜预出仕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考。《晋书·杜预传》云：“初，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36]由于杜恕见恶于执政者司马懿，这显然制约了其子的发展。嘉平四年（252）杜恕去世，杜预时年三十一。这对志在功名的杜预已算岁月蹉跎了。而且家族的因素可能也影响到他的性格。《世说新语·方正篇》云：“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37]

杜预仕途的转机在正元二年（255）。《晋书·杜预传》云：“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38]司马昭执政在正元二年（255），是年杜预三十四岁，或在此时娶司马昭之妹。关于这次婚姻，《陈书·袁敬传》云：“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晋武践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39]，那么，杜氏与司马氏的短暂联姻不过十年。需要指出的是，《陈书》所谓“高陵”恐是“高陆”之误，“陵”“陆”两字形近易讹，《通典》亦作“高陆”[40]。杜预娶妻司马氏的原委，史籍中已难索解。不过，1952年出土的《司马芳残碑》为破解这一谜团提供了线索。有学者考证，碑主司马芳即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41]。尤为重要的是，碑阴有“故吏□簿杜县杜畿字伯侯”一行文字，说明杜预的祖父杜畿曾是司马氏僚属，且臣主交好，杜畿在为故主建碑的所有僚属中处第二位。由于司马氏、杜氏是世交，尽管杜恕与司马懿志趣不合，但应不会彻底改变这种关系[42]。随着杜恕辞世，两家的矛盾消失，司马昭正值求贤之际，杜预亦期望晋升，于是一拍即合，司马氏嫁女于杜预，从而笼络了一位杰出的才士。从时间上看，杜预联姻司马氏距杜恕之卒甫三年，始过父丧之期，由此可窥杜预迫切希望改变政治命运的心情。对此，文慧科认为，联姻司马氏与杜预热衷功名的性格相关，此说颇合理[43]。

关于袭爵一事，《三国志·杜恕传》云：“甘露二年（257），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44]杜预封侯得到祖父故交乐详的帮助，但这是与司马氏联姻两年后，乐氏此举属于锦上添花。

约在甘露三年（258），杜预尚书郎任满四年，转为参相府军事。显然，杜氏出众的军事才干得到司马昭赏识。于是，在魏元帝景元三年（262），杜预作为镇西长史，随钟会伐蜀。次年五月正式出征。关于这段经历，史书只有寥寥数语。其一，姜维诈降钟会后，钟会赞美姜氏，“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45]其后，钟会与姜维欲劫持魏兵谋反，却被乱兵所杀，杜预则在乱军中从容脱身。上文未及杜预对钟会之言的反应，但必已洞悉钟会的用心，故在大难前有所防范。《晋书》称赞其机警：“及会反，僚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46]另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所载傀儡皇帝曹奂的诏书：“相国左司马夏侯和、骑士曹属朱抚时使在成都，中领军司马贾辅、郎中羊琇各参会军事；和、琇、抚皆抗节不挠，拒会凶言，临危不顾，词指正烈。”[47]魏廷大加褒奖抗拒钟会的夏侯和、朱抚、羊琇三人而不及杜预，可能杜氏并未严词抗拒钟会，但能在大乱中巧妙保身，足见其人之智。其二，钟会死后，邓艾部将欲解救邓氏父子，卫瓘命田续先行将邓艾杀害。对此，“杜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将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48]。亲见邓艾父子忠而受害，故杜氏深责卫瓘不仁。

晋代魏后，杜预出任河南尹，其时在泰始初。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尹虽是地方官，但内掌帝都外控京畿，地位很高。山涛《启事》云：“河南尹京辇重职，前代皆用名人。圣代已来，有李胤、杜预、王恂、隽不疑，复今减此者也。”[49]据此，杜预可能是入晋后的第二任河南尹。而前任李胤“伐蜀之役为西中郎将，督关中诸军事。后为河南尹，封广陆伯。泰始初，拜尚书，进爵为侯”[50]，则杜预接任亦在泰始初。

泰始三年（267），杜预以河南尹身份参与完成《晋律》的修订，并为之注解。《晋书·刑法志》：“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51]《晋律》修成，杜预为之注解，并在向晋武帝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了刑律“简直”的重要性：“刑之本在于简直”，“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52]。而且，杜氏还严格区分“律”、“令”两个概念，使西晋的律法更清晰且富有操作性。因此，杜预注解的《晋律》一直被南朝所遵奉，号称杜律。

在河南尹任上，杜预还受诏制定官员考核制度。他批评以前过于繁琐的考课制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53]并特别指出：“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54]在剖析旧有考课的弊端后，杜预提出去密从简的考课原则：“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55]在具体操作层面，杜预重视达官对属下的考核，而不仅倚赖制度：“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56]显而易见，杜预提出的考课法，原则是简便易行，与他修定刑律的追求是一致的。

泰始五年（269），杜预为宿敌司隶校尉石鉴所奏，被免去河南尹[57]。当时，匈奴兵多次南下侵晋。次年，晋武帝任命杜氏为安西军司、秦州刺史，协助时任安西将军的石鉴抵御匈奴。石鉴命其率兵出击，杜预以为“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58]。石氏大怒，罗织罪名，“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杜氏虽遭石鉴诬陷免官，但“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朝廷皆以杜预明于筹略”[59]。自此，杜氏运筹帷幄的能力得到朝廷的重视。泰始七年（271）正月，刘猛率匈奴兵再犯，杜预以度支尚书的身份，在朝统筹军务。此时，杜氏意气风发，“乃奏立籍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60]等，所建之策皆被朝廷采纳。而“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61]，被杜预纠察，两人互相诋毁，皆遭罢免。

杜预三次免官皆因宿仇石鉴，这使渐趋平稳的仕途遭受打击。但挫折使杜预懂得隐忍。被罢免秦州刺史后，从弟杜植母严氏来书劝诫。《晋书·列女传·杜有道妻严氏传》载：“植从兄预为秦州刺史，被诬，征还，宪与预书戒之曰：‘谚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62]此后，同僚虽有驳正，杜氏殊少怨恨。《晋书·郭璞传》：“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63]

泰始十年（274）左右，杜预再任度支尚书。这时期，他在朝廷内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礼仪制度上，杜预首倡“谅闇”的丧服制度，并为当政者所采纳。泰始十年，晋武帝元皇后崩。既葬以后，群臣就皇太子是否应在三十六日外服丧一事，展开争论。博士张靖等认为，皇太子在三十六日外，应立即除服，不再服丧；而博士陈逵等据理力争，认为皇太子理应服丧三年，为天下表率。杜预批驳了两派的观点：“案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64]，认为三十六日外可除服，“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65]。事实上，杜预折中了两派的观点，用“三十六日除服”之实，而取“三年之丧”之名，并附会以心丧“谅闇”的古典。究其本质，杜氏的用心显然是：使皇太子不因服丧而失行事之宜，又可顾全其孝子的名分。这番苦心得到皇帝的首肯，“于是太子遂以厌降之议，从国制除衰麻，谅闇终制”[66]。需要指出的是，“谅闇”不是简单的权宜之策。在《春秋经传集解》中，“谅闇”出现7次之多，可见杜氏对“谅闇”之制是深信不疑的。此说在后世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杜预精通历学，咸宁中向朝廷奏上《二元乾度历》，使西晋的历法更趋精密。泰始元年，晋武帝将魏明帝的《景初历》易名为《泰始历》，内容一仍其旧。然而，《泰始历》颇有舛误，杜预因此奏上《二元乾度历》。《春秋长历》记此事云：“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善算者李修、卜显，依论体为术，名《乾度历》，表上朝廷。”[67]可见，李修、卜显所修《乾度历》是以杜预《历论》为指导原则的。而“以《乾度》与《泰始历》参校古今记注，《乾度历》殊胜《泰始历》”[68]，据此，《乾度历》确较当时通用的《泰始历》为优。

杜预善于巧思，在发明创造上颇有成就。后汉南阳太守杜诗作水排[69]，曹魏时期冶铁鼓风之器有马排、人排和水排。《三国志·韩暨传》云：“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70]水排效率虽高，但长流水非随处可得，杜预在任尚书时重新改造了人排，作人排新器，提高了冶铁效率。孟津是自商周以来的险渡，常有舟船在此倾覆，杜预奏请造桥于富平津。泰始十年（274）九月该桥落成，方便了行路者。周朝欹器，自汉末战乱以来，已经丧失，形制遂绝。杜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71]。由此足见，杜氏才艺超群，时人号曰“杜武库”，以赞其无所不通。

在度支尚书任内，杜预不仅优于军国大事，而且对关系民生的问题亦多建树。咸宁三年（277），晋国东南地区大涝，杜预上疏多陈农要。杜氏指出，水灾后颗粒无收，百姓“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72]，当事者应早做储备。杜预关注民生，还体现在对百姓日常生活的留心上。《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引杜预《奏事》云：“药杵臼、澡盘、熨斗、釜瓮、铫盘、钨錥，皆亦民间之急用也。”[73]在杜预的奏议中，常涉及改进百姓生活器物的内容。《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又引《晋诸公赞》：“尚书杜预欲为平底釜，谓于薪火为省。黄门郎贾彝于世祖前面质预曰：‘釜之尖下以备沃洗，今若平底无以去水。’预亦不能折。”[74]此外，杜氏还制造了以流水为动力的谷物加工器连机碓。《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二卷引《晋诸公赞》：“征南杜预作连机碓。”[75]

杜预最重要的功业是平定孙吴。当是时，吴君孙皓残暴，国力日衰，已现亡国之象。晋武帝与羊祜、张华密谋伐吴大计。朝中重臣贾充等皆反对，唯杜预赞成伐吴。咸宁四年（278），镇守荆州的征南大将军羊祜病重，推荐杜预代己。不久，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全盘负责伐吴。杜氏为此役作了精心的筹划。首先，奇袭吴西陵督张政，成功离间吴国君臣，使孙皓调走精通军事的张政。临战易帅乃兵家大忌，这是杜预伐吴成功的第一步。在准备工作完成后，杜预开始伐吴第二步：上表请期。杜预首次上表晋武帝请伐吴之期，武帝答之明年。眼见伐吴良机坐失，杜氏心急如焚，一月内又两次上表，力陈伐吴之利。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76]细剖利弊，辞情恳切。在张华的推动下，武帝同意杜预出战。而杜预采用正奇结合的策略，这是成功伐吴的第三步。太康元年（280）出兵后，杜氏命参军樊显、尹林等率大军沿长江西上，一路势如破竹，屡克城邑；同时，又命牙门管定、周旨等率奇兵八百，夜渡长江偷袭乐乡，并虚张声势，多布疑兵，打击吴军的士气。在王濬大军的协助下，周旨等人乘虚生擒吴都督孙歆。而杜预亲率大军克江陵，深入吴国腹地，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经过伐蜀之役，杜预深刻认识到名士争功与功高震主的潜在危害。因而，杜预鼓励王濬破石头城而不与争功；当平吴胜利后，不敢居功，“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77]。

杜预一生经历过三次大战役：伐蜀、抗击匈奴与平吴。其军事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善用计谋。杜氏每逢用兵必有筹划，又能临战应变，故战无不克。平吴之役，部属生擒吴军统帅孙歆，“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78]，可见全军上下对杜预智慧的钦佩。而“吴人知预病瘿，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79]，吴军应对无方，只能诅咒和丑化杜预。而杜氏本非行伍出身，《晋书》本传称：“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则居将率之列。”[80]

伐吴胜利后，杜预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勤于讲武，修立泮宫。又派兵攻破山夷，占据要害之地，稳定了荆州的局势。此外，又兴修水利，造福于民。“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分定，公私同利。众庶赖之”[81]，百姓称杜预为“杜父”；又“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82]。由此杜预获得了吴人的爱戴，时人为之歌云：“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83]

孙吴平定后，杜预功名已著，乃潜心立言。如其《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84]二书完成，标志着《春秋左传》杜氏学的诞生。适逢太康元年（280）汲冢出土战国竹书，杜预认真研读后，在太康三年（282）撰写了《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为其《左传》研究画上圆满的句号。

太康五年（284），杜预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至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晋武帝甚为嗟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杜预事先有遗令，葬于洛阳城南首阳山，长子杜锡袭其爵。

杜预为人有儒者风：“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85]于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恪尽职守。凡事善于考量其始终，三思而行，故鲜有败事。然而，杜预毕生追求功名，好名之心时有过甚。为使后世不忘己功，杜预曾刻碑记其勋绩，一沉深渊之底，一树高山之巅[86]。而其性格也有可议者。杜预犯有瘿病[87]，在进攻江陵时，吴人用瓠瓜系狗颈及砍掉大树似瘿者，来嘲笑诅咒杜氏。“及城平，尽捕杀之。”[88]显然，杜预此举有泄私愤的意气成分，可见其性格中的残暴。

纵观杜预的一生，立功立言，彪炳史册。《晋书》本传称：“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言其兼擅政事、言语、文学三科也。又称：“《春秋》有五，独擅其一”[89]，言其为《左氏传》之功臣。唐贞观二十一年（647），杜预被尊为先师，配飨孔庙[90]，从而肯定了他在儒家经学上的地位。

三 杜预交游考

魏晋时期的文人集团引人注目，其著者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士大夫的志趣好尚也从他们的交友群体中反映出来。而与杜预过往较密的有羊祜、张华、挚虞、陈寿、张轨诸人。下面我们分别考察。

西晋立国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定孙吴统一华夏。在这个问题上，晋武帝朝臣分为两派，以贾充、荀勖为首的诸多大臣反对伐吴，而羊祜、张华与杜预同为主战派。《晋书·杜预传》：“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91]那么，我们就先考察羊祜、张华二人。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晋书·武帝纪》载：“泰始五年二月……壬寅，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92]自此，羊氏为灭吴开始长达十年的精心筹备。咸宁四年（278），羊祜“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93]。伐吴是当时晋王朝的头等大事，羊祜直到临终前才交付杜预，显然反复考量过继任人选，故对杜预的为人与才能深信不疑。史传无两人交往的明文，但其志趣之契合由此可知。羊祜卒后，襄阳百姓于其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百姓望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名之曰“堕泪碑”。羊祜开府累年，而谦让不备僚属，故至其卒，参佐不得除署。其部佐上书杜预，杜氏也恳请朝廷：“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引谦之至，宜见显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无胤嗣，官无命士，此方之望，隐忧载怀。夫笃终追远，人德归厚，汉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赵子弟心。请议之。”[94]这次上疏虽未获允准，但足见杜预与羊祜的相惜之情。

著述上，羊祜有《老子传》。《晋书·羊祜传》：“祜所著文章及为《老子传》并行于世。”[95]今日《老子传》全佚，唐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说其旨曰：“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96]据此可见，其学偏于道家一派。而羊氏的处世方式，也合于《道德》之旨：“每被登进，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见申于分列之外。”[97]更淡泊功名，这是羊氏不同于杜预之处。其为人体现出兼综儒道的特点：“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98]此外，羊祜留心礼制，曾参与制定了《晋礼》。《南齐书·礼志上》云：“晋初司空荀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古今，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99]《晋书·羊祜传》：“初，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丧礼实行，除服何为邪！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以敦风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100]羊祜认为，世子司马炎应遵古礼，为其父司马昭服丧三年，以匡汉魏浇漓的世风。丧礼是儒家极重视的礼制，而羊祜力主行古礼，可见其外在行事上虽以《老子》为标的，但在内心里仍遵奉儒家的道德价值。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在伐吴上，张华与杜预、羊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晋书·张华传》：“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101]而杜预再次上表请求伐吴时，得到张华的鼎力支持：“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102]伐吴在三人不懈努力下，大获全胜。

不仅如此，张华学问渊博，堪称武帝朝儒宗。《晋书·荀崧传》：“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103]可见，张华在儒林中有极高的地位。其为人颇具儒者风范：“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104]，时人以为“儒雅有筹略”。张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105]，又“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106]。而且，张氏著述颇丰，有“《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107]。

在伐吴上的同志羊祜、张华外，杜预还有学术上的同道。其中可考者为张轨与挚虞。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与杜预友善。《晋书·张轨传》：“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08]据此，张轨之学当以儒家经学为根基。《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四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王耳十七世孙。祖烈，魏外黄令。父温，太官令。母陇西辛氏。轨少好学，明经，与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宫守舍人。与京兆杜预（善），以所注《易》遗之。太康中，为尚书郎、太子洗马、中庶子，迁散骑常侍、征西军司马。”[109]可见，张轨深于《易》学。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云：“张轨，字士彦，安定人，凉州刺史，谥武公，为《易义》。”[110]依吴氏言，张轨所赠杜预之《易》注，可能即《易义》。张轨不仅经学湛深，而且志在立功。张华甚重其才：“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111]此后，张轨以为时方多难，求为凉州刺史，后遂在凉州建立霸业。

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晋书·挚虞传》：“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112]挚虞是杜预学术上的知音。《春秋经传集解》《春秋释例》初出，未得时人重视。挚虞却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释例》本为《传》设，其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以孤行。”[113]挚氏精通礼制，对杜预还多有匡正。元皇后崩，杜预欲简皇太子之礼，卒哭即去丧服，为寻找经典上的依据，故以谅闇相附会：“谅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114]挚虞虽同意杜预“皇太子卒哭即除服”的提议，但认为杜预“谅闇之制”有附会古典之嫌，定会招致非议。故书诫杜预云：“唐称遏密，殷云谅闇，各举事以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115]挚虞指出，虞唐的遏密、殷商的谅闇与周代的丧服并无本质差异。附会古说，实无必要。最终，杜预的意见被皇帝采纳，但引起的争论恰如挚虞所料。在著述上，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与杜预《善文》并为最早的文学总集。值得注意的是，张轨、挚虞皆为西晋大儒皇甫谧的高足。《晋书·皇甫谧传》：“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116]而皇甫谧长期隐居弘农新安，前文提到，杜恕曾徙家宜阳，新安与宜阳相毗邻。笔者推测，杜预可能受到皇甫谧的影响，故与其弟子交厚。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曾得到杜预的举荐。《晋书·陈寿传》：“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117]可见，陈寿因才华见赏于张华、杜预二人。而且，陈氏学问也以经史为根基。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118]据此可知，陈寿精于《史记》《汉书》，又兼治《尚书》、三《传》，深于经学。其著作除《三国志》外，“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119]。杜预、张华欣赏陈寿，很大程度上是好尚相同。

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亦为晋初儒宗，曾从杜预伐吴。《晋书·刘寔传》：“咸宁中为太常，转尚书。杜预之伐吴也，寔以本官行镇南军司。”[120]刘寔好学，尤精于《春秋》。“自少及老，笃学不倦，虽居职务，卷弗离手。尤精《三传》，辨正《公羊》，以为卫辄不应辞以王父命，祭仲失为臣之节，举此二端以明臣子之体，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121]值得一提的是，刘寔还为《春秋经传集解序》作注。《隋志》：“刘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122]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杜预的见解与刘寔有相同之处。如，桓十一年《春秋》：“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杜预注：“祭，氏；仲，名。不称行人，听迫胁以逐君，罪之也。”杜预认为，祭仲有逐君之过，故《春秋》罪之。而刘寔以为“祭仲失为臣之节”，两人所见相合。而在晋武帝朝，刘寔还与张华共同肩负督导儒学的重任。《晋书·荀崧传》：“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123]

杜预弟子可考者有续咸。《晋书·儒林传》云：“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之于公。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赠仪同三司。”[124]据此可知，续咸精于《春秋》与杜律，可谓能恪守师承。此外，续咸专《郑氏易》说明杜预《易》学可能与郑玄有某种渊源。

以上诸人皆与杜预志趣相投。其中，政治主张相同者，如羊祜、张华；学术趣味一致者，如挚虞、张轨、刘寔；或见赏于杜预者，如陈寿；或为师徒，如续咸。归纳起来，可以发现这一群体有如下特点：1.个人好尚虽不皆相同，如羊祜好《老子》，但大都服膺儒家经学；2.都有著述流传；3.事功皆有成就。由此可见，杜预及其周围诸人体现出儒家入世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