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一、作者生平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后汉书》及《三国志》无张仲景的记载，但通过历代典籍，可以明确其籍贯和基本的生平。梁代陶弘景《辅行诀》有“外感天行之热病，经方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玑（机），依此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明代嘉靖年间的《南阳府志》有“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产于涅，灵帝时举孝廉，官长沙太守”。《襄阳府志》有“张机，字仲景，南阳棘阳人”。《邓州志》有“张机，字仲景，涅阳人”的记录。据《后汉书》所载，棘阳、涅阳当时皆属南阳郡管辖。经现代考证确定，张仲景为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
关于仲景生平及生活年代，据一些文献记载：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晋代王叔和《脉经》序云：“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含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仲景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援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何颙别传》云：“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南阳县志》云：“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同机）……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隐去，隐少室山。及卒，葬宛城东二里许，后人尊为医圣。”由此推测仲景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50—219年。
仲景喜好医术，唐代甘伯宗《名医录》载：“张仲景……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仲景良医》也言：“张机，字仲景，南阳人，受术于同郡张伯祖。善于理疗，尤精经方。举以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后在京师为良医，时人言其识用精微，过于伯祖。”仲景之学直接传人有其亲授徒弟杜度、卫汛等，两人也是载誉史册的一代名医大家。
关于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尚有《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始载于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张仲景方》十五卷（始载于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张仲景口齿论》（始载于北宋王尧臣《崇文书目》）、《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始载于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但上述各种只是存目书籍，具体内容已不可见，有推测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
二、成书时代背景及学术基础
（一）时代背景
东汉末年，汉室衰敝，政治腐败，自然灾害频繁。据史书所载，汉桓帝在位的20年间，地震就有17次，大水10次，大旱3次，蝗灾3次；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至中平二年（185年）的15年间，大型瘟疫多次流行。仲景一生历经恒帝、灵帝、献帝三朝，这期间发生过党锢案、黄巾起义、董卓迁都等历史事件。天灾人祸，使社会矛盾激化，天下大乱，生灵倒悬。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谈到，从建安元年以降不到十年的时间，他本人二百多口的家族，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中又有十分之七的人死于伤寒病。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有一首《七哀》诗这样描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啼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曹植的《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疫病流行之猛烈，人民生活之惨状，由此可见一斑。频发的自然灾害，不断的战乱困扰，恐怖的瘟疫大流行，就是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的社会现状。
仲景所处年代虽然全国范围内战乱和疫病流行，但管辖南阳的荆州地区自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任荆州刺史之后，得到暂时的稳定和发展。（参见《后汉书·刘表传》）《三国志·王粲传》言：“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卫凯《与荀彧书》云：“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这样的局部繁荣，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死，持续了近20年。这20年是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的黄金时机。《伤寒杂病论》序中所说的“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约在公元196—205年，属于刘表治理时期，仲景此时45岁左右，既有丰富的医学理论修养，临床经验又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且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仁人之心，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勤奋精神，遂“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医疗环境，以及作为一名医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张仲景在南阳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伟大著作。
秦汉两朝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洗礼，医药学在预防医学、基础理论、临证医学、方药学、针灸推拿等方面均达到一定水平，古代哲学思想也已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之中。张仲景继承上述医药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其成书的学术基础大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二）《周易》与《伤寒杂病论》
《周易·系辞传》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融天道、地道、人道于一身，而中医学以天地人合一为医魂，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阴阳五行理论虽备于《黄帝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伤寒杂病论》上秉《周易》神韵，下合《黄帝内经》心法，推崇“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其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堪称“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因此其与《周易》是完美融合的。
《伤寒杂病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其中《阴阳大论》一书似为《周易》之别名。《周易·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不难看出，张仲景认为《伤寒杂病论》犹医学领域之《周易》，故云“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杂病论》序又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此“五十”应为“大衍之数”，《周易·系辞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伤寒杂病论》序又云：“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方术”乃医卜、星相、遁甲、堪舆、神仙之术的总称，而“方术”则源于《周易》。可见仲景深受易学文化的影响，他对《周易》了然于心，信手拈来，在著作中加以引用。其他如对三阴三阳的认识、药物的配伍以及方剂的命名等，往往蕴含着易学的思想。
（三）《马王堆汉墓帛书》与《伤寒杂病论》
通过比对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发现其与《伤寒杂病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内容的关联性和学术的沿革，略举一二。
1.治痉的方法 痉病是以肌肉痉挛为主的疾病，根据发作的部位、症状特点可称为瘛疭、拘挛、拘急、婴儿索痉、婴儿病痫等。《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伤寒杂病论》都有这些类似的称谓。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书都用了汗法和攻下法治疗痉病。但《伤寒杂病论》已不用祝由、蒸熨等强行发汗法，尤其是用汗法治疗时，强调了辨证论治，分为刚痉和柔痉，并注意了生津。《马王堆汉墓帛书》对痉病的形成，只提到了“伤，风入伤”，局限于受外伤后的风入伤（破伤风）；至于诸伤的症状，未曾说明，只有药方。而《伤寒杂病论》则把各种原因造成的痉病详细论述，得出不论何种痉病，其成因多是人体津液被热（火）邪所伤，或发汗太多，或攻下伤津，致使肌筋失去津液濡养，从而出现拘挛，甚则噤口齘齿、卧不着席、角弓反张等；治疗采用清热生津的原则，表实用葛根汤，表虚则用瓜蒌桂枝汤，里热用大承气汤，无邪里虚用芍药甘草汤等，处处维护津液，以使筋肌得养，痉挛自止。《伤寒杂病论》在继承《马王堆汉墓帛书》痉病认识的同时，还对治疗痉病不得法进行说明，如“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等等。说明秦汉时期的一些治疗方法如大发汗以及用灸、熏、熨等强行发汗较为盛行，这种错误的治疗，常因为不考虑维护津液而造成痉病发生或使痉病加重。这或许是《伤寒杂病论》没有用热熨发汗治痉的原因。从《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可知当时盛行灸法，而不正确的灸法可造成痉病的发生，或加重病情，在《伤寒杂病论》里则可看到对这些不正确治疗方法的批判或引为教训，如“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痛，时疾疚”，“微数之脉，慎不可灸”，“痉病有灸疮难治”等。
2.所用方药 《伤寒杂病论》中的风引汤很近似《五十二病方》诸伤方第一方药。诸伤中第一个方子组成：“□膏、甘草各二，桂、姜、椒。”“膏”不知是猪膏还是石膏，因方后说明是“日一饮”，并加酒服，可知本方不是用于外伤后止痛、止血的，而是治受诸伤后出现的寒热、痉挛等，因此是石膏的可能性大。此方与风引汤有4味药相同。风引汤的适应证为：“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十发，医所不疗，除热方。”此为诸伤易出现的症状。风引汤方后说明“取三指撮”，这在《五十二病方》的方后说明中也多次出现。
以上说明，风引汤与《五十二病方》 诸伤方的第一方药相似，可能是由该方变化而来。其他用药如用冬葵子治疗小便不利，乌头祛寒止痛，烧裈散治疗体虚热性病等，都说明《伤寒杂病论》沿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用药经验，而《黄帝内经》没有这些相似的方法和方药，从而证明《伤寒杂病论》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有亲缘关系。
（四）《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首，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学术特色，经后世医家的继承和拓展，不断发展充实而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术体系。《伤寒杂病论》在《黄帝内经》理论基础上所确立的辨证论治体系，完善了中医药诊疗体系，成为中医临床诊疗的“思维”准绳，因而被奉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伤寒杂病论》之所以成为与《黄帝内经》齐名的经典，张仲景之所以被奉为医圣，正因为他继承并融会了医经和经方两大学派的学术，把医经学派的理法与经方学派的方药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发扬创新。《伤寒杂病论》有关论治疾病理法的内容，是对《黄帝内经》学术的继承和发扬。
1.《伤寒杂病论》对《黄帝内经》学术的继承和发扬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不仅说明该书写作过程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而且提示其确立的外感热病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亦是在继承《黄帝内经》学术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扬和创新。比照《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有关外感热病的理论，可客观地体现两者在学术上的源流传承关系。
（1）伤寒的概念 《伤寒杂病论》中“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作为书名“伤寒论”的伤寒，系《难经》所言的“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其命名即源于《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而《伤寒杂病论》中与中风、温病并同论及的狭义“伤寒”，则取义于《难经·五十八难》所言的“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之狭义伤寒。可见张仲景著书时，于立论命题之初，即秉《黄帝内经》学术以立义。
（2）六经学说 《素问·热论》和《伤寒杂病论》均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来命名伤寒外感热病的不同证候，后人称之为“六经病”或“六经辨证”。“六经辨证”在两书中都被用来说明外感热病不同阶段的证候特点和发展变化规律，其共同之处不仅表现于六经病的前后排列次序一致，而且所描述的证候亦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素问·热论》论太阳病之“ 头项痛，腰脊强”，阳明病之“身热”，少阳病之“胸胁痛而耳聋”，太阴病之“腹满”，少阴病的“口燥舌干”（在《伤寒杂病论》为少阴热化证）等，都被《伤寒杂病论》直接用以作为相应病证的证候特征。这些相同绝非偶然的巧合，说明张仲景在编著《伤寒杂病论》时，对《素问·热论》篇的内容已洞悉于心，能够自如引用并加以发挥创新。
首先，不循经立论，立六经辨证。张仲景十分重视病机和脉证合参。他继承了《黄帝内经》“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之旨，在《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中，对《灵枢·经脉》所涉经脉分经论治的病证做了新的归纳和改造，制定了一系列治则和方药。仲景把一切外感病区分为病与证。病有普遍的共性，证则揭示出特殊个性。如此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纲举目张，重在辨证。证对病人来说，它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可以采取针对性强的治疗措施，所以有“同病异治”之法。证的核心是病机，只要病机相同，虽然病因、证候各异，也可确立同一的证，如太阳中风证与卫虚自汗证，其病因不同，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但病机却是营卫不和，卫开营泻，故均可采用桂枝汤证的治疗，从而开创了“异病同治”的先河。仲景还在《伤寒杂病论》的三阳经病中，把《素问·热论》的证、机统括在内，而三阴经所列证、机与《灵枢·经脉》手足三阴证、机颇多相同。但《灵枢·经脉》以“是动”“所生”为论证依据，使后世医家较难操作，且所制定的“盛则泄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多为针灸所用，一般不被他家重视。而《伤寒杂病论》太阴篇中，不拘“是动”“所生”之论，在复杂的脾经病证中，找出相同的“脾虚湿盛”病机，以“当温之”为法，宜服四逆辈为治疗总纲。这比《灵枢·经脉》的循经分证的治则针对性强，归纳病机详细周到。另外，《伤寒杂病论》的六经病证，概括了六经所属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气化的病理变化，如病邪在经不解，循经入太阳之腑，就会犯及膀胱，出现气化不利之证；邪犯阳明，既可因经循行出现目痛、鼻干等，也可因热深于脏腑而出现肠胃燥热、腑气不通之证；如少阳之患，既可因经循行出现口苦、咽干、目眩及胸胁苦满等，也可因邪阻少阳枢机，碍及三焦决渎，出现水饮停留之患。所以用六经辨证，既能辨出何经，又能辨出何腑，既可依经测变，又可据腑辨机。可知脏腑经络辨证，寓六经辨证之中。
其次，依标本中气之说，分设脉证提纲。《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这是古人以阴阳六气的理论，说明运气变化与人体发病规律。如能正确认识和运用，对临床辨证治疗有一定帮助。《伤寒杂病论》六经辨证中把天人相应的理论与经络脏腑生理病理相联系，提出了六经病理变化和治疗原则。如《太阳病脉证并治篇》中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辨证纲领，并突出太阳伤寒“必恶寒”的辨证要点，体现了太阳从本化寒的学术思想。但仲景不拘古言，对太阳病出现热化，就用辛凉药治之，说明太阳还有从标化热之机理。再如《少阳病脉证并治篇》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总纲，体现了少阳本火标阳，火气上炎之说。阳明病中多出现的燥热实证，也和“阳明之上，燥气治之”相吻合。但仲景不因“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的标本皆热，在少阳篇泛用苦寒之药，而是结合阴阳消长规律，说明病至少阳，阴阳之气大伤，以“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为病理要点，一面用柴芩清热，一面以参枣益元。不因阳明病从中气，而是以病理上脾肺湿化的寒证为特点，结合胃肠的生理病理特征，立“胃家实”为提纲，以白虎、承气寒凉、急下之剂为治。不因太阴本湿之化，就认为是虚寒之证，而是提出“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的阴从阳化的治法。可见“实则阳明，虚则太阴”是符合临床实际的。上述事实说明，仲景是尊古而不泥古的典范。
再次，寓开阖枢之理，祛邪与扶正兼施。开、阖、枢是古人对人体经脉脏腑生理功能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说明。《素问·阴阳离合论》言“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这是用三阴三阳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对人体整体功能的概括。在《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过程中，非常深刻地体现出开、阖、枢的学术思想。如“太阳为开”，说明太阳经阳气的生理特点是浮现于外，有卫外之功效，也易于发散。仲景据此生理特性，治疗太阳感受外邪、内郁而不达的病变时，不仅用发表药物解肌祛风、发汗解表，还为防止表阳散发太过，增加了调和营卫、温阳护表的药物。如麻黄汤中用桂枝，是为了温阳扶正；桂枝汤中用芍药是为了在祛风的同时敛阴以济卫阳。“阳明为阖”，仲景据此在《伤寒杂病论》中重视助阳扶正，保护胃气，固守中州。如在太阳、少阳病中用甘草、大枣；阳明病热邪内盛于中用白虎汤不离甘草、粳米；悬饮证中用十枣汤，都以护扶胃气为目的。这正是阳明之气宜蓄于内、宜合的《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体现。“少阳为枢”，病邪入少阳，因病在半表半里，枢机不利，正邪分争，正胜则热，邪胜则寒，往来寒热交替。邪犯少阳之经而胸胁苦满，胆热犯胃，不欲饮食，火郁不发，上犯心神等，治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正是仲景用此法，一面疏解少阳郁滞，清胸腹蕴热，除烦（柴胡、黄芩）；一面培补正气，防邪内陷入阴之危，如小柴胡汤中用人参、炙甘草、生姜、大枣、半夏益气和中，本为寒温并用，有升降协调、疏理三焦、调达上下、宣通内外、和畅气机的作用。
最后，不专主经脉为病，立八纲辨证。《素问·热论》将外感热病的发展过程分为三阴三阳的六个阶段，是日传一经，由表入里，由阳转阴。而且各经证候与该经循行部位及络属脏腑的病理特点相一致，六经皆为热证，并以“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为热病治疗原则。而《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六经辨证，并吸收《素问·热论》中有关外感热病的阶段性及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等理论，不拘日传一经之论，突出正邪斗争决定病理转机，扩大辨证范围，提出以三阳经为表、热、实证，以三阴经为里、寒、虚证，依据病机立汗、吐、下、温、清、和、消、补八法，并列出大量误治变证、坏病及御变之法，将《素问·热论》一般热病分证依据的方法，升华为既作辨证依据，又作论治准则，成为统揽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辨证施治理论。
2.《金匮要略》对《黄帝内经》学术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金匮要略》确立了以五脏为中心的内科杂病辨证论治体系，其中不少内容同样亦体现了张仲景对《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1）“上工治未病”思想在“上工治未病”思想上《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相通。《黄帝内经》有“上工救其萌芽”“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等论述，《金匮要略》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上工治未病”一段，仲景将之置于篇首，鲜明显示其学术渊源之所在。而其中“四季脾旺不受邪”一句，则是《素问·太阴阳明论》之“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这一理论之概括。而该篇关于脏病和腑病的不同预后，有“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非为一病，百病皆然”之说，其理论同样可以溯源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及《难经·五十四难》的“脏病难治，腑病易治”。又，同篇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与《灵枢·九针十二原》的“ 无实无虚，损不足而益有余”、《难经·八十一难》的“经言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非唯义旨无异，文字语气亦大致相同，其间的渊源关系自不待言。
（2）对《黄帝内经》五行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仲景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篇言“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等，不仅引用《黄帝内经》五行学说，并且其以五脏为中心，以脉证为纲领，综合运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理论归纳、辨析疾病。
（3）《金匮要略》所论病证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雏形 《金匮要略》所论病证，不仅痉、湿、疟、痹、咳、心痛、腹满、疝、积聚、消渴、水（ 水气）、呕、吐、哕、下利、痈疽等大多数病证名均见于《黄帝内经》中，而且不少病证亦可在《黄帝内经》中找到其辨证论治理论的雏形。如《痉湿暍病脉证》篇论痉病，认为其病机在于太阳经输不利，其病候为“颈项强急”“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理论渊源可追溯自《灵枢·经筋》篇之“足太阳之筋，其病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不可左右摇”。篇中“柔痉”之名亦同样见于《素问·气厥论》。再如《疟病脉证并治》篇中不仅瘅疟、温疟的病名与《素问·疟论》同，而且其论瘅疟病机病候的“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与《疟论》之“但热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更无差异。《水气病脉证并治》篇论水肿病分类、病机、病候及治疗，所论及的风水、石水等病名，亦见于《黄帝内经》。其所言风水病候“视人之目窠上微拥（臃），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与《灵枢·水胀》“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及《素问·平人气象论》“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目窠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的论述，不仅文字语气相类，连如蚕新卧起状的比况亦相同。该篇所言“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的治疗大法，实际上就是《素问·汤液醪醴论》“开鬼门，洁净府”治法的更详细、浅近的表述。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所以被奉为中医的经典，正是在继承发扬《黄帝内经》学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融会当时经方学派的方药学成就，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而垂法千古且沿用至今。而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既是中医学术的成功传承，亦是重大的发扬和创新，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在中医学术史上的原典性意义。
（五）《难经》与《伤寒杂病论》
《难经》与《伤寒杂病论》均被列为四部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在疾病诊断、治则确立和理法方药的选用方面，都贯穿着《难经》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难经》既有对《黄帝内经》理论的阐释，亦有独树一帜的见解。
1.《难经》对伤寒学术形成的影响 “伤寒”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在《黄帝内经》中“伤寒”一词被解释为“伤于寒邪”，并非一病名。它将寒邪作为一种致病因素，把热病形成和遭受寒邪的侵害紧密联系起来。至于热病的范畴很广，它是急性外感病的总称，但《黄帝内经》没有对外感病明确分类。至《难经》时，伤寒一词含义已有进一步阐释：“伤寒有几，其脉有变不（否）？ 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相同。”（《五十八难》）此处伤寒已作为病名出现，并明确指出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是各种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五种；狭义伤寒是外感病之一。《难经》对伤寒的明确分类，促进了后世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形成，对外感病的分类有卓越的贡献。它明确将湿温、热病、温病置于伤寒范围之内，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伤寒杂病论》的形成，仲景将温病学说依附于伤寒体系中，在伤寒中兼述温病，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自此以后至宋以前，中医对此是以六经辨证为主，并无争论。
《难经》不仅对伤寒明确分类，而且还论述了五种外感病的基本脉象，对于外感病辨证论治方法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如《五十八难》所述中风、伤寒的脉象，在《伤寒杂病论》中被仲景直接沿用。《难经》云：“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五十八难》）仲景说：“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由此可见，《难经》与《伤寒杂病论》是一脉相承的，《难经》为仲景专篇探讨狭义的伤寒奠定了基础。
至于伤寒的治疗，《难经》明确提出：“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认为伤寒应重视汗下法及其使用原则，寒邪外袭为邪盛于表则宜汗忌下，热邪内炽为阳热之邪盛于里则宜下忌汗，这为《伤寒杂病论》有关太阳病宜汗，阳明病宜清宜下及汗下法宜忌证奠定了基础。《伤寒例》中“桂枝下咽，阳盛即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就是这种学术观点的继承。由此可见，《难经》伤寒理论直接被仲景继承和发展，从而促进了仲景伤寒学说的形成。
2.《难经》对杂病学说形成的影响 在疾病诊治过程中，《难经》重视以五行解释疾病发生和传变规律，以五行生克规律指导补泻原则，提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这一理论对仲景影响极深。在辨证组方时，仲景相当重视脏腑间的相互关系，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肝虚病的治疗，“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提出从肝心脾三脏入手调治肝病的组方方法；另治疗肾着的甘姜苓术汤，其不在温肾以散寒，而在燠土以制水，通过健脾燥湿祛除肾腑之湿。类似的组方用药都以脏腑相关学说为依据，是《难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难经》十分重视“治未病”，提出“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七十七难》），并以五行生克乘侮理论，分析疾病传变规律，指出“心病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传肾，肾传心”（《五十三难》）。仲景继承了这一学术观点，对此文稍加修改，引入《金匮要略》首篇，指出：“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唯治肝也。……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盛，则伤肺……”这种用五行生克关系分析疾病传变规律，及时治疗，防患未然的治未病原则，至今仍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3.脉法的继承与发展 《难经》脉诊方法也被《伤寒杂病论》广泛用以诊断疾病。仲景诊脉部位，大约有四。一是少阳，在耳前和髎，见于《金匮要略》“ 水气”篇；二是少阴，即内踝之后太溪，或掌后锐骨神门；三是趺阳，在足背，《伤寒论》有2条，《金匮要略》“水气”“中风历节”等篇记载十余处；四是寸口，《伤寒论》有136条，《金匮要略》各篇均有，不可胜数。可见，仲景诊脉已以寸口为主，其余三处仅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而且或与寸口兼用，或含有对照之意，可以说整篇著作贯彻了《难经》“独取寸口”的原则。脉取寸口，《伤寒论》《金匮要略》以“脉”“寸口”或“寸关尺”表示。如《伤寒论》“太阳之为病，脉浮而大”“寸缓关浮尺弱”；《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寸口脉数”，《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即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仲景在独取寸口的基础上，充分运用《难经》脉分三部，部分九候，寸关尺、浮中沉各主相应脏腑组织的理论，以判断人体的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如《伤寒论》以“寸脉微浮”候胸中有邪，兼之“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断为胸中痰涎阻滞；以“其脉关上浮”候中焦胃，结合“心下痞，按之濡”，断为邪热结于心下的热痞；《金匮要略》“尺脉浮为伤肾”，此指尺部候肾，脉浮则是肾虚热浮之象。至于浮中沉脉法，仲景亦常应用，如《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沉即为肾”，以沉脉或重按候肾，并与骨联系起来。这种脉诊指法，在仲景著作中被广泛应用。
阴阳脉法，是仲景用来辨病位阴阳、表里、营卫、气血、虚实的重要方法。如《伤寒论》“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金匮要略·妇人妊娠脉证并治》“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又如《伤寒论》“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由上可见，仲景运用《难经》阴阳脉法已作为常规诊法。
脉诊尚且可以指导临床治疗。仲景《伤寒论》中四肢厥冷多为阳虚不温，当用四逆辈温阳四厥，但若“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这3条外症相似，而脉却不同，因而病机亦不同，促、滑、细反映病证的阴阳寒热本质，故治疗各异，脉诊起到了指导治疗的作用。又如“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关后尺中属阴候内，迟主不足，总为营血虚少，故不可发汗，应先充其营血，再议发汗。可见《难经》脉法在仲景辨证论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4.对三焦理论的运用 《伤寒论》涉及“三焦”名称的条文共有6条，仲景将《黄帝内经》《难经》中的三焦名称、概念及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外感急性热病辨治过程。①辨疾病之部位。如第159条：“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②辨疾病之属性。仲景以三焦名称含义为之提供辨证依据。如第282条“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本条虽曰属少阴病，但孰热孰寒病性仍较难辨认断定，然其小便清长，则少阴病阴盛阳衰证已完全暴露，当属寒化证治之，故确定为“下焦虚有寒”，以此明辨病性。③疾病之鉴别。第243条：“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本条通过服药后的效果，结合药性，对正传鉴别给出了方案。④辨疾病之势态。第124条：“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表证与蓄血并存，而本应当先解外，径用抵当汤，是因无表脉，况不结胸，病不在气分，言“热在下焦”，其意是指蓄血证属瘀属热、在里在下、又重又急，提示先后缓急的攻逐，应该审时度势，把握时机。⑤辨病愈之转机。第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这是服小柴胡汤后的良好转归。病属阳明少阳合病，邪偏半表半里，手足少阳经脉隶属百脉而朝肺，故用小柴胡汤和解枢机，宣通上焦，上焦之气得通，则津液能输布而下达全身，胃气亦能和调内外，所以能濈然汗出；使病邪自里而外从阳明出少阳而解。⑥辨治疗之禁忌。第145条：“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妇人伤寒邪犯少阳，热入血室而谵语，和阳明病胃实燥结谵语不同，故不能攻下；和上焦太阳病误治火劫谵语有别，故不能发汗；和中焦胸膈痰实证迥异，故不能催吐，夫主以和剂，自能痊愈，故言“无犯胃气及上二焦”，提示邪犯少阳的热入血室禁忌汗、吐、下。
《伤寒论》中用三焦名称的内容，说明仲景实践和充实了《黄帝内经》《难经》中的“三焦”理论，并为后世温病学家“三焦辨证”的创立和应用开创了先河。
（六）《神农本草经》与《伤寒杂病论》
1.药学理论 秦汉时的药学理论主要反映在《神农本草经》的序例中，虽只寥寥数语，但言简意赅，为后世中药学理论的基石。它主要记述了药物的分类、四气五味及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对仲景《伤寒论》中用药的指导思想影响颇深。首先，在药物分类上，《神农本草经》以药物有无毒性，主要功效是治病还是养生，是祛邪为主还是扶正为主进行分类。再看仲景著作，《伤寒论》中所用药物共92味（包括甘澜水、潦水等煎药溶剂）。除甘澜水、潦水、人尿、清酒、苦酒、粳米、饴、香豉、白粉、羊胆、猪肤、猪胆汁12味外，其余都为《神农本草经》所载，而且皆为常用的代表药物，属上品药物者31味，中品药物者28味，下品药物者21味。《伤寒论》113方，扶正补虚、病后调理之剂的组成药物多出自上品和中品，如小建中汤、理中汤、炙甘草汤等；峻猛祛邪、用于疾病急性期的方剂的主药多出于下品，如大承气汤、大陷胸汤、十枣汤、抵当汤等，中病即止，不可多服。
2.药物性味 《神农本草经》 序例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一般而言，上品药多为平性，下品药多为寒性；甘味药多为平性，辛味药多为温性，苦味药多为寒性。《神农本草经》虽标明了药物的性味，但记载简略，亦未明确性味与病证之间的关系，《伤寒论》中的用药是对《神农本草经》的补充说明。发散药多为辛温，如麻黄、桂枝；收敛药多为酸涩，如五味子、乌梅、赤石脂；清热燥湿药多为苦寒，如黄连、黄芩、大黄；回阳药皆为辛热，如附子、干姜。仲景更是将药物性味相互配合应用，具有代表性的如桂枝配甘草辛甘通阳，芍药配甘草酸甘化阴，干姜配黄连辛开苦降等。
3.药物配伍 《神农本草经》以君臣佐使作为药物配伍的指导原则，“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又提出了宜用相须、相使之药，勿用相恶、相反之药，以相畏、相杀之药制约毒性的配伍原则。而仲景之方君臣佐使明确，如桂枝汤中以桂枝为君，芍药为臣，甘草、生姜、大枣为佐使；麻黄汤中以麻黄为君，桂枝为臣，杏仁、甘草为佐使。此外，《伤寒论》中的大量药对运用了相须相使之理以发挥最大效果，如麻黄配桂枝，石膏配知母，柴胡配黄芩，附子配干姜，白术配茯苓，等等，不胜枚举。
4.药证关系 《神农本草经》对病证治疗方面亦提出了一定看法：“欲疗病，先察其原，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而“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的提出，说明该书不仅“序药性之源本”，而且已开“论病名之形诊”。《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主治病证共170多种，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在叙述药物功用时，已经注意药证对应、主治互参，而且注意记述多味药对应一个病证，如麻黄、杏仁、干姜、五味子均主“咳逆上气”，黄连、赤石脂均主肠澼。在《伤寒论》中，前四味皆是治疗咳喘的主药，干姜、五味子相配，辛散和酸敛结合，更是治疗咳喘的重点药对，广为应用。而黄连、赤石脂虽都可治疗泄泻，但其所主病证的病机有根本不同，一治湿热致泻，功效清热燥湿，如葛根芩连汤；一治久泻滑脱，功效涩肠止泻，如赤石脂禹余粮汤、桃花汤。虽然这种具体病因病机的区别在《神农本草经》中还未曾反映，至《伤寒论》中才有完善，但《神农本草经》对药物应用进行归纳并提炼出功效以指导临床的药证对应，可视为《伤寒论》方证对应之肇始。
5.具体运用 整部《伤寒杂病论》，其用药多尊《神农本草经》。《伤寒论》113方，用甘草方70首。《神农本草经》记述甘草“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肿，解毒。久服轻身延年”。仲景继承其“长肌肉、倍力”的记载，加以发挥为健脾益气补中，并广泛应用。在甘草汤和桔梗汤中，用甘草主要起到“解毒”作用。仲景还依据其“主五脏六腑之寒热邪气”的功用，运用甘草祛除肺经寒热邪气，以止咳化痰；在麻黄汤、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中，甘草均有此作用。此外，仲景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大量运用甘草缓和药性，使祛邪而不伤正，如四逆汤、麻黄汤、桃核承气汤和调胃承气汤；并通过配伍芍药发挥甘草缓急止痛之功，如小建中汤、桂枝加芍药汤等。《神农本草经》中半夏“主伤寒寒热，心下坚，下气，喉咽肿痛，头眩胸张，咳逆肠鸣，止汗”。《伤寒论》中对半夏的应用可谓悉遵于此，在大小柴胡汤中配用生姜和胃止呕，有“下气”的功效，亦可辅助治疗“伤寒寒热”及“止汗”；在半夏、生姜、甘草三泻心汤中燥湿消痞，与干姜相配辛开苦降，调节气机，治疗“心下坚”“头眩胸张”和“咳逆肠鸣”；在半夏汤、苦酒汤中主治少阴咽喉肿痛；等等。如此例证，不一而足。
《神农本草经》序例记载“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从《伤寒论》用药来看，甘遂、大戟、芫花不入煎剂，半夏不宜散服，巴豆捣霜，阿胶烊化，芒硝冲服等，正是《神农本草经》理论的具体应用。其他如五苓散、文蛤散、牡蛎泽泻散等的散剂，理中丸、麻子仁丸、乌梅丸等的丸剂，也都是对《神农本草经》用药方法的详细阐述和发挥。《神农本草经》还有服药时间的论述：“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伤寒论》中十枣汤的平旦服，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总之，仲景《伤寒论》无论从药学理论还是临床应用来看，都深得《神农本草经》之旨，不仅继承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而且多有创新，使《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学理论走向了临床，并且发挥了最大疗效。
（七）《汤液经法》与《伤寒杂病论》
《汤液经法》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不著撰人。《四库全书·史部·汉艺文志考证》言：“《黄帝内经素问》有汤液醪醴。《事物纪原》：‘《汤液经》出于商伊尹。’皇甫谧曰：‘仲景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此考证，乃以《事物纪原》及皇甫谧说为本。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到班固修《汉志》时节录，均不曾著录撰写人。从现存文献看，最早言商人伊尹“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者，从皇甫谧开始。而皇甫氏所言之“汤液”，是不是《汤液经法》一书，从陶弘景所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的论述“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来看，《汤液》即当为《汤液经法》。近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等整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其中收有《辅行诀》一卷，卷端署“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其中有多起引《汤液经法》文。从《辅行诀》中，可见引录《汤液经法》处有多起。陶弘景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皇甫士安、支法存、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悯救疾苦，造福含灵。”书中有阴阳补泻示意图，陶云：“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根据上述引陶氏语，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自汉、晋以来诸多名医皆师法于《汤液经法》，二是《汤液经法》共有医方360首，三是古人认为《汤液经法》为商代伊尹所撰。
《辅行诀》全卷共有有名方45首，无名方10首，大多未标明出典，故难以确认是否尽出于《汤液经法》，唯有一文作“隐居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今亦录而识之”。此方共录大、小阳旦汤各一，大、小阴旦汤各一，大、小青龙汤各一，大、小白虎汤各一，大、小朱雀汤各一，大、小玄武汤各一，大、小勾陈汤各一，大、小腾蛇汤各一。凡此诸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亦得见之。从陶弘景所云及仲景著作亦有相同内容来看，可确认系《辅行诀》引录《汤液经法》医方。
据陶氏所云，已将仲景《伤寒论》方与《汤液经法》方，言为源流关系。而《辅行诀》所引《汤液》方，即使不是《汉志》著录之原书传本，亦当是在继承前人遗著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说明张仲景方之前，已有诸多有名方存世，其见载之医籍，疑即《汤液经法》。根据以上分析，从现有古代文献角度而论，《汤液经法》一书应系有名医方之祖，为医方之源，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是汲取了《汤液经法》的营养。
三、学术贡献
《伤寒杂病论》被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始于宋代，仅《伤寒论》的注本及研究著作有1215种，《金匮要略》的注本亦有383种（从《伤寒杂病论》成书至2013年）。如此巨量的研究作品，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就《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整理并继承了我国公元2世纪之前医药学成就，将医学理论和经验方药有机结合，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指导实践的医学专著。
二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治病大法，为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辨治疾病的规律——以理论分析症状，从症状探求病机，由病机确立治法，依治法配方选药。这一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成为中医诊疗疾病的圭臬。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思想，开个体化医疗之先河。
三是创立了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等具体诊疗疾病的方法。六经是包括脏腑、经络等组织结构及其生理、病理的综合性概念，六经辨证始终以邪正盛衰、消长作为客观依据，以八纲、八法作为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所以六经辨证不仅对外感疾病辨证论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能广泛地运用于其他各科疾病的辨证。而脏腑辨证首创以病为纲、病证结合的诊疗体系，为辨治杂病提供了手段和方法。
四是《伤寒论》中所蕴含的阴阳八纲、汤方对应、辨病分证等思想，为后世八纲辨证、方剂辨证、病证结合辨治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五是制定了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的基本治则。
六是全面系统应用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治疗疾病，为后世临床之垂范。
七是保存和创制了许多疗效显著的方剂。论中所载方113首（一方有名无药），在君、臣、佐、使的配伍应用及药物性能的加减变化上，法度严谨，灵活机变，建立了辨证求因、审因立法、依法定方的原则，为后世医家组方用药所效法。在药量的掌握上，张仲景也规矩谨严，计量精确，并根据药性、体质、病情等因素，酌情变化。被后世医学界称为“医方之祖”。
八是在剂型上记载有汤、丸、散、酒、扑粉、含咽、灌肠、肛门栓剂等不同剂型。此外，对针刺、灸烙、温熨、熏、洗、坐、敷、摩等治疗方法也多所阐述，为后世药剂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九是首开护理调养。《伤寒论》中记载有许多护理和调养的内容。如桂枝汤后的煎服法、啜热粥助药力法、药后忌口等；大青龙汤方后的“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五苓散的白饮和服，并多饮暖水，既可顾护胃气，又能加强药力，助阳发汗，祛邪外出；三物白散的白饮和服，以固护胃气，若不利则进热粥一杯，以增强药力，利不止则进冷粥一杯，以减缓药力。这些内容可谓中医护理学的滥觞，为现代护理学奠定了基础。
总之，《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药学成就，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创立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理论体系。自仲景以来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学基本是沿着《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体系发展的，可以说，没有《伤寒杂病论》，就没有现在的中医学。
四、后世影响
（一）对中医学理论形成的影响
在中医学的历史长河中，是张仲景首先将单纯思辨的医学理论和游离于理论之外的经验用方有机结合起来，完成了中医学的华丽蜕变，理论实践的两位一体，成为后世中医学人前进的灯塔，中医学由此步入以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手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和丰富理论的康庄大道。近两千年来所形成的所有中医学理论体系，无不是这一方法的忠实践行者。经过历史的锤炼，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伤寒》学派和《金匮》研究体系，就连后世的寒凉派、补土派、滋阴派、攻下派、火神派等医学流派，无一不是在仲景学术的思路框架下，以中医学理论的某个方面为切入点深入研究而形成的。
（二）对中医临床的影响
1.辨治思维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确立了诊疗疾病的纲领性法则，为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辨治疾病的规律。数千年来，虽然中医典籍汗牛充栋，中医临床各科不断细分，诊疗技术飞速发展，但由于张仲景辨治疾病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统一性，以理论分析症状，从症状探求病机，由病机确立治法，依治法遣方选药，这一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仍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圭臬和准绳，且沿用至今而屡试不爽。
2.治病思路
（1）“随证治之”的治病原则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治病原则。如同为饮证，仲景将其分为四类——痰饮、悬饮、溢饮、支饮。若其人素体盛壮，最近却见消瘦，腹中肠鸣，为痰饮停于脾胃；咳嗽时牵引胸胁疼痛，为悬饮留于胸胁；汗不出，四肢疼痛沉重，为溢饮归于四肢；咳喘不能平卧，短气，身体肿胀，为支饮着于心肺。症状不同，病名也就各异。由于饮证易于流动，变化多端，同一种饮证也会有多种临床表现。从“随证治之”原则来看，当然治法也就具有差异性。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活的灵魂，赋予了中医学强大的生命力。中医临证辨疾，无不是以四诊合参，收集患者症状为治疗前提，在全面分析患者临床表现之后，判断病因病机，确立治法方药的。“随证治之”成为迄今仍必须沿用的中医治病大法。
（2）“平调阴阳”的治病目的 《伤寒论》第58条言：“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指出一切疾病，凡见阴阳自和，是疾病向愈的特征。而阴阳的自和，是通过调节人体的阴阳，来调整脏腑、气血和经络的功能，使人体达到协调平和的状态。“阴阳自和”是仲景遵《黄帝内经》之旨，以病之本在于阴阳不和，推及病之愈由于“阴阳自和”。其中强调一个“自”字，突出说明无论治病用何法、何方、何药，必须以调动人体自我调节的能力为目的，这是仲景对《黄帝内经》生理病理观的一大发展，也成为中医治疗学的基本思想和辨治的准则。
（3）“扶正祛邪”的治病手段 《金匮要略》所治内伤杂病多是本脏自病，传变较少，治疗时常以扶正为主，扶正亦即祛邪，所以仲景说“补不足，损有余”。因脾为后天，乃气血生化之源；肾是先天，藏元阴元阳，故扶正中尤其重视滋补脾肾。但同时也不忽视祛邪的一面，如《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中用于治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的薯蓣丸，祛邪寓于扶正之中。再如仲景运用峻剂时，多从小量开始，逐渐增加。如用乌头赤石脂丸治疗胸痹重证，大乌头煎祛寒止痛等皆然。都是为了避免祛邪伤正。扶正的手段是“扶阳气，存阴液”。扶阳气、存阴液的理论和法则是《伤寒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治疗方面的深刻内容，且与生理、病理、诊断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伤寒论杂病论》扶阳气、存阴液，体现了以病人为本的治疗思想。
（4）方证对应的用药方法仲景在《伤寒论》中言“太阳病，桂枝证”，“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明确提出“方证”的近似概念，且有某汤证就有某方药。这种方证对应用药的方法，成为后世医家临床治疗疾病的捷径，至今更被中医学人发扬光大，效法沿用。
（三）对中医多种辨证体系建立的启蒙
自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始，形成了中医学临床诊治疾病的千古规范，至今亦无人能过其项背。后世医家根据诊疗疾病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方剂辨证，这些辨证体系的形成，无不深受仲景学术的启迪，并镌刻着仲景思想的明显烙印。就以三焦辨证为例，源头也来自《伤寒杂病论》。如《伤寒论》中涉及“三焦”名称的条文共有六条，首先是辨疾病之部位。如第159条云：“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一语点明“此利在下焦”，提示在反复误治的情况下，理法方药应随病位的改变而辨证施治。《伤寒论》中用含有三焦的每一条各有其特定的含义，体现出了张仲景确立了六经辨证，还为后世温病学家“三焦辨证”的创立和应用开创了先河，由此较为完备地奠定了急性外感热病的辨证施治的基础。
（四）对方剂学科的影响
汪昂《医方集解》序言：“方之祖始于仲景，后人触类而扩充之，不可计殚，然皆不能越仲景之范围。”观后世方剂组方思想，确如汪昂所言，无出仲景之右者。《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科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组方大法的规范和具体化 中医治法理论虽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了记载，但将其具体化的确是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治法理论连接着证与治的关系，指导着拟法、制方、遣药整个施治过程。包括治标与治本，扶正与祛邪，正治与反治，局部与整体，以及因人、因地、因时、因脏腑之性制宜等方面。虽然《 伤寒杂病论》没有专题论述这些理论，但在实际运用中却严格遵循着这些基本原则。如发汗解表的麻黄汤、桂枝汤，涌吐痰涎的瓜蒂散，泻下阳明腑实的大、小、调胃三承气汤，和解少阳的小柴胡汤，温里祛寒的理中汤、四逆辈，清解里热的白虎汤、栀子豉汤，补虚建中的小建中汤，益气养血的炙甘草汤，活血化痰的桃仁承气汤、下瘀血汤，化气利水的五苓散，清化痰热的小陷胸汤等，均是“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削之”“结者散之”“虚则补之”“损者益之”等《黄帝内经》中治则的具体体现。而且《伤寒杂病论》在此基础上还扩大剂型，增添了煎服法内容，提倡因证立法、以法统方、方因法变、药随证异，完备了方剂学知识，使方剂与各科临床紧密结合，奠定了中医方剂学的基础，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促进温病学方剂的发展 曾有学者认为，《伤寒论》是一部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自清代叶天士创立温病学派以后，呈伤寒、温病两大派别，执门户之见，争论颇大，然温病乃伤寒之羽翼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就《温病条辨》一书而言，所用205首方剂中，《伤寒杂病论》原方达25首，占11.2%；在《伤寒杂病论》原方基础上进行加减衍变的达35首，占17%；桂枝汤就是全书开宗明义第一方，用于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再如吴鞠通以仲景承气汤类方为基础，创立了增液承气汤、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护胃承气汤、新加黄龙汤等方，其立方之旨均没脱离仲景的苦寒通下之法，用于治疗各种阳明腑实之兼证。《伤寒杂病论》对温病学方剂的影响可见一斑。
3.促进杂病学方剂的发展 遍览后世治疗杂病方剂，以《伤寒杂病论》方为基础加减、衍生、化裁者俯拾皆是。如太阳膀胱蓄水证主方五苓散，《明医指掌》去掉桂枝一味，名曰四苓散，用于湿伤脾胃，见大便溏薄，小便短少者；《丹溪心法》以之与平胃散合方名胃苓汤，用于伤湿食滞、脘腹胀痛泄泻、小便短少者；《证治准绳》的春泽汤，即五苓散加党参，用于气虚湿滞的小便不利。太阴病的主方理中丸，《和剂局方》加熟附子名附子理中汤，用于治脾胃虚寒，见手足不温、腹痛便溏；加枳实、茯苓名枳实理中丸，治脾胃虚寒、脘腹痞满、腹胀腹痛；《症因脉治》加黄连名连理汤，治疗脾胃虚弱，呕吐酸水等；《明医杂著》加半夏、茯苓名理中化痰丸，用于脾胃阳虚，寒食内停，见食少便溏、呕吐清水、咳嗽痰多清稀、手足欠温、舌苔白滑、脉沉迟者；《万病回春》去甘草，加乌梅、川椒，名理中安蛔汤，主治脾胃虚寒的蛔虫证，见腹痛肠鸣、大便稀溏、尿清长、蛔虫从口吐出、或从大便排出、手足不温、舌淡白苔润、脉虚者。
4.对方剂学现代研究的启迪 从临床疗效观察到经方药理实验，及经方配伍和用法都成了现代研究的热点。研究结果表明，仲景所创之方，不仅具有非凡的实用性和合理性，而且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周密性。《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为方剂的现代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如对白虎汤的研究发现，其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的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等病，治疗传染性疾病的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治疗皮肤科的湿疹、药物性皮疹、漆疮等。小柴胡汤可以治疗胸部疾病的支气管炎、肺炎、渗出性胸膜炎、肋间神经痛，治疗肝胆胃肠疾患的急慢性肝炎、胆道感染、胰腺炎、肝硬化、胃炎、习惯性便秘，治疗泌尿系统疾病的感染、肾结石、睾丸炎、附睾炎，治疗神经精神科的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抑郁症、神经性厌食症、周期性精神病，治疗妇产科的月经不调、经前期综合征、乳腺炎、妊娠恶阻、更年期综合征等。为方剂学的现代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思路。
有人统计《方剂学》七版教材所收载的362首方剂中，出自《伤寒杂病论》的就有87首，全书十九章共57节中，按照每一节均有其具体治法计，选用仲景方剂的治法共33节，超过全部治法的二分之一，其中仲景方处于该治法首位的就有20处，可见其对当今高校《方剂学》教学的影响。
（五）医德行为垂范
除了高山仰止的医学成就，仲景崇高的品质，高尚的医德，成为后世医家行为的标准。
1.淡泊名利 不务名利才能心无旁骛，专心向学。仲景认为医者在为患者诊治时要全身心地投入，不能夹杂贪人财色的念头，更不能为名利所惑，贪求权势，只能专心医业，救人生命。据载张仲景曾任东汉长沙太守，世称“张长沙”，可谓官高而足了，然而他并不为权势所惑，仍大堂行医，最终弃官从医。仲景这一崇高的医德值得后世尊重。此外，张仲景对当时的一些企盼权势、忙于为名利奔走的人非常厌恶，并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直言：“怪当今居世之士……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如此语言，振聋发聩，足以告诫后学。
2.尊生贵人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尊生贵人思想，仲景继承并践行了这一思想，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这些话既说明了生命之宝贵，同时也批评了那些轻视至贵生命而去追求权势名利等身外之物的人。这种尊生贵人的观念，闪烁着朴素的医学人道主义的光辉。
3.救人济世 仲景的著作贯穿着修养身心的儒家思想，其中济世救人这一基本原则和核心思想，也体现在《伤寒杂病论》中，他认为医者要有热爱病人生命之心，学医目的要明确，态度要端正，要以救人济世为宗旨，而不是为谋私利，并倡导为医之人要“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只有这样，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如果救人济世的思想不端正，就不能热爱病人，就不能用精湛的技术去为病人治病。
4.弘扬医道 古时医学教育多是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甚者更是教徒弟之时都要留一法一方，或精微之技不传。仲景对这种“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教育方法非常反感，因为在客观上这种局面不利于医学的发展，有违医者治病救人的良心和初衷，于是勤求博采，著书立说，广传后世，以普济含灵，并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概言道“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他把自己毕生的宝贵经验全部公布于众，让后人学习，对普及医学教育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5.尊重同行 张仲景的另一高尚情操就是尊重同道。他虚怀若谷，汲取他人之长。由于仲景立足点高，所以他非常崇敬古代高水平的医生，他曾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于是便“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长期临证积累的医疗经验，最终完成了不朽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巨著并被称为“医圣”而流芳百代，与其尊敬同道、虚心学习、取长补短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五、经方的特点及价值
（一）经方的特点
1.遣药精当 以《伤寒论》中方剂为例，单味药有6方，占5%；二味药有11方，占9%；三味药有20方，占17%。四味药有24方，占21%；五味药有17方，占15%；六味药有8方，占7%；七味药有17方，占15%；八味药有5方，占4%。九味药有3方，占2%；十味药有1方，十二味药有1方，十四味药有1方。8味药以上总方数11方，仅占4%。充分显示经方组方精当的特点。
2.配伍严谨 经方配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囿于某种程式，而是紧扣病机，根据病证的具体情况制方；再就是证中寓法，法贯方中；第三则是组方的完整性与有序性。试看其依法据证，药随证出之实例，如治“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之证，则取法于宽胸化痰、通阳散结，用瓜蒌宽胸化痰，薤白通阳散结，白酒煎药以行药性，以助通阳散结之用，是为瓜蒌薤白白酒汤证。若胸痹进一步发展而出现“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者”，为痰浊上逆，闭阻胸阳所致，则加半夏以降逆化痰，是为瓜蒌薤白半夏汤证。若心中痞气，气上抢心，而致胸痹胸满者，则变易为枳实薤白桂枝汤法，方中除仍沿用瓜蒌、薤白外，去白酒，加枳实、厚朴、桂枝组成。因酒性升散，与气逆相背，故去之；厚朴、枳实可降气泄满，桂枝可平冲，又可通阳，故加之。上述诸方证皆紧扣胸痹病证的变化而组方用药，显现出仲景方证相对的严谨法度。所以唐容川说：“（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添一药，易一证则易一药，观此节用药，便知其义例严密，不得含糊也。”
3.张弛有度 仲景用药取舍，唯求合宜。如五苓散由茯苓、猪苓、白术、泽泻、桂枝组成，为治水总剂；若将猪苓换成生姜，则为茯苓泽泻汤，以治呕渴反复的水饮证；仅用方中的白术、泽泻，量皆加大，泽泻尤重，则为治水饮上逆眩冒的泽泻汤；若仅用猪苓、茯苓、白术三味，则为治饮病初愈，饮水复作的猪苓散；若仅用五苓散中的茯苓、白术、桂枝三味，加入甘草，则为治饮停中焦的代表方苓桂术甘汤；若将白术换成大枣，则为治饮蓄下焦欲作奔豚的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若由茯苓、猪苓、泽泻再加阿胶、滑石，则成为治水湿化热兼阴虚的猪苓汤。凡此七方，主用药仅茯苓、猪苓、泽泻、白术、桂枝五味，通过此五味的出入变化，合以生姜、大枣、甘草、滑石、阿胶等品，即组成了各有专攻的经典之方。如病情复杂，非众药共济不能为功时，仲景亦组以大方。如治疟母证的鳖甲煎丸用药多达23味。因其病为疟邪久羁，正气已虚，假血依痰，结积于胁下；既要祛邪，又要扶正，既要行气化痰，又要利水化瘀，故主以鳖甲软坚散结；因疟邪传犯在三阳经，故组合治三经的代表方——小柴胡汤、桂枝汤、大承气汤；因痞结而去壅缓之甘草，因下虚而去破气直下之枳实，又加入化瘀之鼠妇、䗪虫、蜣螂、蜂窝、桃仁，消痰之赤硝、半夏，行气之乌扇、葶苈，利水之瞿麦、石韦，去瘀积之热之牡丹皮、紫葳，扶正之人参、白术、阿胶等，如此则正合病证之治。虽用药颇多，仍不失其规范，即多而不乱，繁而不杂。正如张景岳所谓，“观仲景之方，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人之心，自可概见。若必不得已，而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也势所必然”（《景岳全书》），可谓一语中的。
4.剂量考究 通过药物剂量的增减，使原有处方增加或改变了功用。如桂枝加桂汤，加重桂枝用量，变桂枝汤以平冲降逆；桂枝汤倍用芍药加饴糖，名小建中汤，以缓急止痛；又如桂枝配伍芍药这一药对，通过比较桂枝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加桂汤的功效可知：当桂枝的药量与芍药的用量相等，则功效重在调和营卫；当桂枝的药量大于芍药的用量，则功效重在平冲降逆；当桂枝的药量小于芍药的用量，则功效重在温脾和络。四逆汤和通脉四逆汤中药味相同，但通脉四逆汤是由四逆汤重用附子、倍用干姜而成。因而，方用四逆汤可回阳救逆，方用通脉四逆汤则可破阴回阳、通达内外。《伤寒杂病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同药异名的三个方剂是：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与厚朴大黄汤，这三个方组成的药物都是大黄、厚朴、枳实。小承气汤用大黄四两为君药，用枳实三枚为臣药，用厚朴二两为佐使药，旨在荡泻实热内结，治疗阳明腑实之腹中痞满、便秘、潮热、谵语等；厚朴三物汤用厚朴八两为君药，用枳实五枚为臣药，用大黄四两为佐使药，旨在破滞行气、宽中除满，治疗中焦气机痞塞之胸腹胀满；厚朴大黄汤用厚朴一尺、大黄六两并而为君，用枳实四枚为臣使，旨在开胸泄饮，治疗水饮内停胸膈的胸胁逆满、咳喘倚息不得卧之支饮证。可见药同而量不同，方剂的作用则大相径庭。
5.加减灵活 唐容川称“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添一药，易一证亦易一药”，这是对仲景加减用药的总结。仲景用药既有按法立方，据证用药的严格原则，又有依病化裁的灵活变化。仲景的方药应用重在“证—方—药”对应，靶点是证，不是病，以病机为基础，注重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反应，主治明确，一目了然，确立了方证治法的用药思维模式。如太阳中风证，用桂枝汤调和营卫，解肌发汗；若阳虚漏汗者，加附子，形成桂枝附子汤；若兼项背拘急不舒者，加葛根，即成桂枝加葛根汤；再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即于桂枝汤原方中增入“厚朴二两、杏仁五十枚”，便可治疗素有喘痰而又兼新感者；桂枝加芍药汤，即于桂枝汤原方中将“芍药增量至六两”，便可治疗外感误下，脾气不和之腹满时痛者；桂枝加桂汤亦是桂枝汤原方中增加“桂枝用量至五两”，便可治疗“气从少腹上冲心”的奔豚病；再如桂枝去芍药汤，即于桂枝汤原方中去掉芍药一味，便可治疗因太阳病误下，胸阳不振而致的“脉促、胸满者”；若再在桂枝汤原方中去掉芍药、生姜、大枣，即名桂枝甘草汤，便可治疗心阳不足的“心下悸、欲得按者”。
经方经过近两千年来的历史锤炼，反复的临床验证，屡试不爽，这已被历代医家所证实。只要掌握经方使用原则，临证以探求病机为要旨，方机对应，每能如应桴鼓，收立竿见影之效。
（二）经方的价值
1.临床应用价值 经方为历代医家所推崇。晋代名医皇甫谧称，仲景之论“用之多验”。元代李东垣说“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清代周扬俊评价仲景方“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从现代临床来看，虽然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仲景之方始终以其经济实惠，疗效卓著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仲景经方广泛应用于治疗多种外感病与内伤杂病，只要辨证论治，方证对应，可收桴鼓之效。
2.教学推广价值 经方配伍法度谨严，具有很好的中医教学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经方集汉以前方剂之大成，具有历史继承性，也成为后世创制、衍化新方的基础方。这极大地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扩大了经方的应用范围。
3.新药开发价值 经方药简力专，所含药物多为植物药且毒副作用较少，可以转化为新药开发的巨大优势，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王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