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讨论过，那时有个关于“亚细亚形态”的辩论。当时就有人引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无法逾越地理障碍，导致不同的文明发展线索。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仅遥远，而且有着无数的地理障碍。南面的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西面是大漠，北面是冻土带、荒原，东面是大海。所以西方人没有过来，因此中国维持着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形态”。后来，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我们才在理论上照搬了被苏联教条化的“五个历史阶段”，甚至把那些主张中国属于“亚细亚形态”的学者批为“托派”。

近10年来，我有机会两次去马克思当年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两次去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欧美其他汇聚人类文明的大博物馆。在对古代文物的观察中，感觉到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形态”确实有道理。因为我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线索的确差异明显。古地中海和近东的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文明，当地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使得那里的人可以伸手摘到果子、扔出石头打倒野兽，从那里的3000～5000年前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文化表达主要突出的是个体的人高马大，而有群体场面的则是战争，因此那里产生的是以个体为基因的文明。这种个体文明的侵略性非常之强——它从来就是要打仗的。欧洲最早的《荷马史诗》几乎就是掠夺和战争的描述。

这与古代东方必须以群体劳作才能实现灌溉和防洪的农业文明根本不同。中国最早的政府“夏禹王朝”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恰恰在于它不是产生于战争，而是产生于“大禹治水”过程中以共同防治水患为目标、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德政，对沿黄河各部落的成功组织。这也是中国必须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的本源。

后来欧洲人先扩张到尼罗河流域，再到中东地区、印度。到印度以后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地理障碍补给跟不上，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在西方殖民化进程中没有完全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因此中国属于相对比较独立的类型。这也是中国要走自己道路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