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上古文明与医药卫生

在史前时期之后，是我国的上古史时期。通常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上古史。这段时期内，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国家。文明的发展也结出累累硕果。

一、甲骨文的记载

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发展和交流科学文化的基础。在夏朝文化遗址中，虽然也有零散的文字符号被发现，但还未有证据显示已有体系性的文字。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因多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它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期（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的遗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商代贵族有“敬天”的传说，遇事不分巨细都要向上天或者祖先请示。当时巫师在磨光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或用火煅烧，通过观察其爆裂的纹理走向以占卜吉凶。事后将占卜的原因和结果刻画在甲骨上，于是留下了甲骨文。据研究资料表明，已出土的殷墟甲骨约计16万余片。其中有不少甲骨文字与人体、生命、疾病或药物相关。部分例子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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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思想的影响

上古时期，随着劳动分工的形成，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包括管理国家的王族和各级官员，并且有以宗教、文化事业为职业的巫、史、士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代表我国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早期哲学思想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挥着指引作用，有些思想与医学实践结合，形成了早期医学理论。

参阅线上平台视频：1.2.2　哲学理论的影响

（一）天人相应与阴阳五行思想

天人相应的观念有悠久的历史。在周以前，“天”常常带有人格神的色彩，周代以后的思想文化中“天”更多地倾向于以大自然为内涵。先秦诸子中，老子《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所理解的“天”，就是大自然。道家从“无为”的立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更好地体悟和适应自然规律。中医经典《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把人看作是天地自然产物。

阴阳五行是天地规律抽象化的体现。阴阳在文献中的概念最早见于《诗经》。《诗经·大雅·公刘》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阴阳最初是指日光的向背，这是最早带有哲理性的原始阴阳思想。《易经》成书晚于《诗经》，对阴阳学说论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易经》成书后，通过卦象进一步表现了阴阳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西周末年以后，阴阳学说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为虢国太子诊病时提出“阳缓而阴急”“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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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阳

阴阳在后世通常用黑白各半的圆形符号来表示，并形象地称为“阴阳鱼”，又称为“太极图”（图1-8）。

在中医学中，阴阳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是标示事物内在本质属性和性态特征的范畴，既标示两种对立特定的属性，如明与暗、表与里、寒与热等等，又标示两种对立的特定的运动趋向或状态，如动与静、上与下、内与外、迟与数等等。

早期经书《尚书》中《甘誓》《洪范》两篇，是最早出现“五行”字样的历史文献。《洪范》篇中说，五行即“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并指出各自的特性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反映了先民对物质的认识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五行学说逐渐发展为相对成熟的哲学理论。《周礼》《左传》中都出现了五味、五谷、五药、五气、五声、五色等以五类来概括事物，并与人体和疾病相联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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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生克

五行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分别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以及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后人常将其关系绘成循环生克图（图1-9）。

古人认为五行各有特性。如“木曰曲直”，即木具有生长、能曲能伸、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火具有发热、温暖、向上的特性；“土爰稼穑”，春种曰稼，秋收曰穑，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离不开土地，土具有载物、生化的特性；“金曰从革”，从指顺从、服从，革指改革、变革，金具有能柔能刚、变革、肃杀的特性；“水曰润下”，水具有滋润、就下、闭藏的特性。人体的五脏配属五行，五脏功能可以从五行特性进行类比引申。

（二）精气思想

甲骨文已出现“气”字。气的涵义最初是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由于天空中的云气、人体的呼吸之气肉眼不可见但又可真实感知，古代逐渐形成了“有形生于无形”的思想，并将无形之物抽象为“气”的概念。先秦文献《管子·心术》说：“气者，身之充也。”《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认为人的生成源于“气”。

而对于气所凝成的物质，古人又形成了“精”的概念。《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提出天地之间的万物皆由气而生的精气说。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形成了生命本源即精气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人体的生命过程，构成了中医学的精气学说系统。

三、对自然认识的丰富

我国的天文历法在上古时期已经有明显的进步。至迟在夏朝已出现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周而复始地来纪日。商朝在夏朝天干纪日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合的纪日法，六十日一个循环，这种纪日法一直沿用了几千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历法制度体系。周代还发明了圭表测影，以确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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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干

在古代医学中，天干也配属于五脏六腑，有时成为脏腑的代称。具体配法：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庚大肠、辛肺、壬膀胱、癸肾。

中国古代以农业社会为主，格外重视对天时的观察，因此也积累了气候影响健康的知识。如《礼记·月令》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指出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是导致疾病流行的原因，并且认识到流行病具有传染性。

在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收录了许多种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名称，其中可以入药的植物就多达50余种，如艾（苦艾）、芣苢（车前草）、卷耳（苍耳）、杞（枸杞）等。在《周礼·地官司徒》中，将动物分为毛物、鳞物、羽类、介类、羸物，将植物分为皂物、膏物、核物、荚物、丛物，形成了初步的生物学分类体系。这些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物种的了解不断加深，为药物知识的发现和总结奠定了基础。

四、社会生活的进步

上古时期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有许多都对医药卫生产生影响。如在定居点中，清洁水源和饮水卫生已经受到普遍重视。我国原始时期遗址中已经普遍发现有水井，上古时期遗存中水井更为普及。如河北省藁城台西村遗址中的商代水井，结构坚固，并发现了提水所用的陶罐。西周早期宫室设有下水道，直径达20～30cm，长度为1m，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管子》中还提到，人们要在春季之始去清除井中的积垢污泥，疏通沟渠，排除积水，更换新水；同时提倡打完井之后要加井盖，以免饮水受到污染。

居室环境方面，《礼记·内则》载：“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周礼·秋官》记载，宫廷中有专门管理清扫的官员，主要负责宫廷内外除草、除虫、保持水源清洁等工作。

饮食方面，古代有“伊尹作汤液”的传说。伊尹出身于厨师，后来成为辅佐商汤王的大臣。后世中医常用的服药方式是汤药，故经常提及这一典故。这反映了“药食同源”的特点。此外，饮食卫生与健康关系尤其密切。《周礼·天官》对四时肉类的品种、调味的宜忌、各种饮食的服食方法及食物的搭配等做了简要介绍，并且已经出现了“食医”的说法，注重食物的性味及与四时气候变化的关系。《论语·乡党》中对饮食卫生有详细的说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腐败）而餲（，变味），鱼馁（，变质）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煮熟食物）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提倡食物贵在精细、适时、新鲜、卫生。《墨子·非攻》还指出“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提到食饭不时、饥饱失节是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酒在饮食卫生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从自然界果实自行发酵的过程中发现了酒。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酿酒的技术，出土文物中有各类盛水和酒的器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淄博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有专用的陶制酒器。在文献记载中，则有“仪狄造酒”“杜康造酒”的说法。仪狄、杜康都是夏代之人。商朝时谷物酿酒已较为普遍，上层贵族中饮酒成风。甲骨文和金文中都保存有商王室用酒祭祀祖先的记载。酒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同时还是加工药物的良好溶剂。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被认为是关于药酒的最早记载。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考黜》解释曰：“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另外，从汉字构造上看，“醫”（医）为会意字，从“殹”，从“酉”。“酉”，形似酒坛，与酒通，即用以医疗的酒。《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王育说，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