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鸦片贸易始末

1805年3月的一天傍晚，珀金斯兄弟公司广州办事处收到一封美国包裹，由于负责人不在，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包裹放在了负责人的办公桌上。

办事处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珀金斯的外甥库欣。此时，他正与朋友坐在珠江边豪饮。珠江夜色撩人，但库欣似乎没有一点兴趣。库欣与朋友聊起家乡波士顿，聊起自己前两年去世的妈妈。他对妈妈有着深深的眷恋，说起妈妈，他的情绪开始有些低沉。

饭局持续了约三小时，库欣明显喝醉了，被人送回了办事处。库欣意识非常清醒，他看到了办公桌上的包裹。库欣知道，这又是舅舅寄来的。舅舅经常在信中训斥自己，让库欣心情很不爽。

罕见的包裹引起了库欣的好奇，他立即拆下层层包装，里边是一套书与一封信。整套书都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库欣不明白舅舅的用意。再打开信，库欣顿时明白了。

珀金斯在信中继续以以往的教育口吻，提醒库欣要提高文学修养，拓宽视野，拒绝幼稚的追求，抵制年轻人的放荡。库欣不耐烦之际，读到珀金斯在信中说：“让你伟大的外婆那贤明的忠告响彻你的耳边，深入你的灵魂。”

一番教导后，珀金斯询问了几个问题，如土耳其鸦片在广州的情况如何，是否可以在广州做鸦片的生意，如果可以会面临哪些风险，中国官员会收取多少好处费，等等。

库欣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一头躺下便呼呼大睡起来。

身在波士顿的珀金斯比较急迫，虽然珀金斯兄弟公司在对华贸易中领先其他美国公司，实现了贸易额最大、利润最多的“双赢”，但珀金斯凭借敏锐的嗅觉还是发现了危机，公司盈利增长有些乏力。

首先是美国商品的不可持续性，拳头商品人参、海参、皮货、紫檀木的销售都遇到了各种瓶颈，不是市场饱和就是产量锐减，有些商品如人参的质量甚至还竞争不过中国人参。

另外，英国人开始向中国人大量销售印度鸦片，且呈垄断状态，其他国家根本无从插手。奉行实用主义，一心想发大财的美国商人只能干瞪眼，看着英国人赚大钱，珀金斯颇为不甘。

偶然之间，一份贸易报告引起了珀金斯的兴趣。这份报告写于1803年，是美国驻土耳其士麦那的领事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离任时写的。这位领事在报告中提醒，土耳其正在大面积种植鸦片，急于拓展海外市场。

珀金斯询问库欣土耳其鸦片在中国的情况，正是有意要从土耳其贩卖鸦片到中国，但如何打破英国人的垄断则是困扰珀金斯最头疼的问题。

英国人之所以能垄断中国的鸦片贸易，一是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二是进入鸦片领域非常早，至少远远早于美国人。

英国对华贸易最初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尴尬经历。英国面对地大物博的中国，一样没有拿得出手的商品，开始是呢绒、哔叽（一种斜纹的毛织品），后来又是印度棉花。但这些商品在中国根本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中国既是产棉大国，又是手工纺织品大国。相反，中国的茶叶对英国商品呈碾压之势，英国大量“白银”外流至中国，巨大的逆差让英国人喘不过气来。

大约在18世纪70年代，鸦片使用方法发生革命性改变，由吞服变为吸食后，印度鸦片传入中国的数量开始增多。当美国人发现鸦片的“神奇”后，英国人基本已经垄断了鸦片贸易。

珀金斯明显晚了，在美国商人中也是迟到一步。当珀金斯还在做市场调查的时候，有些美国商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1806年6月的一天清晨，天还没有亮。一艘名为“尤塔”号的美国小型商船缓慢驶进了黄埔港。“尤塔”号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美国第一艘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商船。

为了不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尤塔”号进行了必要的伪装。在底舱的夹层里，船员们夹带了26箱，共53盒土耳其鸦片。趁着朦胧夜色，在中国税务官员的惺忪的睡眼下，船员将26箱土耳其鸦片成功运往商行。

土耳其鸦片与印度鸦片不同，质量略差，由于价格非常便宜，在中国广受底层群体欢迎。中国人称印度鸦片为“大土”，称土耳其鸦片为“小土”或“金花土”。

一个月后，又一艘走私土耳其鸦片的美国商船“风情”号登陆广州。这次夹带的鸦片比“尤塔”号更多，美国人的胆子越来越大。

美国人自以为做得很隐蔽，但最终难逃英国人眼睛。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向母公司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对美国人走私土耳其鸦片一事做了说明：“第一批从地中海直接装载鸦片到中国的船，是去年6月和7月到达的，也有几袋是在不同的时间里绕道美国运来的。”但英国人自认为，美国人的小打小闹不会构成威胁。英国押运员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主管汇报道：“我们不认为，美国人的投机能对我们产生长期的干扰。”

英国人垄断了印度鸦片，但对土耳其鸦片却无能为力，因为根据东印度公司章程，不准去土耳其装运鸦片。事实上，英国人对土耳其鸦片非常熟悉。英国国内消费的鸦片主要来自土耳其，因吗啡含量高达10%~13%，英国人只将其视为治病良药。

一个偶然的机会坚定了珀金斯的信心。1812年6月，美国向英国宣战，爆发第二次英美战争。珀金斯兄弟公司的一艘“雅各布·琼斯”号商船在航行途中截获了一艘英国鸦片商船。珀金斯兄弟公司将鸦片据为己有，运到广州销售。

鸦片很快销售一空，库欣向舅舅写信报告喜讯，珀金斯大喜过望。从此，珀金斯兄弟公司将对华贸易业务转型到走私鸦片上来。

为了躲避海关检查，珀金斯与库欣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凡是走私鸦片的商船一律不准靠岸，也不过虎门，全部停留在珠江口处的伶仃洋上。鸦片商船在海面上停留，只作为浮动的仓库，中国客户需要派小型运输船到伶仃洋上提货。无论是书信，还是提货单中，都规避掉了“鸦片”两字，取而代之的是“口香糖”。

珀金斯兄弟公司的土耳其鸦片在中国销售得非常不错，这自然离不开中国行商的配合，其中广州十三行的著名行商伍秉鉴的“怡和行”就是库欣最大的合作客户。伍秉鉴很早就在广州见过珀金斯，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伍秉鉴与库欣的合作也很顺利。

1815年，美国人逼英国人和谈，历时三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此次战役，美国人打出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美国人的腰杆又硬了一次。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实力也随之大幅增长，更多美国商人加入对华走私鸦片的队伍中。

声称要垄断对华鸦片贸易的珀金斯兄弟公司与怡和行一起走私鸦片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总有露馅的一天。

随着鸦片流入中国加剧，清政府加紧了对鸦片走私的打击力度。1818年5月的一天，一艘走私鸦片的美国“瓦巴世”号商船像往常一样，照例停在伶仃洋水面上，正在交易时，突然被海关的缉私船包围，鸦片被全部查抄，涉案人员被抓。

广州众商行急于撇清关系，联名致信美国驻广州领事威科克司（Benjamin Wilcocks），希望他上报美国总统，告知鸦片在中国属于违禁品，不要再向中国销售鸦片。威科克司果真照办，美国国务卿收信后，将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于众，以显示美国政府的决心。

此事引发两广总督阮元震怒。经查，怡和行负责担保此次交易，伍秉鉴牵涉其中。伍秉鉴上下活动，希望能减免处罚，但阮元坚持上奏，“请皇上准予拿掉伍秉鉴的三品顶戴，试看行商谁敢继续密谋鸦片走私”。最终，伍秉鉴被罚16万两白银，其他商行也被罚了5000两白银。伍秉鉴被罚得肉疼，因为处罚金额达到了该船鸦片价值的50倍。伍秉鉴花钱捐来的三品顶戴荣誉也被夺走。

虽然经此重罚，但伍秉鉴并没有改过。

1818年，经自己的干儿子约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介绍，伍秉鉴认识了美国商人塞缪尔·罗素（Samul Russell）。罗素向伍秉鉴阐述了自己打算创建旗昌洋行的想法，伍秉鉴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支持。听说干儿子福布斯要加入成为合伙人，伍秉鉴马上资助50万两白银。

似乎在悄声无息中，旗昌洋行在广州成立，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成立的美资银行。没人注意到，旗昌洋行慢慢成了缩小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最大美商公司。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也是高级合伙人之一。

人们习惯认为鸦片就是毒品，但德拉诺却认为，鸦片并不比美国进口白酒、白兰地和酒精更有危害。在很多美国商人看来，相比美国人喝烈酒，鸦片的危害微不足道。

伍秉鉴本人也在与英商、美商的四处勾连中暴富，1834年，其个人财富达到2600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伍秉鉴的个人资产达到政府收入的65%，完全是富可敌国。财富太多也是祸，这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隐患。

鸦片走私虽属于地下活动，但据统计，1807年前，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大概在105~150箱，价值5~10万元；1811—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473箱；1821—1827年，平均每年输入579箱；从1828—1833年，平均每年达到了1081箱。

尽管美国人走私鸦片在加剧，但相比英国人，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据统计，从1818年到1833年，英国对华贸易总额为30 441万元，其中鸦片贸易额为10 430万元。同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9760万元，其中鸦片贸易额为492万元。也就是说，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额只有英国的4.7%。

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统计，1817年，美国输入中国鸦片至少1900箱，因为美国已经将采购鸦片范围拓展到波斯湾，成本比土耳其鸦片更便宜，利润也超过土耳其鸦片25%。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认为，美国的鸦片贸易大有赶超英国之势。

走私鸦片输入中国势不可当，清政府无力阻止，广东官府压力巨大，很多地方官员也憋着一口气。

1821年，美国“仇敌”号商船在停泊时，发生了一起人命官司。一位叫德兰诺瓦（Francis Terranova）的水手在船舷处向中国女商贩郭梁氏购买水果，德兰诺瓦耍了一下花招儿，少给钱。等郭梁氏转身细数钱时发现被骗，便找德兰诺瓦交涉。德兰诺瓦死不承认，双方发生言语争执，激动之下，德兰诺瓦随手抄起一个瓷瓶砸向郭梁氏，瓷瓶正中其头部，郭梁氏落水溺死。

郭梁氏家属得知后，立即到官府告状，要求严惩美国作恶的船员。广州官方逮住机会，立即与美方交涉，要求交出凶手。美国方面则拒不交人。

美国人有个担心。1784年12月，英国“休斯女士”号商船在黄埔港鸣放礼炮时，误伤平民，导致一人死亡。炮手恐惧逃亡，押运员被诱捕作为人质。两广总督派出40艘兵船，封锁了外国商馆，并对各国一一展开分化瓦解。

最终，失去各国支持的英国迫于压力，交出了炮手。炮手经中国官方审理后，被处死。英国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美国人正是担心步英国人后尘。

经过再三交涉，美国人提出折中方案，交出嫌犯可以，但必须在“仇敌”号上审理。中国官方答应了，官方早已怀疑此船是鸦片走私船，正好借机以办案为由进行搜查。

美国人因为走私，多少有些心虚，在宣布德兰诺瓦被判有罪后，不得不将其交出。很快，德兰诺瓦被处死。

这个事件恰恰也验证了当年行商潘启官对美国人的评价。“中国皇后”号来中国时，行商潘启官曾对美国人说，别看你们现在比较有礼貌，但你们来广州两三次以后，就会像英国人一样傲慢无礼。

伴随美国对华走私鸦片数量的大幅增加，美国的国家实力也在迅速增长。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主张，美国要成为自由帝国，需要进行大规模领土扩张。同时，他也提出野心勃勃的计划，要通过贸易的方式，将遥远的中国一同纳入自由帝国的版图内。

1804年，杰斐逊利用英国与法国的矛盾，威胁并联合英国进攻法国，只用了1500万美元，便将新奥尔良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等地区纳入美国版图。顿时，美国领土增加了一倍，一个北美大国腾空而起。

美国的野心并没有停止。1819年2月，美国又拿下了西班牙所属的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等地区，美国的版图迅速扩展至太平洋沿岸，成为横贯北美大陆，连接太平洋、大西洋的大国。向东亚扩张，开始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自1786—1833年，美国赴广州的商船数量为1104艘，占英国来华商船数量的44%，是其他欧洲所有国家来华商船总数量的四倍。美国逐渐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实力的增长，礼貌、谦恭的美国人开始染上了英国人傲慢的习气。

1838年12月3日傍晚，一队清兵正在十三行附近的珠江上懒散地巡逻。岸边有两名搬运工引起了巡逻清兵的注意。两个人正在匆忙装卸着几个箱子，行迹有些不对劲。清兵立即靠近盘查，两名搬运工眼神游离，起初什么也不说。在一顿吓唬后，二人跪地求饶，招供说是受人所雇，来此购买鸦片。清兵立即上船搜查，果然搜出大量鸦片。

经查，此船鸦片收货人是美国人查尔斯·塔尔波特（Charles Talbot），中间人为苏格兰商人詹姆斯·伊尼斯（James Innes）、中国行商彭霍峨（音译）。两广总督邓廷桢亲自审理此案，彭霍峨被处以枷刑，而塔尔波特和伊尼斯则藏了起来，拒不出庭，也拒不认罪。塔尔波特辩解说，自己是基督徒，一直反对鸦片贸易。

邓廷桢震怒，痛斥两名外国人罪恶滔天。为了震慑美国人，邓廷桢更有硬招儿，抓来一名鸦片贩子，要公开在美国商馆门前处死，杀鸡给猴看。

1839年2月26日，一个比较温暖的下午，很多外国人去外面散步游玩。突然，人群一阵骚乱，一队清兵跑步至美国商馆门前，迅速将绞刑架立好，并把鸦片贩子押上刑场。就在清兵将绞索绳子套在囚犯脖子上时，一帮外国船员愤怒地冲过来，不顾阻拦，破坏刑场，嚷嚷着不要在美国商馆门前行刑。有胆子大的英国船员，甚至用棍子直接袭击刽子手。

外国人打了中国人，这消息迅速在城内传开。近千名广州人涌向外国商馆前的广场，他们义愤填膺，大骂着“打死鬼佬”。鬼佬，是当时广州人对外国人的俗称。他们或用木桩撞击商馆大门，或是推倒旗杆、扯下国旗，或用砖头石块攻击外国商人。现场一片混乱，清兵早已趁乱离开。

美国商人亨特尔（William C. Hunter）也被惊到了，立即找到伍秉鉴，希望他尽快禀报官府。伍秉鉴也吓得有些发抖，还好冷静下来后，立即派人向巡抚求助。最终，清兵赶到，及时制止了骚乱。

风波平息后，经过再调查发现，塔尔波特和伊尼斯确实都是冤枉的。此次中国官方的强硬表现，让各国商人都刮目相看。大家逐渐意识到，官方对鸦片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838年12月27日的早晨，北京的天空飘起了小雪，漫天的雪花染白了大地。道光皇帝在紫禁城召见湖广总督林则徐，双方畅谈了三个多小时，话题自然围绕着禁烟问题展开。林则徐将自己在湖北的禁烟经验与主张如实道来，道光频频点头。皇帝感觉这个福建人很不简单。

令林则徐没想到的是，道光皇帝与他连续谈了八天。皇帝连续八天召见同一个大臣，极为罕见。第五次召见时，道光皇帝即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受到了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提督关天培等人的热情迎接。在欢迎的队伍中，两个美国人异常显眼，他们分别是查尔斯·金（Charles W. King）、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显然，这两个美国人选择支持林则徐禁烟。

初到广东的林则徐遇到的首个难题便是翻译，裨治文主动推荐自己的干儿子梁进德为林则徐服务。林则徐打算致信英国女王，就中国禁烟做出解释，同样是美国人的伯驾（Peter Parker）承担了这个重任。这封信虽然无法送给英国女王，但这几个美国人还是想办法在英国发行量较大的《中国丛报》上进行了发布。

3月18日，林则徐将十三行的行商召集到一起。他严厉斥责行商勾结外国烟贩，要求他们向洋人递交《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谕贴，命洋人三天内交出全部鸦片。然而，外国商人只是象征性地交出了1000箱鸦片。林则徐大怒，要求外国烟贩不要敷衍了事。

外国商人仍不为所动。3月24日，林则徐下令，将十三行的商馆全部包围。林则徐要求，停止一切贸易，并要求外商写下“具结”，就是做出保证，永远不再走私鸦片。同时，令外国商馆的中国雇员全部撤出，否则格杀勿论。重兵包围、长枪林立之下，外国烟贩开始慌了。

面对断粮断水的威胁，外国商人最终只好妥协。3月26日，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将鸦片全部收集交出。这次共查获20 283箱，其中美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旗昌洋行的数量居第三。

虽然交出了鸦片，但英国人拒绝写保证书。义律希望美国人与英国人一起出走香港，美国人没有同意。关键时候，美国人写下了两份保证书，其中一份含有“中国人有权处死外国人”的条款也被迫接受。英国人指责美国人不够意思，是投机分子。

旗昌洋行高级合伙人罗伯特·本尼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则道出了理由：“我不是来中国休养或取乐的，只要我能卖出一码布或是买进一磅茶，我就必须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美国人没有女王来保证我们的损失。”说到底，美国人是实用主义者。

美国人表现比较“乖”，林则徐非常欣赏，他要将英国人与美国人进行区分对待。6月3日，虎门销烟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林则徐没有邀请英国人，而是特别邀请了裨治文等人携夫人一起观看销烟盛况。销烟现场，林则徐还与美国人亲切交流。

中国人禁烟的决心感染了裨治文，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自己的销烟观感：“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他们在整个工作中所体现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有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

随后，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上公开批评英国：“它是第一位和几乎独占鸦片生产的国家。英国号称开明的、基督教的国家，竟然种植一种罪恶的媒介物， 甚至以此牟利。……她不屑以鸦片的收入来充实她的国库。这真是最奇怪的道德对比的展览。”

美国人在这次禁烟中的表现也得到了广东百姓的认可，他们经常以美国人来对比英国人，并批评英国人无礼。

鉴于美国人的配合，在虎门销烟期间，林则徐频繁与美国人接触。

6月10日，三个清朝官员模样的人来到新豆栏街的眼科医院。这家眼科医院正是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所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眼科医院。

伯驾不知来者何意，还以为是看病的。

“三位大人，是否为医眼疾而来？”伯驾不解地问道。

“非也非也，我们乃是钦差林大人的特使。今日前来拜访，实乃有要事相商，希望与您单独商谈。”一个官员面带笑容，表明来意。

伯驾带三人到了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

一位比较儒雅的官员问道：“钦差林大人奉旨禁烟，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林大人南下禁烟，我是非常支持的。一些瘾君子常到我们这里就诊，看到他们堕落的样子，我非常痛心。”伯驾当即表明了态度。

三位官员哈哈大笑。另一位官员问道：“不知贵国人民是否也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伯驾说：“鸦片本是一种镇痛剂，具有缓解疼痛的作用，在我国主要以药用为主，少有人吸食。”

三位官员略显尴尬，一位官员又问道：“听闻伯驾先生来自美利坚，不知与英吉利有何区别？”

伯驾尴尬笑了笑说：“美国建国不足六十年，我们虽然与英国人同说英语，但实属两个国家。”

说罢，伯驾拿出一个地球仪，向三位官员指认美国与英国的位置。三人很好奇，摆弄个不停。伯驾随即又拿出一本地图集、一套地理学书籍，表示可赠予他们。

三人更加尴尬了，其中一位官员说：“赠送仪式应该按我朝礼仪来，并提交一份申请书。”

赠送个小礼物还这么麻烦，伯驾顿时感到哭笑不得。在伯驾的再三坚持下，三人收下了礼物。

最后，三位官员透露了真实来意，说林则徐想要见见伯驾，并递给他一张通行证，伯驾点头表示感谢。

林则徐要见伯驾的事传到了伍秉鉴的耳朵里，伍秉鉴很是不满。伍秉鉴是两人相识的介绍人，且伯驾的医院在扩容时，伍秉鉴专门将部分房产赠送给了他。伍秉鉴向伯驾建议：你既不懂贸易，也不懂鸦片船，如果去见林则徐，最好只谈医学或西方文化。伍秉鉴主要是担心伯驾说漏了嘴。

最终，林则徐与伯驾没有见面成功。林则徐多次写信向伯驾请教。7月，林则徐派人给伯驾送来英文资料，请求伯驾帮忙翻译。伯驾一看，原来是摘抄的《万国律例》（即瓦泰尔的《国际法》）。摘抄的段落明显与当下禁烟有关，涉及战事及应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内容。伯驾欣然答应，他也不希望中英爆发战争。

后来事实证明，伯驾是把《国际法》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对林则徐禁烟帮助甚大。林则徐的禁烟令就是根据伯驾所译“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列”做出的。

林则徐还向伯驾请教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是否有可以治疗所有吸食鸦片者的药方”“对所有吸食者都适用的特效药”。伯驾感到无能为力，他向林则徐解释，唯一的方法只有通过减少吸食量来降低毒瘾，时间大概需要2~6个月。

伯驾在信中还不忘表明自己的态度：“自从首次闻知有此大员即将到来， 我的内心便极为喜悦，……求上帝引领和指导钦差大臣圆满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

美国鸦片商虽然写下了保证书，也交出了鸦片，但他们的鸦片走私并没有停止，只是转移到了其他沿海地区。

美国鸦片商的胆子源于美国的实力。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结构的改变，美国人简单通商的诉求发生了巨大改变，开始逐渐向中国索取特权。美国政府明确要求，对华贸易政策，要积极插手。

美国商人只注重利益，其他在华的美国人对鸦片的态度则与商人有极大不同。

据伯驾估算，在1834年，中国人口已达4亿，其中吸食鸦片者或超过1000万人。伯驾在给林则徐的信中称：“鸦片之祸已有摧毁贵国财富和幸福的危险……鉴于如此频繁地目睹鸦片的巨大破坏，以致使我怀着痛苦的心情问道：阻遏鸦片泛滥的力量在何处? 我对自己说，也许会来自西方国家。为此，我们已经发表实际的声明，呼吁西方国家的权贵和善良之士，高声抗议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之祸，没有药方，没有解决之道，林则徐也很无奈。伯驾则向林则徐建议，要根治鸦片贸易之害，首先要了解西方国家的贸易法律，并建立相关的条约关系。

1839年5月25日，美国商人联名致信美国国会，要求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海面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有人甚至鼓动美国政府，联合英国武装侵略中国。

1840年6月，英军对华发动战争。

美国人决定尽量看热闹。11月2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前往中国。美国海军部长特别指示，派军的目的是“禁止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用美国的旗帜向中国走私鸦片”，绝对不要卷入中英冲突。

美国人或许不会想到，英国打败中国后，取得了丰厚的收益。1842年8月29日，英国迫使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同时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不过，美军虽未与英军联合侵略中国，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为美国人走私鸦片壮胆的作用。不仅美国商人走私鸦片，美国的驻华领事与众多官员也逐渐加入走私鸦片的队伍中来，就连加尼也看不过去了。

1843年5月19日，加尼致信海军部长称：“这种可耻的贸易已众目昭彰， 因此我们国家的国格天天在降落中。而且只要公共的领事职务仍由商人担任，将会继续降落下去，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和上述鸦片贸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美国众多在华传教士几乎与伯驾的态度一样，反对美国走私鸦片。他们纷纷向美国国会发出声音，称走私鸦片是“一种丝毫不亚于奴隶制和纵欲的罪恶，甚至比二者加起来还有过之”，“使得这一现代罪孽显得尤其罪大恶极的臭名昭著的事实是，外国人、开化民族、基督徒，已成为生产和贩售这种毒品的主犯”。

说归说，做归做。作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明显受到了英国的刺激，美国真心不甘让英国独吞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