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及概念

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但与此同时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张在旭等，2015）^[1]。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与环境公害事件的爆发有关，强调企业要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2]。Bowen（1953）认为，CSR是商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商人的所有决策和行为要符合社会价值与目标^[3]。Davis（1960）也强调了商人拥有社会权利，因此也要相应地承担社会责任^[4]。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它指出企业应改为由利益相关者负责，包括股东、企业员工、客户、社区、社会公众、债权人、政府等（Freeman，2006）^[5]。Johnson（1971）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指对股东负责，更要平衡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权益^[6]。Carroll（1991）认为，社会公众寄希望于企业要承担向股东负责的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遵纪守法的责任，诚实经营的责任，以及从事慈善活动的责任等^[7]。基于以上观点，他构建了“金字塔模型”（Carroll，1999）^[8]。欧盟委员会（2001）则将保护环境与社会贡献义务都融入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中，并强调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9]。Xuan Bai和Jeanine Chang（2015）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发现市场竞争强度削弱了企业社会责任（CRS）对员工营销能力的积极影响，市场动荡强化了CSR对客户和企业营销能力的积极关系^[10]。

为什么有些公司会自愿将稀缺资源用于履行社会责任，而其他公司没有？这是因为不同企业在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知名度、，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员工，需要更好地推销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认知不同（Ansong，2017；Hawn等，2011）^[11-12]。中小企业所有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负担，会增加财务成本。他们认为，中小企业实施CSR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如财务和人力资源的短缺、缺乏问责机制和环境问题意识（Indartono等，2017）^[13]。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够改善组织文化、形象和声誉，提高客户忠诚度、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而提高其绩效（Pastrana和Sriramesh，2014；Turyakira，2014）^[14-15]。

（2）企业融资约束的衡量及影响因素

融资约束主要指企业无法及时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对于没有良好盈利基础而发展前景又不明朗的初创公司，因为信用评级较低，贷款成本就会较高。这类公司也无法依靠成熟产品的销售获得稳定的自有资金积累，因此其融资约束会更严重（Gompers和Lerner，1999；Ritter，1991）^[16-17]。Almeida等（2004）分析了融资受约束和融资不受约束的公司对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发现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对现金流量的现金（储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导致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降低^[18]。Fazzari等（1988年）利用计量经济学知识研究比较不同类型的公司的财务约束。一方面，对于不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能够为任何投资活动筹得资金。这些公司内部资金通过不同现金流量指标来衡量。另一方面，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投资和可用的现金流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投资对内部可用资金较敏感^[19]。Kaplan和Zingales（2000）认为，单纯用现金流敏感性衡量融资约束有失偏颇^[20]。他们以微软为例，发现该公司对投资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时又具有很高的现金流动性，并没有出现融资约束。因此，他们认为，使用现金流量投资敏感性方法无法区分：①具有较高水平盈利，持有现金较多的公司；②不发放现金股利而保持较高现金流量的公司；③为了减少管理支出，而持有较低现金流的公司；④实现利润较少因此持有较低现金流的公司。

当金融机构组织机构层级较多，针对信息欠透明的公司，银行提供贷款的意愿较低，因为逐层上传地方分支机构收集的信息需要成本，高度层级化的金融机构不愿为了搜集大量中小企业信息而分配资源给分支机构（Alessandrini等，2010）^[21]。Hauswald和Marquez（2000）及Cole等（2004）将银行规模和借贷双方的“信息距离”作为代理变量来研究银行授信影响因素的复杂性^[22-23]。收集有关借款公司的发展前景、信誉等相关信息也会影响银行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提供信贷的决定。企业的长期承诺会减少公司的信贷成本（Diamond，1991）^[24]和银行要求的抵押物数量（Degryse和Van Cayseele，2000）^[25]，反过来，降低了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Petersen和Rajan，1994）^[26]，提高了银行对授信对象未来收益的期望及支持借款人的意愿。

（3）企业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

研究CSR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是重要的，因为融资约束在企业战略性投资决策中具有关键的影响作用（Stein，2003）^[27]。企业投资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会增加获得外部融资的机会，如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股权投资（Cheng等，2014；Goss和Roberts，2011）^[28-29]。社会责任投资是通过综合考虑财务和非财务因素（包括个人价值观、社会需求、环境问题和公司治理问题）而做出的战略投资决策（Cheah等，2011）^[30]。解决这些非财务问题的便捷工具是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来完成。对社会负责的投资者更有可能投资于倾向于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公司（Sparkes，2002）^[31]。

Freeman等（2010）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注重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32]，可以吸引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的加入（Kapstein，2001）^[33]。Cheng等（2014）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绩效可以加快公司进入金融市场的进程，从而使通常面临信贷约束的小公司被金融市场接纳^[28]。因此，社会责任绩效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归因于利益相关者对公司青睐程度的提高，管理者在经营决策中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潜在代理成本最小化（Choi和Wang，2009；Jo和Harjoto，2012）^[34-35]。

Cheng等（2014）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业绩与公司融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卓越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更好地致力于利益相关者关系有关^[28]，这会限制企业短期机会主义行为（Benabou和Tirole，2010；Eccles等，2012）^[36-37]，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企业社会责任业绩源于企业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这种关系的创建和培育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Freeman等，2010）^[32]。Dhaliwal等（2012）研究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和上市公司披露CSR信息的关系，发现显著负相关，显示CSR信息披露显著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38]。

公司的股东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应该是企业经营者承担的最大责任。因此，履行社会责任倡议被视为对企业稀缺资源的浪费。然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者试图将股东利益与其他主体如客户、员工、社区等的利益相协调，认为关注多维度相关者利益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因为这会吸引更愿意投资于负责任企业的潜在利益相关者加入（Waddock和Graves，1997）^[39]。而且，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也被视为经营波动性较小，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小（Di Giulio等，2007）^[40]。因为它们通常能够更好地避免负面财务负担，如违规费用、损害赔偿，以及由于不良社会行为而产生的罚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获得较低运营和财务风险，从而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外部资金支持（Orlitzky和Benjamin，2001；Spicer，1978）^[41-42]。

致力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融资，因为他们能够在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降低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如监控成本、违约成本、搜寻成本、保修成本和剩余损失），以及与企业产品生产相关的其他成本（Andriof和Waddock，2002）^[43]。此外，与利益相关者如客户、商业伙伴和雇员之间密切的关系可以提高公司获得融资的机会，限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Ansong，2017）^[11]。

一些学者提出，新兴经济体严重依赖与利益相关者的独特关系（Bandeirade-Mello等，2011）^[44]，可以在较高的交易成本环境中应对市场失灵（Guillen，2000；Khanna和Palepu，2000）^[45-46]。而且，借助非市场因素的力量，能够获得稀缺和有价值的金融资源（Wan，2005）^[47]。Cheng等（2014）实证研究结论支持了更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性^[28]。

此外，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倾向于披露其可持续发展报告（Dhaliwal等，2011）^[48]，有第三方的审验，提高了此类报告的可信度（Simnett等，2009）^[49]。因此，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能导致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优化，使企业进一步遵守相关法规，改善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获得融资（Hassett和Hubbard，1998）^[50]。因为公司信息透明度是吸引外部投资者，增加投资者信心的关键决定因素（Ansong，2017）^[11]。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企业CSR履行和融资约束

对于融资约束，吴宗法和张英丽（2011）研究表明，资金筹集越有困难的公司，越会减少投资活动，包括存货投资和科研支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能力会受到制约^[51]。王芳等（2011）研究发现，股利支付、公司规模显著负向影响融资约束^[52]。田原（2013）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越严重，投资活动越不活跃^[53]。

那么，融资约束是否会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得到减轻呢？冯筱旸等（2012）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随着企业承担CSR而缓解，由此导致企业价值的提升^[54]。戴小洋（2012）认为，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企业披露CSR的详细程度对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融资约束的影响较为明显^[55]。姚玥（2014）通过研究发现，家族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CSR绩效会明显影响债务期限，CSR履行良好的企业，能够得到更长期限的债务融资^[56]。于丽丽（2014）实证检验了企业CSR履行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发现两者显著负相关。除此之外，公司外部环境和企业所有权性质干扰了CSR与企业融资困境间的关系^[57]。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可以寻求替代性机制。民营企业CSR履行度越好，越有利于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从而使企业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李姝等，2014）^[58]。高帆等（2014）基于对私营企业慈善捐赠的调查发现，民营企业，尤其是上规模的、有政治关联的，获得的银行贷款更多^[59]。费文颖（2016）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和将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慈善捐赠给民营企业带来的实物期权越多，融资约束越小，所以现实中才会出现民营企业虽然资金短缺，但仍然慷慨捐赠的事件^[60]。不过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慈善捐赠偏好受代理成本的影响，企业代理成本越大，慈善捐赠水平越高，而融资约束会弱化这种效应，对民营企业代理成本导致的捐赠行为具有更强的约束作用（翟淑萍和顾群，2014）^[61]。之后，翟淑萍等（2015）以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为样本，经过实证检验发现，慈善捐赠的规模与企业融资约束正相关，可以促进企业股权再融资的行为，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的表现尤为显著^[62]。同样，彭镇和戴亦一（2015）也提出企业慈善捐赠能够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有利于帮助其获得长期贷款^[63]。企业所处行业不同，坚持传承性的CSR战略对解决融资困难的作用也有差异。例如，对“环境约束型”企业的影响就较大。而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关系越紧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信息知晓越多，解决融资问题就越顺畅（冉戎等，2016）^[64]。黄荷暑和许启发（2017）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因此，社会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受到企业CSR履行行为的影响^[65]，企业良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并对未来履行社会责任有积极展望时，会显著提升其融资效率（曹亚勇等，2013）^[66]。CSR履行的程度会影响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同时会干扰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朱永明等，2016）^[67]。李长青和毛翔飞（2016）研究了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显著正相关，所有权集中度与融资约束共同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业绩^[68]。韩金红和曾晓（2015）考察了产权性质与碳信息披露影响筹资问题的关系，发现非国有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融资约束越小，且较为显著^[69]。这个结论在资源型上市企业同样适用，碳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对公司融资约束有显著影响，呈负相关关系（袁建辉和张灵灵，2017）^[70]。而有学者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如赵红建等（2016）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模型对A股上市民营企业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融资约束并没有因为慈善捐赠得到缓解，而企业自身绩效的提升才可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71]。

（2）关于CSR的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约束

国内关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始于21世纪初。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开始展开广泛调研和系统研究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推出相关制度、标准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披露社会责任承担信息，如表1.1所示。企业从单纯为股东负责的经济责任承担主体逐步向承担经济、环境、社会责任角色转变（肖红军，2018）^[72]。

在相关制度的引导下，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信息从无到有，由简至细逐步规范。学术界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也逐步进入鼎盛时期。马军丽（2013）探讨了解决企业融资难的路径，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逐步缓解这种难题^[73]。苏强（2013）通过回归结果分析得出，企业对外信息透明度的增强，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功劳，从而使融资约束得以有效降低^[74]。何贤杰等（2012）认为，强制信息披露的制度的实施能够促使企业改善公司与信息使用者的关系。披露了CSR信息的企业，比没有披露相关信息企业的融资困难程度要小，信息披露越详细、具体、完整，融资难的问题就越能得到有效缓解^[75]。倪恒旺等（2015）又有了新的发现，即现代媒体对企业关注程度越高，企业越愿意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水平，由此又能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76]。反过来，融资越困难的企业，更应该自愿提高CSR披露的质量。例如，民营企业在成立初期，融资难题较为显著，为了解决资金困境，更顺利地筹到资金，更有可能在之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外界呈现相关信息。而且，首次披露CSR信息的作用最为明显（钱明等，2017）^[77]。企业财务报告中呈现的相关环境信息的质量能有效地降低融资约束，因此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应该积极披露环境相关信息（杨雪，2016）^[78]。企业保护环境、积极治理污染的信息能得到投资者认同，尤其对于东部地区和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较低的企业影响尤为明显（彭镇和戴亦一，2015）^[79]。管亚梅和王嘉歆（2013）同样也发现，企业所有者性质不同、企业所处区域不同，CSR相关情况披露影响融资的程度也不同^[80]。莫勇（2017）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外部审计意见两个变量，利用创新的现金—现金流模型，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个方面，考察了CSR对其的影响，发现两者显著负相关^[81]。冯丽艳等（2016）提出，仅仅是CSR披露行为不会改善企业的融资状况，而真正起作用的是CSR信息披露的质量^[82]。而CSR信息质量提高以后，审计师选择因素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会弱化（罗珊梅和李明辉，2015）^[83]。

然而，陈玉清等（2005）根据市场对上市公司CSR信息披露反映，得出了股票价格反映并不敏感的结论^[84]。宋献中等（2007）也依据调查数据检验得出，CSR信息披露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没有有用性^[85]。李正等（2007）通过指数评分法对上海证券交易所624家公司进行打分，发现企业对环境污染问题、节能减排问题、社区问题披露较少，对产品质量问题、员工和公益责任披露较多^[86]。刘冬荣等（2009）在采集了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和CSR披露相关数据后，对其经过检验发现CSR并没有影响企业价值^[87]。这种信息披露也会带来两种效应，一方面，向外传递了企业负责任的良好形象，可以使信息不对称不再严重；另一方面，过度挤占公司资源，给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压力。因此，在投资不足和高融资约束情境下，CSR信息的对外呈现，仍无法有效使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徐光华等，2017）^[88]。

与上述文献结论不同的是，张铁铸和金豪（2017）将增值税转型试点作为外生变量，发现事件前后出现了企业CSR信息质量下滑的情况下降，且与融资约束正相关。筹资问题严重的公司在事件前后对披露的CSR信息有较大调整。说明企业从控制融资成本和信息披露成本角度，也会决定相关信息披露的详细完整程度。当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就会选择较少、有意回避一些信息的披露^[89]。

1.2.3　研究现状述评

纵观国内外以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为主题的文献，在研究视角上多从CSR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现有研究缺乏对中小企业CSR信息的系统研究。现有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大企业CSR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降低资本成本，以及为企业创造价值等方面，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跨界经营的中小企业CSR的比较少。

第二，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跨界经营，CSR履行是新生事物，需要有相应的系统理论指导。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跨界经营经营过程中，因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缺失使得其遭遇到种种困境，因此需要正视在新的经营模式下，社会责任的范畴及其对缓解融资约束的、殊途同归的作用。然而如何规避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跨界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不当加剧融资约束的研究较为缺失。

第三，缺少清晰地界定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的相配套CSR履行机制的层次与内容体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对外融资均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但较少有从系统角度去认识协调管理两个方面的本质。还没有清晰地界定如何更好地履行CSR，才能最大程度有利于融资问题解决的相配套机制的层次与内容体系，而在履行社会责任对增加经济利益、增强价值创造方面的研究居多。实际上，应该建立综合性的履行社会责任协调机制。现有研究对解决这类复杂性问题及对系统整体把握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