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接触
网络空间政治接触的方式通常是以参与主体“虚拟对谈”的方式进行，由此便出现了具有鲜明网络特色的新型公民接触式参与方式，例如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网络评判、网络对话等。[23]新型线上政治接触方式的出现，为青年搭建了接触式参与的崭新平台，进一步弥补了现实生活中公民政治接触式参与的不足。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进一步提高了线上接触式参与的效率，实现了政府与青年群体之间的快速沟通，有利于提升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进而有助于深化青年政治参与的形式与内容。[24]
（一）搭建了接触式参与的新平台
在信访、官方纸媒、座谈会之外，社交媒体提供了接触式参与的新平台。广大青年通过各类新应用能够第一时间联系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在线反映问题和进行申诉等。政府也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政务新媒体），及时发布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各类资讯，以主动和公开的方式与民众进行“一对多”的沟通交流。[25]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为我国政务管理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契机。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务新媒体，尤其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公众号和App客户端）发展迅速。目前我国政务微博账号近28万，政务微信公众号逾10万。[26]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相关机构先后建立反腐举报网站并开通政务新媒体客户端，开辟网络反腐新平台。[27]以广东省为例，“2015年是广东政务微信的爆发年，比2014年增长逾3倍。2016年则是政务微信的保持年，发文总量稳中有升。从更新频率来看，2014年订阅号平均每月有11.97天保持更新状态，2015年订阅号的平均更新天数则是9.67天。2016年订阅号的更新频率稳步回升，平均而言保持更新状态的时间是12.72天，占全月的40%。2016年回复实用性高的公号占比为28.1%”。[28]
与此类似，“强国论坛”也为政府与民众搭建了“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畅通交流的新平台。[29]该论坛自1999年成立以来，已有2000多位嘉宾做客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省部级官员和世贸组织总干事、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各国驻华大使等，交谈的内容也广泛地涉及政治、教育、医疗等时下社会热点议题。截止到2010年已有注册用户超过217万，最高同时浏览人数达350万。[30]近年来，因网络监督而落马的腐败官员杨达才、周久耕、韩峰等人正是由于民众的发帖爆料，纪检部门开始深入调查，才让“‘网络反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草根力量与顶层设计的对接”。[31]
（二）提高了接触式参与的频率
1.由于社交媒体的便捷，青年群体倾向于线上接触式参与
以信访为例，严密的科层体系和高昂的信访成本让越级信访饱受钳制，信访部门“传递底层民意”的功能出现日渐衰微的趋势。[32]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政治传播中“科层制”信息垄断的格局，“网络空间相对较高的速度与流动性，改变了信息场域的博弈结构”。[33]青年群体可直接通过网络将民意送达高层，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网友提出的30份“E提案”就曾引发公众热议，最终作为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参考被分发给全部政协委员。而这30份“E提案”中时政类提案超过半数，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提案，例如《有一种腐败叫“退休双轨制”》甚至被提交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人社部与国家发改委。[34]
2.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青年群体倾向于线上接触式参与
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为青年群体提供更为自由、及时、充分的意见表达空间，相较于以往群众只能通过写信、信访或开会提意见反映自己的诉求，时常担心遭遇打击报复或“官官相护”的情况。在虚拟的社交媒体环境中，他们可以直接在线“短、平、快”地反映利益诉求，规避了现实中的关系网，不用过度因为担心打击报复而对问题采取遮掩的态度。[35]2008年底，网友“魑魅魍魉2009”偶然捡到新余和温州两市官员公款出国旅游的详细资料并在网上曝光，最终使两名官员被免职，多人被处分。同年11月，网上还掀起曝光官员副职的热潮，网友发帖揭发铁岭市竟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以至于后来有网友提议寻找“最多副市长城市”。[36]
3.出于对现有政治接触的不满，青年群体可能会倾向于网上政治接触
现有制度化的政治接触的渠道（例如信访、座谈会等）囿于形式和相关规定，广大青年很难利用或是参与成本较高。基于对这种制度化渠道的不信任和不满，广大青年更倾向于使用受到较少限制的线上政治接触。与传统信访形式相比，网民只需轻点鼠标即可随时向政府部门咨询求助、建言献策、投诉举报，从而使线上接触式参与的频率提升。[37]人民网的抽样调查显示，69%的网友认为网络问政是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对推动民主政治有很大的作用。高达99.3%的网友甚至表示，遇到不平的事情就会想到上网曝光。[38]近年来，网络举报已占中纪委举报总量的近一半，网络举报数量逐年攀升。举报者打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点击“我要举报”板块就能轻松快捷地提交举报。[39]检察机关也在来信、来访、来电和网络举报等原有举报体系的基础上，将12309举报网站与新华网、中国广播网等新闻网站举报专区链接，建立预约接待和检察长定期接待举报制度。[40]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41]
表2-1 社交媒体使用对线上政治接触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2-1 社交媒体使用对线上政治接触影响的回归分析-续表
社交媒体对线上政治接触的上述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回归分析的验证。回归方程显示（见表2-1），尽管社交媒体中的新闻使用对线上政治接触是负向作用，但社交媒体中的娱乐使用对青年的线上政治接触具有正向作用（β=.061，SE=.023），且回归显著（p＜.01）。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中的娱乐内容使用越多，他们的线上政治接触频度就越高。
（三）促进了非理性接触式参与的发展
1.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考虑，可能引发非理性接触式参与
《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青年的失业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当前青年的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大部分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不稳定。[42]青年失业问题成为政府日益重视的现实问题，对处于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而言，一旦处于失业状态，将会对其经济、社会、生理、心理等各方面带来消极影响。而青年群体在社会资源的拥有与政治表达的途径上常处于劣势，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诉求的考虑，青年人群常常倾向于采取情绪化、非理性的接触式参与方式。
2.受网络极化环境的影响，非理性政治接触可能迅速增多
随着网络技术平台的不断革新，更多的民众加入其中，利用社交媒体表达政治立场，甚至进行观点的对抗与博弈。网络的匿名化表达和碎片化书写经常成为网民情绪极化的助推器。[43]另外，社交媒体所构建的复杂社会交往过程中，他人的意见与观点常会影响个人的判断和选择，进一步加剧了多元化观念的对立和融合，时常会激发“滚雪球效应”和“群体极化”现象。[44]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系统选取的2012年至2013年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例，以往触及社会情绪的“引爆点”往往是触及民族情绪、违反社会纲常伦理的事件，近年来，“仇官”、“仇富”逐渐成为新的“导火索”。[45]网络舆论平台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在客观上要求网民进行理性的表达与思考，若是不能很好地发挥“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得个别网民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极容易导致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阻碍整体网络舆论环境的健康发展。[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