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年群体的政治接触现状

（一）参与状况

社交媒体的普及与发展进一步打破了信息壁垒，克服传统民主政治中单向式、集中化的政治传播模式，对于青年政治接触式参与的方式、目的产生了变革式的影响。^[3]从参与方式来看，互联网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政治接触渠道，他们不再只单纯依赖传统的组织手段或是依赖代表参与政治的“间接民主”，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直接利用互联网行使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4]从参与的目的来看，相较于以往的公众参与的目的仅局限于“决策”层面，即“政府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能够满足政治主体的利益要求”，社交媒体视野下的参与行为广泛地涉及民众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5]从分布的社会阶层来看，参与的青年群体并不集中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当中。既有类似韩寒这样始终在“80后”和“90后”中保持影响力的社会精英，也有像周曙光这样崛起于市郊农贸市场，凭借微博与公民记者而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的草根青年。^[6]青年群体的线上与线下政治接触状况见图2-1。

图2-1 青年群体的政治接触状况（2015）

（二）参与特点

与传统的政治接触相比，青年的接触式参与更多是一种自发的、松散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7]线上接触式参与度和线下接触式参与度都比较低（见图2-2、图2-3），其中，线上接触式参与低于中值（12）的占94.56%，线下接触式参与低于中值（8）的占87.11%。但相较而言，线上接触式参与略高于线下接触式参与（见图2-1），其均值分别为4.76和4.46。与女性和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青年相比，男性和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青年人群的线上政治接触频度更高（见表2-1）。与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相比，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人群的线下政治接触频度更高（见表2-2）。

图2-2 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接触状况（2015）

并且，青年群体在28岁之前的政治接触活动较为频繁，在28～36岁政治接触仍然较多且波动较大，但在36岁之后接触式参与迅速减少，明显低于28岁之前的政治接触活动。回归方程也显示（见表2-2），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群体的线下政治接触频度也逐步降低（β=-.070，p＜.01）。

图2-3 青年群体的线下政治接触状况（2015）

此外，当代青年的接触式参与还表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尽管当代青年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务实地工作与学习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8]但是，处于成长期的青年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缺乏经验，互联网为公民的匿名化表达提供了便利，使得青年在接触式参与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情绪化参与、非理性参与、发泄性参与甚至是非法参与。^[9]

（三）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我国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对于青年的政治接触起到了促进作用。^[10]市场经济培育了人们自由、平等、竞争、权利等多种意识，这在客观上促使广大青年在接触式参与上表现更为主动，参与意识更为强烈。^[11]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打破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从而激发青年群体更大的利益期望与诉求。他们希望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接触来影响政治决策，从而争取、实现和维护个人利益。^[12]此外，经济的发展还为其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青年能够更为方便地在线下和线上联络政府官员、反映问题和表达利益诉求。

2.文化因素

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13]现有研究指出，我国青年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我国高中入学率偏低，2007年我国初中升高中比例仅为80%。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14]在政治接触中，青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参与水平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并且，青年的接触式参与还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受诸多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公众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政治倾向和对政治体系较大程度的依附习惯，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与完善对于这一现象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依附和盲从的政治意识，这也会对青年的政治参与造成影响。^[15]

在本研究中，回归方程显示（见表2-1、表2-2），政治变量是影响青年政治接触的重要因素，在线上政治接触模型和线下政治接触模型中，政治变量分别解释了变差的19.21%和5.55%。在线上政治接触模型中（见表2-1），线上政治接触对政治面貌和在线政治讨论两个变量的回归都显著（p＜.001），作用方向分别为负向（β=-.111）和正向（β=.349）。这说明，与中共党员和网上政治讨论较少的青年相比，普通群众和在网上政治讨论较多的青年的线上政治接触频度更高。在线下政治接触模型中（见表2-2），线下政治接触对政治面貌、政治兴趣和在线政治讨论三个变量的回归都显著，作用方向分别为负向（β=-.053）、正向（β=.042）和正向（β=.092）。这说明，与中共党员、政治兴趣较低和网上政治讨论较少的青年相比，普通群众、政治兴趣较高和在网上政治讨论较多的青年的线下政治接触频度更高。

3.家庭因素

家庭常被认为是社会个体成员政治社会化的起点，不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其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会有诸多方面的不同。^[16]研究表明，大学生政治参与态度与其父亲的参与态度成正相关关系，同时父亲的政治参与态度还影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行为，家庭中父亲的政治参与态度越积极，其子女参与政治的频率越高。此外，家庭成员谈论政治的频率也会影响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与参与行为。^[17]

4.媒介因素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等因素，媒介也是影响青年政治接触的重要因素。大众媒介经历了从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的巨大变化，其影响可谓无孔不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随着人们对大众媒介依赖性的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18]研究者普遍认为，传统的大众媒体能通过大规模报道和强化宣传，在引导社会政治心理和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其从上到下的信息灌输倾向容易导致青年产生逆反心理和政治冷漠；^[19]新兴的网络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造成了冲击。^[20]不少研究者认为，大众媒体以加速度的方式介入日常政治生活、推动政治社会的变迁，从而促进了青年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随着人们对大众媒介依赖性的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21]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帮助公众摒除了传统政治接触中繁杂的手续和程序，为政治参与搭建了一个便捷的平台。同时网络能够汇集民众的不同声音，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及时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2]

在本研究中，回归方程显示（见表2-1、表2-2），媒介变量是影响青年政治接触的重要变量，在线上政治接触模型和线下政治接触模型中，媒介变量分别解释了变差的2.32%和3.07%。在线上政治接触模型中，线上政治接触对一般媒介使用的回归显著（p＜.01），且具有正向作用（β=.060，SE=.011）。这表明，青年群体对传统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中的新闻内容使用越多，他们的线上政治接触频度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