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的研究
吴学兵 颜鹏飞(1)
（长江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已经提供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材料和逻辑构件。同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提供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即列宁所概括的“大写的《资本论》的逻辑”。恩格斯后来把这个方法视为“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总体”发展观和方法论，构建反映“生产力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3)马克思总体方法论，就是以揭示事物整体或总体的普遍联系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其中包括构建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的精髓，可以从八个方面予以阐释。
（一）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总体或者具体总体（即现实表象），以及作为其理论反映的思想总体、思想整体、思维总体或者精神具体（即逻辑结构和思想体系）。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为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4)
（二）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对立统一
现实或者表象中的具体——抽象的规定——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具体总体”，这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运动的总路径。仅仅依靠研究方法或者仅仅依靠叙述方法，是会半途而废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对立统一的。研究方法是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方法，是以经济现象层次的东西为研究对象，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5)叙述方法是关于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是以本质层次的概念和范畴为研究对象，是把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思想总体。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就逻辑运动的总路径和总过程而言，应该有两种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两种研究对象，它们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
一方面，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发展进程，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应该舍象历史的偶然因素和干扰条件。
（四）内源性矛盾运动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
逻辑体系总体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无求助于外力的凸显自我运动、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自生自灭和自我发展的内源性矛盾运动，因为它所反映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社会有机体。而在马克思著作中间，是找不到“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6)
（五）总体的逻辑起点选择原则和方法，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确定了总体的逻辑起点，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起点范畴即经济学元范畴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规定性，这充分体现了辩证逻辑运动的一以贯之的内在联系和自我运动的特性。起点范畴的选择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抽象性、现实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起点与研究对象息息相关。
这就需要我们区分两组研究对象，即与研究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以及与叙述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呼应，确定两个导向：即“问题导向”以及“逻辑导向”。这一点至关重要。
其一，与研究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因为研究方法是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方法），是以经济现象层次的东西为研究对象，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7)狭义的生产关系来源地是现实的生产过程。
其特征是“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8)”。它的哲学依据是世界统一于物质原理，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理，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事物，从调查研究入手。把大量的感性材料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成为理性材料。其一是进一步确定材料的真伪和价值；其二是从材料中引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和方法来，以便去指导人们的实践，解决现实问题。但是，“问题导向”所产生的成果，是进一步上升到与“逻辑导向”相关的逻辑加工的坚实的基础。
其二，与叙述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因为叙述方法是关于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其特征是“逻辑导向”，即以本质层次的概念和范畴为研究对象，是把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思想总体。
所以，就逻辑运动的总路径和总过程而言，应该有两种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相应的两种研究对象，它们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两者缺一不可。
（六）强调中介范畴在逻辑推进和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性
这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的重要一环。“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作为一种“思想总体”要素的诸种范畴的自我运动，实质上是一系列中介范畴、中间环节之间的中介运动。
（七）逻辑主线及中心范畴的选择、逻辑联系或逻辑结构的布局谋篇原则
主线或者结构就是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或者观念的辩证法这一条红线，把反映错综复杂经济现象的各个概念、范畴、规定、规律、理论或者子系统，置于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力求真实地反映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现实运动。而按照何种客观联系用以确定逻辑联系，这一切取决于研究对象，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主体的本质，取决于是不是符合“现实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总体中，其逻辑结构突出“资本”这一“中心范畴”“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社会主义生产总体中，其逻辑结构突出“人民”（物质生产者）这一“中心范畴”。
（八）注重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
《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9)恩格斯的这一句话实际上有两层涵义。
一是基于从属型发展观视角涵义，“把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即对老话语的改造或者推陈出新，其理论根据是关于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经济范畴二重性的理论：它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由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物质内容与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组成的统一体，它要求在分析任何一个经济范畴时，自始至终地区分开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强调经济范畴社会形式的暂时性及其物质内容的继承性（这与从属型相关联），强调应深入考察与旧社会形式剥离了的物质内容及其发展趋势，预测与它相适应的新社会形式（这与创造型相关联），以及这二者在更高级阶段上结合的特征。
二是基于创造型发展观视角，“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推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新表述或者新理论，但是这一部分所占比重非常之少，屈指可数。这是基于更替性和创新性的“创造”形态的术语革命。例如，劳动二重性理论是这一类术语革命的典范。它是《资本论》三大崭新因素之一，也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术语革命的意义在于：这种在商品交换现象形态上完成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秘密，成为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例如，剩余价值一般，因此而引发的术语革命的意义在于：“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因为它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0)从而为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如何抉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如前所述，起点范畴即经济学元范畴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规定性，这充分体现了辩证逻辑运动的一以贯之的内在联系和自我运动的特性。
1．应该从具体的国情和时代主题出发，这是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的唯物主义前提。
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物质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于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1)摆在面前的研究对象，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转轨期和经济新常态状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唯物主义前提。如何抉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元范畴或始点范畴，也必须如此。
2．起点范畴的选择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抽象性、现实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如何抉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元范畴或始点范畴，也必须如此。甚至可以为了现实性而牺牲抽象性。马克思当年是把“价值”而不是“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的起点，后来改变初心的原因是：价值是比商品更为抽象，但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缺乏现实性。
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迄今为止，商品已经经历了三次变形。第一次变形：从一般的简单商品即W-G-W，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G-W-G’。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同于“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应该是“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12)
第二次变形：在经济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很多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转变为金融商品即金融衍生品、新金融商品或者虚拟经济品（Virtual E Goods）。“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造成了如下后果：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13)
第三次变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不同于计划经济商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而是二元并存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这种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大量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之中。
其一，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产生的前提条件，具有二元性质——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及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及民营企业并存。
其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
1．商品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并存。
2．商品生产者劳动力形态，具有商品属性和非商品的二元性质。在外资企业是一种合作的劳资关系。
3．劳动者二元并存的分配关系：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相结合。
4．“变形的商品”市场，其性质是转轨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调节规律并存，一种是以利润为中心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另一种是力图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调节规律。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变形的商品”，是在双层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并存）以及多种规律或者机制（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制约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特殊商品。这种“变形的商品”及其生产，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
我们应该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为指导，将中国实践中大量涌现的感性材料和成功经验予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新表述、新话语、新概念、新范畴，从而形成这一理论制作过程的最终产物，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当代价值。
(1)吴学兵（1980—），湖北监利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颜鹏飞，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1页。
(9)《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页。
(10)《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11)《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2页。
(12)《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页。
(13)《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