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在变革社会中的话语权含义与构建
侯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适应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批判”语境更多地转向了“建设”语境，使得围绕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日益激烈。在批判和借鉴的选择过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日益超出学术范畴，而演变为话语权的争夺了。正如一切新生的科学一样，方法论带来的差异往往只是在经济体系完成后，才真正显露出来。但经济科学由于对人们利益的关注，常常是将这种分歧带入争论的旋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围绕方法论的争论在现实中更多地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质，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方法论的差异性既可以源于立场性，也可以源于逻辑思维和研究视野的不同。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只要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差异，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对立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这种对立，不过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对立性矛盾的思维投射和学术表述而已。
一、经济学方法论蕴藏的价值判断和话语权
表面看起来，围绕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经济学的话语权并没有什么关系。不同的方法本身，似乎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的内设前提差异和思维逻辑路径差异。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不同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客观与否并不依赖于其结论，而是依赖于其能否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达到逻辑推演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法论的分歧实质上就意味着价值判断、理论指向的对立，从而也就意味着理论体系本身的对立。
（一）经济学方法论中隐藏的价值判断
经济学方法论中隐藏的价值判断有时并不直接通过文本反映出来，而是通过假设和前提来确立的。当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假设、效用价值论等作为推演的基础时，在某种程度上就确立了其立场和结论。这也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像一个被修修补补的大杂烩，各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围绕着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精心编织着理论之网，却难以反映经济活动本身的历史轨迹。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效用作为市场机制分析的起点，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现象层面的解释，他认为价格的本质是价值问题。这一点比将价值归于效用决定的唯心论显然更加科学、更加深邃，但也更加抽象。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不可客观测量的效用取代可以量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显然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是因为，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不同商品的效用，是无法加总的。因此，它虽然可以说明微观现象，但不可能在宏观上对市场需求和交换比例作出科学的说明。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静态的方法论，必然导致其在缺乏自洽性的同时，失去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和话语权
经济学方法论根植于哲学的前提和背景，但并不归于“道德哲学”的内容。不同经济理论的话语权突出体现在其方法论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上。经济学不是说教，但又需要抢夺话语权。这是因为，经济学对历史不能置之不理或随意剪裁，终要面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检验。
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由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决定的，经济学是一门社会性的、实践性的学科。只有掌握经济学话语权，才能使经济学体系本身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掌握话语权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将自己的研究视角作为基础性的起点，将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的话语权固然需要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但也和其时代性有关。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遮蔽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应产生干扰。而经济学方法论则是完成上述遮蔽的最好手段。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首先要撇开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剖析其中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再逐步地上升到对复杂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分析，最后上升到对社会经济关系整体的分析，因此，最好的遮蔽办法是掌握对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和概念的定义权。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阶级、资本积累、贫困化等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不过是延续了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的传统，在反映现实生产关系的理论建构方面进一步创新而已。从根本上说，由于坚持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劳动群体的利益，反映劳动者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特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回避这种阶级性和淡化经济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只能是出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取得竞争优势，更好地代表本国劳动者的利益，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方面同样要确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掌握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权。
二、构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要重视方法论中的话语权
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建，面临着多重任务。既要立足中国社会的具体时空结构，从不同维度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做科学的解释，更要对其做整体性的分析和说明；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面对各种经济学流派和思潮的竞争和冲击；(1)既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好作用，又要有效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中国对当代政治经济学作新的创新和探索。
（一）将时间要素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
“经济理论”不是独立的，既不独立于历史过程，彼此之间也不相互独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要放开和搞活市场，大量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进入国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设置和话语导向。改革的成功、中国奇迹的诞生，使人们容易产生错觉，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等同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经验”时，先入为主地将其方法论、背离现实的假定带入研究情境，而忽略或者说是脱离了历史的客观性。在这种研究思路主导下，市场作用被绝对化了，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被市场假定所省略了。这种反历史方法的经济学方法论，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经济学中被边缘化了。
其实，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历史前提，而这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一直强调的。如果按静态的观点，则新中国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经济建设成就的确显示了市场作用的力量。然而，如果扩展视野，和印度、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大国作对比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经验是不可复制的。而印度等国在中国改革前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就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并对外开放，却并没有取得中国式的成就。可见，中国经验并没有按照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剧本来上演。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如果过于强调一般性理论，又无法对中国制度演进的历史特性作出科学的解释，西方经济学难以全面准确地解释“中国问题，”(2)更无从解决好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可见，在应对未来发展问题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以我为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内在矛盾分析入手，提出经济学新范畴、新概念，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范式和体系。同时，中国也需要立足技术进步，科学分析世界生产体系及生产组织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客观认识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的变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摒弃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价值中立性原则
在西方经济学中，其价值中立性原则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和反事实假定基础上的，体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特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情景理性。而不断强化的数学化倾向则是其借以实现“价值中立”的工具。
应当指出，这种表面上的价值中立原则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实中工人队伍的失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研究，也大多放弃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制度经济学、博弈论、委托—代理人理论等看起来表面中立的理论，一度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然而，由于对集体理性和共同体理性的忽略，对企业内部行为的分析实质上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黑箱，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几乎被屏蔽于理论经济学体系之处，因此，其关于理性人假设的论断不过是立足于资产者立场的话语独白，而不可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这显然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发展中必须警惕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建，需要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要将经济学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整体中，从多种社会关系的整体中抽象出主要矛盾，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同时，更需要将生产关系即人们的利益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在界定不同社会群体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探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理论问题。
在重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中摒弃价值中立原则，需要对西方的“数理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客观的分析。不可否认，数理方法的引入，在方法论方面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使其理论结构更加条理化和简明化。数学形式主义目前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保证支配性地位的有力工具。①但是，对历史传统的背离，在某种意义上也会导致经济学本身失去人文和社会性的思考，因固守过时的、错误的前提假设而被其他自然学科所异化。在这一方面，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固然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新的数学分析工具，但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转化为适合于现代数理分析的公理和前提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学模型对当代经济现象作出更具有说服力和前瞻性的解释，以争夺经济学方法论的话语权。
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中也有公理法。(3)马克思所说的“先验的结构”，显然与公理体系的演绎结构有关。公理体系的演绎显然从正确处理好个别公理与整个理论体系的关系入手，对个体的假设需要预设整体的情境背景。例如，在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假设上，马克思更重视的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这显然可以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经济行为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可见，运用好公理性假设，既有助于简化和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也利于和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展开比较。当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在科学扬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应更加强调学术严谨和贴近现实，而不能随意假设。
（三）科学应对理论体系构建中的“话语权转移”
在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理论宣传工作中，西方社会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一定的过滤机制。“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4)但在经济事实难以忽略、理论话语难以被遮蔽的情形下，围绕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通常体现为话语权的转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学体系构建过程中，话语权转移有时也发挥出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通过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揭示确立了科学的地位。而自从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确立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探讨也就停止了，劳动价值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之一。这显然就是一种话语权的转移。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则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远离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产生了企业的黑箱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在企业内部经济学研究的失声，显然也是话语权转移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我国面临着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双重任务。从继承来看，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范畴、术语概念和话语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竞争力，回答好新的时代性课题，增强凝聚力和发展共识。从创新来看，则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和分析逻辑基础上，使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更多地包含中国元素，更多地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特性。
构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需要防范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话语权转移带来的侵蚀。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很多方面还很不成熟，很容易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用学术话语牵着鼻子走，很容易如乔治·格博纳所说的那样被“分配注意力”。即在引进相关经济学范畴和术语时直接接受其前提和概念界定，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达到“给争论下定义，提供参考术语，来分配注意力和权力”(5)的目的。因此，对西方经济学术语、概念和模型的借鉴和运用，应提高鉴别能力，用批判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促进理论的交流和融合。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重建和成熟的标志。
(1)乌兰夫：《对话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国经贸导刊》，2015年3月（中）。
(2)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3)李振伦：《元理论与无哲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25页。
(4)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5)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