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研究的范式、方向变化与存在问题
——基于《经济研究》（1980—2015）发表论文分析
（复旦大学）
一、中国经济研究范式转变：特征事实与阶段划分
“范式”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科学研究的概念，他认为范式就是反映某个学科内被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
图1所示为《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至2015年第12期共432期5230篇论文中数量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章占比及其HP趋势变化，从HP趋势看，两类文章占比经历三个阶段。（1）起初阶段。数量型论文数量比在由零开始上升，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章占比由20%上升到28%后下降，两者交于8%。（2）中期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章占比逐步由20%上升到28%后下降到零，数量类论文数量比上升到20%。（3）后期阶段。数量类论文数量占比大幅上升，直至100%，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章占比在零线上，没有起升。很明显，数量型论文崛起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类论文产生了“挤出效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研究中极度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图1 1980年第1期至2015年第12期《经济研究》刊载数量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占比
二、描述范式主导下的经济研究重点与贡献：1980—1992年
1980年至1992年，我国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大体上采用的是描述范式。此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始点，这也决定了只可能用定性的描述性范式进行研究。
在1980年至1985年时期，经济研究主题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都集中在“调整国民经济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财贸经济”“农业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上。在这一时期内，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将市场机制引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完全相斥的局面。农业经济的调整主要是在农村推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原有的集体公有、统一经营、统一生产的农业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业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财政经济方面主要是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举措包括财政支出按隶属关系划分及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等。价格机制实行的是双轨制定价，即将计划价格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价格双轨制，不仅对产品的价格实行双轨制，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也实行双轨制；双轨制的施行使我国的商品价格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让市场机制在的资源配置上逐渐发挥作用。
1985年《经济研究》编委会重新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办刊方针，开始倡导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并把着重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一时期中，“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综合问题”“农村经济”“财政经济”“价格改革”等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与产权制度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的研究重点，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得到了初步的探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的统一。农村经济的改革方面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非农产业体制，加大政府管控向市场自由交易的转换力度。财政方面主要是按照利改税新要求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价格体制方面继续实行双轨制，建立和改善价格宏观调控体系。在这一时期，金融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金融机构的框架体系，逐步形成多元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但关于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单、越统越少越好的传统结构被打破。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得到初步的实施，即使在不改变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通过利润承包的方式，将经营权完全下放给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描述性范式阶段，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对《资本论》研究最集中的时期（夏业良、王欣，2000）(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量研究，1986年以后国内对《资本论》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基本消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在减少，计划与市场、商品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金融和产权制度研究的开始，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建立，更是为我国经济的多样化、市场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但中国政治经济学对改革中出现的大量新的经济现象基本上停留于政策性诠释或批评的阶段，学科体系尚未创新和研究方法也没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始终没有突破描述范式，改革开放经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三、范式交替过程中经济研究方向与重点：1993—2011年
1993年至2011年是中国经济研究范式进入两种范式交替转变阶段，主要体现在数量范式逐渐地替代了原有的描述范式，并占据优势地位。基于数量类论文与描述性论文占比的变化、《经济研究》栏目变化以及经济体制进程，将此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描述范式占优时期（1993—1998年），描述性论文占比大于60%；二是相持时期（1999—2004年），描述性论文与数量类论文数量占比40%~60%；三是数量范式占优时期（2005—2011年），数量类论文占比超过60%。
（一）描述范式占优时期（前6年）：1993—1998年
1993年以城市经济改期全面推开，对国有企业、中央财政、金融汇率进行了改革，也对医疗住房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期间研究的主要经济问题有“改革与发展问题”“财政•金融•价格”“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宏观经济研究”“开放经济、西方经济理论”“农业经济”及“所有制、产权制度改革”等，同时关于“住宅房地产”的研究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之中。
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我国的经济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其中樊纲（1995）《“苏联范式”批判》及林毅夫（1995）《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最具代表性(5)。前者宣布了以描述范式研究为主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破产，而后者则论证了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在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中的重要性，及现代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这为西方的经济研究理论和数量方法加速进入我国经济研究领域产生了催化作用。
（二）描述范式与数量范式相持时期（中间6年）：1999—2004年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与海归队伍的积极参与，我国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逐渐越来越多地引用西方的理论和数量方法，《经济研究》所刊载的数量类论文是呈现出慢慢增加，而描述性论文却不断减少的情形，但数量类论文与描述性论文数量大体上还是相当。1999年，《经济研究》期刊的设置栏目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栏目变得更加祥实而具有导向性。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问题不断涌现，西方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开始活跃，用于研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这时期，主要集中研究“微观经济与产业组织”“金融”“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问题；关于“农业经济”的研究开始渐渐地减少，价值规律与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全都并入了“微观经济与产业组织”之中，财政货币、经济增长及其他宏观研究全都并入了“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描述性范式下的所有制、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已消失。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研究方法日趋规范化、国际化，但是还有许多地方存在不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研究已进一步边缘化。
（三）数量范式占优时期（后6年）：2005—2011年
2005年，《经济研究》刊载的数量类论文占比已超过了60%，描述性论文占比已不足40%，数量范式已经在经济研究中具有比较优势。在2005—2011年期间，我国的经济研究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数量方法，加之大量海归学者的加盟，不仅使得计量与数量方法在我国的经济研究之中崛起，而且还引入了许多较复杂的数量经济研究前沿方法，使经济学术研究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这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宏观经济研究”“金融市场与公司财务”“公共财政、就业与收入分配”“微观经济、产业组织”“国际经济与贸易”及“市场体系和区域经济”。
在此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完善，同时证监会也推行了股权分置政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为了使我国的经济研究更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虽然，数量范式在这时期占据了经济研究的优势，但还有很多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研究存在“过度的数学化”，过分数学化影响经济学研究本土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缘化更为的凸显。
四、数量范式主导下的经济研究方向与问题：2012—2015年
2012年以后至今，我国的经济研究范式已由数量范式所主导，单纯的描述性范式研究渐渐地消失。在此阶段，大量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他们运用了国外许多最前沿的方法在我国的经济问题研究，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运用都力求与国际接轨。甚至国内很多高校或研究机构都设置了专门的由海外归国人员组成的院系或机构，如北京大学、上海财大和厦门大学等，以此来凸显出对经济研究前沿理论与方法的重视，并在国际上发表重要成果，出现“双轨”运行。同时，在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其所培养的经济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高等宏观经济学、高等微观经济学及高级计量经济学即“三高”是其必修的科目，而这三个科目则应用了严密的数学推导与模拟，还有高深的计量方法。所以，在这阶段我国的经济研究范式基本上与国际接轨，和西方一致，数量范式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已达到了顶峰，占据主导地位；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停留在本科公共课，《资本论》也从研究生课程中成为选读，甚至于基本消失，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逐步弱化。
相应地，数量模型的运用也越来越趋于高端化和多样化。数理方面，涉及了拓扑学、随机过程、泛函、复变函数等高端的数学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模型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微分动态系统模型”“最优控制”及“谱分析”等方法。计量方面，特别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出现，使宏观的经济研究首次具备了微观经济基础，使经济研究更具严谨性，同时这个模型也代表了当今经济研究方法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研究》中已有10篇以上，有时一期有多篇。相对来说，传统的数量研究方法，由于其前提条件和模型本身的局限性，在经济研究中有逐渐的没落趋势，而传统的描述性研究更是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很明显，数量范式研究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崛起。其对我国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理论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出现了疲软。所以对于我国现在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研究规律来研究我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是明显不适之处。学者们已意识到中国经济学出现了“范式危机”。龚刚（2014）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因强调学术化而过分地数学化，并进而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和现实化。(6)田国强（2015）《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借重经济理论的导向作用，这种经济理论不是单纯西方经济理论，而是关于自身的经济特点，也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的一种融合(7)。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与数量方法时，还应该考虑我国的自身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研究的范式更适合自身。李金华（2016）提出，要寻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互通共融，以建立新的经济研究范式。(8)
五、结论性评议：中国特色新范式构建
构建新的描述性范式与数量范式合二为一，极端融合经济研究新范式已十分必要且迫切。首先，要坚定不移地以数量范式为经济研究的导向。数量范式是国际上经济研究普遍遵循的主流范式。中国要建成经济强国，形成国际化的话语权体系，获得较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数量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其次，要注重描述性范式的基础性作用。数量模型的运用可以适应我国经济学的科学化、国际化要求，但难以使我国经济学本土化，更不能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显然，本土化是中国经济根本，这就决定了描述性范式具有强大优势和生命力，其使命在于炼出中国特色核心概念，构建逻辑体系；出思想，构建理论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最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范式。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对中国巨大成就以及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新问题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说，需要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新范式以描述性范式为基础，提炼、总结中国奇迹背后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再用数量范式下的方法进行实证，同时对当前“五大理念”和供给侧改革等实践进行研究，取得成果，指导实践。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含义，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扭转被边缘化格局。
(1) 周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2) 赵果庆，云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
(3) 周明明，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4) 夏业良、王欣：《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对〈经济研究〉刊载文章的统计分析与简略评论》，《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5)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6) 《本土化、现实化、学术化和国际化——论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光明日报》，2013年1月11日。
(7) 田国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8) 李金华：《寻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互通共融》，《光明日报》，201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