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论争(1)

孟飞(2)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第二国际时期，以希法亭、考茨基、鲍威尔、布哈林、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着重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流变，从帝国主义的成因、趋势和后果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第二国际时期滋生了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多种解释模式，这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值得关注的论域。

如果我们回溯到20世纪早期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就会清晰地发现，其实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时至今日都是具有感召力和现实指导效应的。他们以帝国主义为标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勾画了全球强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垄断、冲突的图景。进入21世纪，政治格局的变幻、国际关系的动荡、经济发展的困境等等问题都可以借用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框架加以解释。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把百年前的帝国主义论争引入当代，将其复活，重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代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一、从马克思到希法亭，帝国主义问题论争的兴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是否定了资本主义永恒论，他直接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桎梏，并规划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路径选择。不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无法获得对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崩溃（或经济危机）的解释，并且由于他们相继去世，揭示资本主义新形态成因、本质、发展的历史任务就肩负在了马恩之后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身上。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派理论家讨论并阐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学说，并由此确立了“崩溃理论”的概念（翁格尔，2006）。不过，修正主义的解释模式随即遭到了第二国际中左派的反击，他们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派的理论领袖希法亭出版了《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专著之一。它在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本社会主义名著，指引了其后的研究者把帝国主义的论争推向了高潮。

希法亭在形成和阐释金融资本理论的过程中，已指出了生产和资本集中导致垄断以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这样两个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进而通过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危机理论的修订。在现实中，希法亭维护集中的倾向也并不意味着远离经济危机的趋势，他论证道：卡特尔没有取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改变投资领域的资金之间的竞争”，它们可能只是更好地吸收危机而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相信，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使其危机缠身，最终与假设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相联系。但对于修正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而言，他们完全否定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反而，经济危机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希法亭否定了上述观点，而获得了折中的结论。他总结道，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的经验法则是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它的特点是通过危机从周期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是利润，不是消费。经济的不稳定反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活力，繁荣和危机相互依存。这就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经典定义，希法亭认为它不预示崩溃，而表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功能的必要调整的时机。与此同时，他在研究金融资本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时，还揭示了资本输出、向外殖民扩张以及寡头统治代替民主自由等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政治特征。帝国主义政策明显表现为军国主义和战争政策。争夺殖民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资本需要强权国家推行扩张政策，把新殖民地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内。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观念的支持下，帝国主义日益具有强权和侵略的本性，为垄断市场和原料来源而展开激烈竞争，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以垄断性高价向国外倾销在国内滞销的商品，这个做法也在不断增多，它还助长了在国外建立企业从而输出资本的倾向。更极端的表现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和为了扩大潜在市场而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武力扩张，自由、民主、平等成了牺牲品（希法亭，1994：385－387）。

二、第二国际内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阐发

考茨基指出，“对帝国主义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考茨基，1963：11）。要理解帝国主义，“必须首先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考茨基，1964a：2）。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民族的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考茨基，1964a：12）。它包括保护关税、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三个方面，考茨基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考察了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首先是从自由贸易主义转变到关税保护主义；第二，向农业地区的资本输出制度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形成；最后，殖民扩张政策是作为维持工农业的国际分工和工业国对农业国统治的政治手段而发展起来的。由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1964a：2）考茨基显然吸取了希法亭的“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偏爱的政策”的观点，他强调工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阶段才产生了帝国主义。我们看到，“金融资本”的概念频繁出现在考茨基的论著中。考茨基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和最后阶段。另外，他也反对将“帝国主义”的概念泛化。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在特定时期采取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扩张仅仅为了获取农业地区的原料和粮食。所以，不能把“帝国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划上等号。最后，他抛出了所谓“超帝国主义”模型。考茨基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可能性：“一是在经济上工业垄断农业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采取帝国主义方法。帝国主义的出现有其经济根源，但并不等于是一种经济必然性；二是政治上存在着用国家联盟取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可能性。”（考茨基，1964b：15）

与希法亭侧重资本主义自身形态的纵向演进研究不同，卢森堡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的横向扩展和资本主义同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互关系的研究上。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卢森堡，1959：359）卢森堡所理解的政治化的帝国主义是“世界政策、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三者相统一的，资本积累的一般性质和积累方法的现代特点共同决定了这种帝国主义鲜明特征。在《资本积累论》遭到普遍批评以后，卢森堡又在1915年写了《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一文，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调整和充实。在该文的最后两节，卢森堡进一步阐发了“帝国主义”问题。在这里，她深化了自己的观点，不仅重申了“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的最后篇章：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攫取地球上最后剩下来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进行的世界性竞争普遍激化的时期”，而且力图从帝国主义把斗争和灾难“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围地区带回到它的出发点”等方面进一步界定“作为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帝国主义的特点”。（卢森堡、布哈林，1982：160－161）

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深入考察

同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看法相左，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这一方面，布哈林和列宁最具有代表性。其中，布哈林于1915年写就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全面地阐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

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不仅表现在各国经济联合的扩大和加深，而且还表现在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新的经济组织——国际垄断组织。布哈林从世界经济入手研究国际垄断组织问题，他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问题（布哈林，1983：8）。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特别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平稳。这些促使各国的生产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经济组织：国际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他们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最高的组织发展阶段”。根据布哈林的判断，从一般的商品经济开始，到国际辛迪加、托拉斯的形成为止的全部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经济生产国际化的过程，它使地理上相互隔离的经济彼此接近。但是，这个过程造成了世界范围内资本家积聚财富，而世界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却没有得到改善，最终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别不断扩大。

关于帝国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布哈林强调，我们说帝国时代、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不意味着它的出现是偶然的。实际上，“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继续，就像工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继续一样。”（布哈林，1983：78）布哈林进一步论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趋势的继续，它是资本集中趋向的延伸，它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集中——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布哈林在考察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时，指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过布哈林把它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布哈林强调，决不能把工业的组织化和国家经济活动的扩大，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结构内加速集中的过程，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形式，它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1983：126）。

布哈林从金融资本的国际竞争和向外扩张中，说明了新形势下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揭示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阐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根源。关于作为特定历史范畴的帝国主义，他的论断和希法亭不同，布哈林认为，不能仅仅关注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暴力政策”等表象上，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种政策的基础。在布哈林看来，金融资本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而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总之，“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政策”。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政策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布哈林，1983：105）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质要素的理论，其中包括了资本、对外贸易、雇佣劳动、垄断、世界市场等因素（尚伟，2007）。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研究基本符合当时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政治要求，也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产生了积极的互动。

正如列宁在给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这一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不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简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于是，几乎在布哈林研究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关系的同时，列宁也开始了对帝国主义的论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吸收了大量的材料和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便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一开始就注意到希法亭关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最新阶段的论断。他认真地研究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产生过程的分析，他在著作中吸收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活动特点的阐述。列宁赞同希法亭指出的“争夺经济领域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延续了对金融资本政治上的反动性的论述：对外扩张和实行武力侵略，争夺世界霸权，对内则极力促使本国政权加强国家权力，以寡头政治取代民主政治。不过列宁和希法亭不同的是，他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还看到一个重要因素，即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确认，“任何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产生一种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的力量”。（弗兰尼茨基，1988：325）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列宁积极地从事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从中得出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几国甚至单独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结论，实际上是对考茨基等人鼓吹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否定（列宁，1990：186）。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特征是自由竞争，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竞争。他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1984：401）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因和本质，列宁分析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和表现。列宁继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是国家垄断资本取代一般垄断资本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必然导致金融寡头成为经济社会统治力量，他们的资本家本质属性不可避免地激化资本主义诸多基本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之所以仍然是资本主义，是因为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仍然是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们保障其特权地位和镇压工人的工具。

(1)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号：15CKS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号：2016M59175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变形与分化”（项目号：11JJD710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2)　孟飞，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南京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