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扩展模型：系统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消长关系

把非线性的生态模型从两个变量推广到多个变量，得到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研究系统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新古典经济学是线性系统。线性系统加总的结果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所以系统的复杂性可以分解为原子论加总的简单性。但是控制论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发现，越复杂的系统越不稳定，这挑战了生态学和经济学的一个流行观念，即系统越复杂越好，因为经济学的丰裕性等同于生态学的多样性。复杂系统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发现系统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是权衡取舍（trade-off）的关系。用通俗的语言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发现这一关系对于理解分工演化和文明兴衰的规律有重大启示。

1.3.1 一般斯密定理：分工演化的三重约束

我们依据非线性生态学的研究提出一般斯密定理，指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资源种类和环境波动的三重限制，在生态—工业系统的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存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权衡取舍，从而可以深化对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势的认识。

案例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起源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河海口岸，因为人口多、市场大，才会促进分工的细化。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产品种类不变，产品生命周期无限，把分工细化的机制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因此就不可能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化模式。

案例二，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发明不断开发新的资源，例如自然能源的利用，从农业的生物能源，扩展到煤、石油、电、核能、太阳能、风能等，由此才有人口和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

案例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寿命的若干疑难问题，可以从一般斯密定理的应用中得到解答。马克思曾经预言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列宁曾经断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凯恩斯也有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说法。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其动态演化的利润率和资本效率并不相同。虽然每种技术或产业在成熟阶段都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新兴技术或新兴产业的起飞阶段可以产生新的利润空间，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税收和公共开支等政策工具，调节不同产业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在某种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邓小平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加速科技进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案例四，革命与建设时期，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曾经从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出发，高度评价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但是忽视了过于频繁和惨烈的农民战争会打断技术创新的积累过程，使许多重要的发明失传。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转型过程中用双轨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制度的延续性，使中国的经济表现远高于推行“休克疗法”的东欧与苏联。因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复杂系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原子经济。产业链一旦断裂，就会出现民主德国和乌克兰那样先进的重工业系统在短时期内瓦解，至今难以恢复的后果。

案例五，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垄断企业托拉斯，以为只要把托拉斯国有化，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没有看到，巨大的托拉斯过于复杂，面临环境变化时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系统瓦解。而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腿走路”，为中国发展大中小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奠定了基础。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抗风险能力和小企业发展新市场、新技术的灵活性互补，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同时出现了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还出现了义乌这样的中小企业云集、多品种群聚的创新市场。这些都可以在一般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得到理解。

换言之，一般斯密定理给出了经济复杂性和演化多样性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强调的经济政策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反对西方模式的最优化和“一刀切”。

1.3.2 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原理

一般斯密定理可以用来分析发达国家高收入社会的不稳定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性贪得无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个人追求高收入、高消费，无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我们发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复杂性是一对矛盾。美国模式的大农场的规模生产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平均成本，但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将比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社会更可持续。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结合，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脑体力劳动的差距，协调经济布局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是后工业时代的主要任务。

1.3.3 文化经济学的学习竞争：风险爱好与风险规避的文化

我们对世界史的比较研究发现，分工模式、文化行为和资源环境有关。我们对文化人类学的定性观察，引入了文化经济学的定量竞争模型。

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动力源于节省劳力—消耗资源的大牧场，而中国小农经济内向发展的原因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那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的技术模式。在面临新技术出现的不确定性时，学习竞争出现两种不同的策略：个人主义的文化爱好风险，意在追求最大的机遇；集体主义的文化规避风险，意在追求最大的安全。不同的生态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行为。游牧和航海民族爱好风险，农业民族规避风险，狩猎民族随遇而安。文化人类学家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到民族性的研究，即生态环境决定人们生存的技术选择，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技术选择进一步影响经济制度的特征。例如，农业民族的集体主义文化助长从众行为，牧业和航海民族的个人主义文化助长冒险行为。研究文化因素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不但有助于理解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且有助于制定不同环境下的企业扩张或稳定策略。

1.3.4 史观经济学的人口—资源关系和“李约瑟之谜”

文化因子进入经济的竞争演化模型，可以解决史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文明演化的模式是单线台阶式的发展，还是分岔多线式的发展。

在东西方多种文明的多元竞争中引入文化因素，可以从人口—资源的比例差距解释“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源于西欧而非中国。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得益于殖民主义扩张带来的巨大市场，凸显劳力的缺乏。中国郑和下西洋时的航海技术远超百年后的哥伦布。在15世纪东西方文明分岔的历史转折期，为什么人多地少的中国要增加人口，而地多人少的西欧要对外扩展生存空间？引入文化因素可以解释历史上中国和西方的人均土地资源的巨大差距。这不仅可以加深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理解，而且有助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合作。

1.3.5 演化经济学的创新与赶超模式的竞争

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断言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有创新优势。代谢增长论的学习竞争模型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技术进步的小波如后浪推前浪。如果新技术源源不断地提升新资源，则个人主义种群会持续领先集体主义种群；如果技术进步不足以克服生态资源的限制，则集体主义种群会战胜个人主义种群。生存竞争取决于创新和学习的速度，而非文化或体制。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对技术领先的美国的挑战，验证了代谢增长论的主题：在市场规模开放竞争的格局下，决定胜负的不是资本、劳力和资源的新古典三要素，而是创新和学习的速度。后者与文化和体制有关，但是不存在西方自由先进、东方专制落后的铁律。因为个人主义自由的优点是鼓励创新，代价是耗费更多的资源和牺牲系统的稳定性；集体主义自律的弱点是创新谨慎，优点是分享不足的资源和应对系统动荡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没有定论。但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混合系统确实可以增加分工的多样性，同时兼顾系统的稳定性。这可以和对世界史的观察相对比。

国内经济学家曾经关注过一场关于中西道路的争论。杨小凯强调西方宪政有“先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当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林毅夫强调技术赶超有“后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和局限。杨小凯的思路和内生增长论接近，不但认为知识是积累的，而且否认文明演化的多种模式。他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和利益集团的固化，会失去发展新技术和变革社会的动力，从而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先发优势。林毅夫的发展观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扩散论。后起国家如果没有技术和教育的壁垒，当然可以用更低的代价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警惕，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专利制度以及技术禁运来维持先进国家的垄断地位。中国能在落后的条件下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是中国革命先行于经济建设的结果，所以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巴西、印度这样的大国。中国能把资源和资本的比较劣势转化为有组织的劳力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规模经济，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是政府规划和区域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因为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是我在当铁路工人时就明白的道理，但是主张包产到户的家庭农场，要到发现“卖白菜难”“增产不增收”时，才会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社，认识到掌握营销网络的重要。

经济竞争的多样选择机制，有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或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从新的角度理解混合经济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