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

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撼，所有国家尤其是既有大国必将相应调整战略，或制定应对之策。翻看人类历史，几乎每一次新兴力量的崛起，都发生了与原有主导力量的战争。中国崛起是否必然引起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冲突呢？不容否认的是，国家间利益冲突似乎在所难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的类型、方式和性质。冲突并不一定导致战争，2003年前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了中国通过合作、协商、和平的方式崛起的战略意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2005年12月，中国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崛起“绝不可能支持全部的国际现状”，应对中国崛起将是未来数年内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鉴于此，中国崛起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也是严肃的国际关系课题。[65]

权力转移理论、国际周期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对大国崛起引致战争的原因及其可能性提出了经典解释。[66]奥根斯基（A.Organski）承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于1980年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追求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目标，国家间关系也是权力的一部分，一国只有不断地运用自身实力并影响他国的行为，才能赋予自身权力。换言之，在奥根斯基看来，权力具有主观性（subjectivity），当一国实力不断增强时，会产生对外显示实力和施加影响力的强烈欲望，从而成为推行对外冒险政策的强大推动力。国家间权力分配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而保持体系稳定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权力与满意程度之间的平衡。一国对权力的追求程度及其满意程度是鉴别该国是否会威胁和平的重要指标。[67]国际体系内国家可分为强大而满意、强大而不满意、虚弱而满意、虚弱而不满意四种类型，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前二者的权力对比关系。对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而言，现存体系结构创建之际，它们尚不够强大，没有参与创建过程，或没有从中得到与其现有实力相应的地位，权力的增强导致其不满情绪及挑战意愿、行为。强大而满意的国家可能会不断出让部分特权，但决不会让出霸权地位，为此甚至不惜一战。基于此，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往往源于如下五种情形：挑战者自认为可以赶上主导国，挑战国权力增长极快，主导国政策不够灵活，双方没有传统友谊，挑战者决心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68]战争源自国际体系内各成员国之间国力差异及其成长速度不同，而国力发展可分为酝酿期、过渡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处于过渡期的崛起大国最为危险，因为此时国家特性为快速工业化及民族主义高涨且常有对外宣示之意图。[69]实力不够的国家即使对国际现状再不满，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挑战主导大国；国力强大而对国际体系满意的国家也没有动机挑战霸权；只有强大而不满的国家才会构成威胁。奥根斯基进一步指出，一国的行为不仅受到体系层次的影响，而且受到本国的国家性质、历史文化传统、领导人战略意图等影响。如果挑战者愿意遵守规则，继续在现有国际秩序中发展，则和平调整是可能的。[70]“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就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和自信心的增强，必然会使得国家间关系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战争。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是国际周期理论或长波理论（Theory of Long Circles of Global Leadership and Decline）的集大成者。他指出，国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并且任何一个特定的周期都存在一个霸权国或国家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且为体系提供公共物品。他认为，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其兴衰将经历100—120年的周期，大约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四个阶段。全球战争是世界政治体系的转折点，其结果是世界强国的出现。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是：必须是具有“安全盈余”（surplus security）的岛国或半岛国家，地理位置优越；必须具有全球性的海军力量以及其他可资利用的战略组织，必须具有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实力（leading economy），而且要有开放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随着强国的衰落，其领导全球的合法性消失，全球体系进入非正统化阶段，并出现新的挑战国。莫德尔斯基通过分析发现，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赢得全球战争的胜利，新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主导国的同盟或合作者。[71]

霸权转移理论则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提出的。吉尔平指出，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它开始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扩充政治影响，以及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相应地，由于该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并从规模经济中获利，这些发展将增强该国的力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帝国的兴衰大多同产生以及最终耗尽这种经济盈余有关。国家都试图通过领土的、政治的抑或经济的扩张来改变国际体系，直至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相当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为止。根据报酬递减规律，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之后，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其控制收益递减，成本递增，必然导致霸权的衰落。体系中衰落和新兴国家的不同增长率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霸权国家可采取两种行动路线恢复体系平衡：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国际体系地位和承担义务所需要的资源；或减少现在承担的义务（及相应的成本），以不致最终危害其国际地位。进一步说，为防止霸权转移，主导大国可以采取如下具体的战略：首先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反应是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最后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等。[72]

表0-6　国内变革和国际变革之比较[73]

综上所述，占据既得优势的强国对正在或行将崛起的新兴强国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方式：第一是协调，指通过外交、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妥协来缓和、化解或避免重大的利益纷争和价值冲突，赋予新兴强国与其国力大致相称的国际地位，并调整有关的国际制度以容纳后来者；第二是对抗，指以各种军事或非军事手段排斥、遏制、削弱甚或剪除新兴强国，对付或消除真实的或臆想的威胁，维持或增进既得优势；第三是介乎协调和对抗之间，即战略模糊，一般是最终确定协调或对抗之前的过渡状态。具体而言，搭便车（bandwagoning）、约束（binding）、远离或推卸责任（buck-passing or distancing）属于协调模式，平衡（balancing）、预防性战争（preventing war）属于对抗模式，而接触（engagement）属于模糊战略。此外，既有霸权国更常采用各种方式并用的混合战略（mixed&nbsp；strategies）。[74]

兰德尔·施韦勒（Randell Schweller）指出，国家按照其利益可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具体分为目标无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即革命性国家）、目标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对维持现状漠不关心的国家、维持现状但愿意接受以和平方式进有限变革的国家、不接受任何改变的维持现状国家。[75]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了应对大国崛起的威慑模式（deterrence model）和螺旋模式（spiral model），前者强调推行积极的平衡和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预防性战争，后者建议推行合作政策，主张实行一种渐进而相互消除紧张局势的战略，以单方面的、代价巨大的让步来获得另一方的信任。[76]施韦勒指出，以上两种模式排除了在两个国家之间真正的利益冲突可以和解的情况，即两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不纯粹是零和冲突。他因此提出接触模式（engagement model），作为威慑模式和螺旋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这里，既有大国面对着一个具有有限目的的修正主义大国，其主要目的是结束与不满现状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对立。为实现这一目的，适当的战略既不是纯粹合作性的，也不是纯粹竞争性的，而是胡萝卜大棒并用。换言之，既有大国试图满足崛起大国有限的修正主义目标，并通过经济、政治回报及武力威胁来修正其行为。[77]

以上关于大国崛起影响的分析都从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现实主义理论有其自身缺陷，但它反映出一种焦虑，即对形势做最坏估计，假设最坏情况的出现，这是现实主义所隐含的悲观主义世界观所引致的。源于这一逻辑的延伸，中国是什么样的崛起大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探讨的热点，并成为美国等既有大国制定对华战略的基本前提。然而，美国等国国内、各国之间远未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塞缪尔·金（Samuel S.Kim）认为：“在世界从两极向多极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评述中国及其全球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但其答案却远未确定。”[78]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通过对中国外交、内政的全面剖析，得出中国既不完全是修正主义国家也不完全是维持现状国家而是二者兼之的结论。[79]保罗·肯尼迪恰如其分地指出：“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一个中国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没有认真研究过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就使得我们的决策者意见不一，在战略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80]

鉴于此，在对华战略方面，美国等国的战略选择存在摇摆。遏制中国似乎一度成为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既定战略。1995年7月29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遏制中国》专题文章，1995年7月31日《时代周刊》发表《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1997年伯恩斯坦和芒罗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都是遏制论的代表作。然而，这一战略天然存在的狭隘性使之难以被确定为主流战略。接触中国的战略时起时伏，但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一条主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接触+遏制”（con-gagement）战略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选择。当然，也有人不愿意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提出“织网”战略（enmeshment or weaving the net），即利用正式谈判、非正式交流或带有较低层次的强制性手段，把中国拉进国际体系，以外在的力量制约并最终改变中国。[81]2010年至今美国的战略东亚加强对中国围堵的力度，但并未放弃与中国加强战略协调的需要，两面下注、“遏制+接触”的基调依在。美国战略东移的核心是，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力争从中东、阿富汗等挑战中脱身，转向重点应对长期而影响深远的亚洲问题，全面加大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和军事的投入，加紧价值观渗透，并将亚太战略的针对者锁定为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明确意识到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难以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军事威慑维系主导权，更需要外交等软实力手段弥补其硬实力的不足，综合运用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手段，谋求强化整体实力。在维护亚太主导地位上，美国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战略走向的忧虑，通过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扩大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径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与这些国家密切捆绑在一起，打造对华柔性包围圈。

1978年至今的中国崛起过程充满了变革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自身，而且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上，体现在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上。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对世界的观念在改变、战略在调整，中国变得越来越合作，越来越利用既有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并逐步成为一支建设性力量。中国摆脱了曾有的意识形态冲动，放弃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从局外旁观、消极参与转向积极参与。中国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目标，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东亚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中国主张着重关注国际制度的修改、完善与创立，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这一战略表明，中国力争避免被视为国际社会边界之外的修正主义国家，就在全球主要问题上认同国际社会的程度而言，中国已经进一步融入了各国际组织，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作。中国似乎认定，目前国际体系中有许多方面大大有利于中国，并且将继续有利于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82]此外，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中国对自身崛起引起国际反应有了更多的体验，对国际摩擦时代的来临有了更多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储备。在这样的战略格局下，中国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参与战略，以自身的改变和发展带动世界体系的优化。

从中国国际环境的角度着眼，中国的崛起模式显然已经收到了较为积极的成效，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依旧乐观。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观察、感受和接受中国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国际关系调整不断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走向深入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中国国际环境的优化。新兴大国对世界领导国的挑战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必然选择通过战争谋取世界地位，崛起的战略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通过战争。崛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既有世界霸主采取什么手段维护其主导地位。[83]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倾向于采取经济手段维护其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中国选择经济崛起战略的效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关系位移至国际治理体系的中心，并逐渐呈现双雄并立的局面，两国关系走向何方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识之士指出，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敌手，而不是国际制度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美国会发现解决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问题越来越困难，还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新冷战之中。一个极为理性的办法是，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在不发生战争或出现不稳定局面的情况下承担起新角色，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这是美国战略成功的关键。[84]历史上不乏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合作的事例，二战后美国与德日的合作造就了国际合作的经典范式，显然中美可以从中得到必要的启示，中美合作的战略性将因之进一步凸现。[85]

从中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与美国、日本、俄国、德国等的利益一致程度相对不高，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程度较低；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有鉴于“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成各国的大力合作，各国战略进一步调整，中国与各大国的利益一致性有所提高，中国崛起为各国所逐渐适应和接受。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有着严重的领土争端，但它没有采取修正主义战略或确立帝国主义目标。[86]2012年以来，中国大力拓展国家战略利益，致力于开启以“共同利益”“互利共赢”“中国责任”为核心的新外交时代。中国提出并积极落实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分享发展红利。以此为基础，中国大力提升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水平，加强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合作，中欧关系跃上新台阶。中国与俄罗斯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峰会及合作架构的发展完善，以深化与发展中大国的合作。中国深刻认识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重要意义，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87]中国致力于其东亚战略的升级，积极促进东亚合作的制度化，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发展开放性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88]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曾指出，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要大国，而是何时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国。[89]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然而，有必要强调指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传统大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并未消除（当然我们也不能奢望这种疑虑会完全消除），国际社会也就不可能完全以接触中国为战略设计，崛起之后的中国战略设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新议题。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自身的应对战略变得愈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