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中国大战略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崛起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议题，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探讨和争论，正面者如“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负面者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风险论”，正负影响都存在的“中国责任论”等，不一而足。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显得扑朔迷离、波谲云诡。在相当长的时段里，中国回应乏力，凸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缺憾。这种不足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之后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而大有改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承担责任、积极进取的作为赢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认可，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逐步确立。与此同时，中国战略研究界对中国崛起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思考，于2003年前后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以“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乃至“中国责任论”做出积极回应。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继而以此为基础开创出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代表着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由内向性转为外向性的标志。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战略理论创新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基石。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进一步体现出新气象。[90]

实际上，中国选择以积极参与为底色，以融入国际社会、变革自身和影响进而塑造世界为支柱的大战略是经过长期思考才确定下来的，其间也并非没有波折，尚处于细化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崛起往往采取军事战略、“搭便车”战略、积极参与战略等几种模式。其中，15—19世纪的列强争霸基本上采取了军事对抗的铁血战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日本力图通过军事战略获得霸权地位的实例，该战略的代价和破坏性有目共睹；二战结束后日本、德国采取搭便车战略得以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但其负面影响（特别是日本）迄今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采取了以经济利益优先的积极参与战略得以崛起，并获得世界霸权。[91]以上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甚有启示。

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大国崛起面临的困境是天然存在的。按照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理论，一个国家试图提高自己安全的种种方式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而导致在安全上的互不信任。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当它们已经或试图获取绝对安全或过分利益时，将可能产生安全困境或加剧已有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利益争夺引发的大国战争。笔者称之为“大国崛起困境”。鉴于此，大国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大国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疑心、戒心、嫉妒和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在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与战争、强权、奴役等血腥气息相联系，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似乎在追求“例外”。

当前，中国国内战略学者和政策专家几乎都迷恋于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前景。然而，基于以上关于大国崛起困境和中国总体战略尚待深化的分析，决策者和战略家更应该居安思危，更需要为中国顺利崛起而谋划。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陡然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缺乏清晰的大战略框架是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最大缺憾。第一，我们的总体战略仍缺乏长远战略眼光。长期秉持的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选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然而，这一大战略过于强调内向性，长期实行低姿态的政策导致中国外交越来越成为“救火队”，灵活有余而眼界不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灵活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大战略框架的粗放导致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也往往不得要领。第二，我们的战略缺乏宏观目标和具体的可操作性策略。我们的大战略目标往往定位在为中国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一目标过于空泛而不易衡量；在具体的操作策略上，固守于几十年外交形成的惯性，外交手段不够全面，具体外交目标不够清晰。第三，战略知识储备不足。由于欧洲长期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常常用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概念、理论和体会来研究和解释亚洲，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有问题的。[92]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似乎在步西方学者之后尘，以西方的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忘记了自己还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实际上，中国崛起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93]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智慧，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94]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解决问题的答案，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构建既源于中国文化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的大战略框架，实现战略文化的优化。第四，战略心态不够豁达、客观。构建中国大战略，应超越五千年文明的优越感、百余年屈辱的受害者心态和迅猛崛起的急迫要求，树立自信、从容、坦然、健康、正常的大国心态，以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为战略心态的健康指标。[95]成熟大国心态的基本标志是：清晰界定国家利益边界，维护核心利益坚定不移；冷静对待批评，对所涉问题能够展开坦率的讨论；关注其他国家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从长远角度看待国家利益。[96]第五，对中国崛起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战略思考，对崛起战略设计缺乏清晰的概念，甚至对崛起的国内制约因素认识不足，对制约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考虑不周，对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认识不深。

中国正处于崛起进程之中，伟大再次降临到中国头上。中国崛起不仅是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更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对世界各文明兴衰的研究给了我们如下启示：挑战既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应战也是有各种各样：可能是主动应战，也可能是被动应战；可能是及时应战，也可能是滞后应战；可能是创造性的应战，也可能是机械性的应战。由于应战方式的不同，有的社会成长，有的社会停滞，有的社会倒退。同一个社会，也因为应战方式不同，有时成长，有时停滞，有时倒退。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为中国崛起的未来而进行战略谋划，是战略研究者的天然职责。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曾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97]他描述的似乎是今日世界的图景。以此为警示和参照，我们的战略谋划，不仅要强调实力因素（气力），更要反映我们的战略思维能力（智谋），以及对普适性文化价值（道德）的追求。概言之，我们生而逢时，中国崛起为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