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5]俯瞰数世纪的波谲云诡，解读大国兴衰的历史，勾勒中国崛起的轨迹，我们可以从中体味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
纵观古代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统驭世界的力量、影响力或遍及世界的利益，也没有一种国际体系曾经达到全球规模，几个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并存的。真正全球性体系的出现有赖于地理大发现。自15、16世纪始，欧洲列强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到19世纪中叶，当中国也被殖民体系所触及之际，一个全球性国际体系产生了。概言之，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运输革命（铁路革命、海洋革命）、通信革命（电报、无线电通信）等相继而来，最终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创立。
在这个体系的创立过程中，中国曾经拥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机遇。17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数三大帝国的兴起：英国在1640年爆发“光荣革命”，逐步建立了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1644年满洲军队占领北京，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1689年俄国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并锐意革新、扩张，随后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然而，疆土面积最小的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大国，霸主雄风延至20世纪30年代；国土辽阔的大清帝国和沙俄却都与这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未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均在19世纪屡遭败绩。[16]18世纪，欧洲诸大国的兴起与非欧洲大国的衰落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欧洲各国群雄逐鹿，并逐步将触角延伸至全球；中华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乃至崩溃。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的崛起成为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生态的重大事件。[17]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未经工业化的传统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一概退出了历史舞台，法西斯崛起大国（德、日）亦被打败，美国登上西方国家领袖的宝座。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迎来了新一轮全球化高潮，大国兴衰却更富有戏剧性。美国曾一度衰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依旧雄风不减，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苏联土崩瓦解之后，俄罗斯的世界经济地位趋弱，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中国尽管与二战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再次错失，却通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抓住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革故鼎新，走上崛起之路，发展势头强劲；印度帝国在二战结束后一分为三，而印度的崛起近来颇为引人注目；英法保住了相对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但更有可能向中等强国的方向发展；德日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却以其经济见长，走了一条部分崛起（partial rise）的发展道路，日本20世纪“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有所延续，国际地位持续下降，已走向相对衰落之路。[18]德国国际影响力有所上升，但似乎还缺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如此，中国崛起成为大国兴衰逻辑的必然延伸。
表0-1 1800年至今大国兴衰概览[19]
王赓武认为，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讲，中国历经四次历史性的崛起。第一次崛起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名字“China”可能就来自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朝。接下来，汉朝统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从此之后有了“汉人”一说。在随后3个世纪里，汉朝的影响力波及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在这个早期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文化，而以贵族宫廷文化和地方宗教、礼仪、惯例所代表的中华价值观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7世纪唐朝的建立不仅宣告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而且巩固了中国在南方的力量，并通过陆路向四周扩展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还传播到了隔海相望的日本。这一时期，中国不仅高度开放，而且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全盛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实现了第三次崛起。这次崛起与前两次相比有些逊色，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此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江河日下。20世纪末，中国开始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堪与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的大唐风度。彼时，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门户，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20]尤其是大唐贞观之治，国势兴隆，民物蕃息，府库充盈，八方来朝，文化昌盛。[21]大唐风度迄今为世人所向往，有的学者将1978年以来的中国崛起称为现代“贞观之治”。[22]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经济发展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经济迅速发展期或迅速成长期；经济发展强盛期或鼎盛期；相对发展缓慢期；国力衰落期。[23]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公元元年至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往往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800—1949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较成功地发动了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比重再次上升，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时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
表0-2 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轨迹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而且其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未曾低于20%，1820年更达到历史最高峰（32.9%）。然而，中国由盛转衰的因子在15、16世纪已经埋下。16世纪初，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与此相对照，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制度性障碍，中国故步自封，闭关自守。1820年，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反而堕入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衰落时期。1820年，中国GDP居世界总量的32.9%，1870年降至17.2%，1913年降至8.9%，1950年降至4.5%。中国在1950年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抑制了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1978—2014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9%，增长速度长期居世界诸大国之首，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5%上升到12%。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首次低于印度，以此为开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阶段。“新常态”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密切联系。[24]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四个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仍然可观；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胡鞍钢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积累到跃迁的过程。这是中国重新平衡经济的关键过程，以经济增长动力更加丰富、增长速度更可持续、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为目标。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初期，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应对，中国人民就有望享受到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和重大改善，中国也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可以说，“中国世纪并非已进入终章，而是刚结束开篇”[25]。
表0-3 中国的GDP和人均GDP（公元元年—1998年）
从公元元年到15世纪，中国人均GDP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500—1800年，西欧在实际人均收入方面追赶并超过了中国。1700年以后，世界人均收入开始超过中国的人均水平。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看，中国经历了倒U字形曲线，先是出现经济趋异、相对差距拉大，后是出现经济趋同、相对差距缩小。1700—1950年，中国与世界人均收入差距以每年0.78%的速度在扩大。1950年以来，中国开始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1950—2005年，中国与世界人均收入差距以每年2.09%的速度在缩小；2005年至今，与世界人均收入差距以每年3.1%的速度在缩小。2020年，中国可能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
表0-4 中国人均GDP、GNI增长率（2005—2014年）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农业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当弱，其外贸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相对小。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87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1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2.49%；1929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62.6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1.87%；195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63.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1.69%；而后中国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197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0.65%；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逐年迅速增加，中国从一个基本脱离世界政治经济的十分封闭的社会发展模式向加强与世界政治经济联系的全面开放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
表0-5 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近代世界第三次经济浪潮的主角地位。近代世界经济史的重大事件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融入工业社会；二战后从“亚洲四小龙”开始，又有一些新兴工业国融入世界工业体系；中国成为新兴工业国是第三件大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工业国，进入世界工业体系，将导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世界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26]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无双。中国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是建国60多年的努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还可视为鸦片战争以来长期衰落到谷底之后的反弹，或明末“闭关锁国”致经济长期滑坡到达谷底之后的回升。
中国崛起伴随着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这次崛起最为鲜明的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亦即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邓小平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其实已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27]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中国以悠久文明为基础，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从此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转变。二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几经变换。[28]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为零，但国内环境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之间出现了相当同步的变化，中国的政治走向成为亚洲国际环境以及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重要指针。1949—1978年，由于冷战的大背景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相对封闭，中国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变化只是间接地互动，但中国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在朝鲜半岛等军事斗争中确立起来。1978年至今，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开始确立。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逐步深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也日趋深入和良性化。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想办法“另起炉灶”。[29]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对矛盾一直是构成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孰重孰轻，莫衷一是，甚至一度束缚了中国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过程之中，我们逐渐领悟到，“韬光养晦”是一种哲学原则，体现的是思想高度；而“有所作为”是一种实践原则，体现的是进取精神。当然，“有所作为”也有其传统哲学含义，即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30]。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开始采取积极战略，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参与原有制度的完善和新国际制度的制定，主动促成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建设，并在亚洲区域国际制度的建设中承担主导者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区域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制度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能力。通过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塑造，中国在东亚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地位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形象的标志，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是全方位、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中等国家发展为东亚乃至全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国家[31]，其发展势头不可阻遏。但是，我们也同样注意到，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平衡的（imbalanced）。现代中国崛起的起点当然是新中国的成立，但是作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崛起则始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进入崛起历程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但其全面崛起尚未实现。我们坚信中国将崛起为全面的强国，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奢望它会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