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期艰难探索的成长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不足、经验有限，仅有个别大型“窗口”机构尝试在东道国参加建设文化商贸项目，但大多以关闭或转手告终。世纪之交，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一些拥有园区开发经验的公司着手寻找海外合作机会，一批在加工贸易中成长起来的企业纷纷到海外建设各种生产贸易基地，同时，科技部牵头促成海外科技园区的建设，中国海外产业园区由此起步，初步形成了“特殊经济区开路，加工贸易区主导，科技孵化园并进”的成长经验。

（一）参建特殊经济区开路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率先走出国门，在海外经营多年的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对当地环境也不断熟悉，具备了参与较大型项目投资的能力。特别是那些以专业外贸公司和省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为代表的国有海外“窗口机构”，实力相对较强，同时因为肩负着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特殊使命，如提升国家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大与外国的合作领域、建立国际贸易关系，为国内引进紧缺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可以得到国内政府的支持，从而较早地涉足了大型文化、商贸项目的投资，比较典型的有中央驻港企业香港中旅集团开发的美国“锦绣中华公园”^[3]和广东省政府下属粤海集团投资的巴黎“中国城”^[4]、GD波兰集散中心^[5]等。尽管早期港中旅、粤海集团等企业探索建设的文化景区、中国城、批发市场，只是文化商贸企业相对集中的场所，并不是完全意义上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海外园区，但正是因为它们率先突破海外经营的重重困难，在欧美发达国家“打下一片天地”，为日后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直至建设海外产业园区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除了国有大型商贸企业之外，集聚在欧美的新移民也为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提供了初期样本。在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邻近的里士满，美国的洛杉矶、波士顿邻近的昆士等地，华商新移民投资的复合商城华埠（Mall Chinatown）接连涌现，它们既继承了传统唐人街热闹拥挤中洋溢着的中国元素与文化氛围，又以建筑宏大、干净整洁、交通便利等现代化优势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商业经营族群的格局。^[6]在欧洲，一批淘到第一桶金的“倒爷”和“练摊”“提篮小卖”者逐渐从“行商”转为“坐贾”，兴建了各种各样以华商经营为主体的批发、零售市场（中国商城），短短数年间即遍布匈牙利布达佩斯、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和俄罗斯莫斯科等欧洲中心城市。^[7]此后，由欧美新移民开创的商业集聚区虽然日渐式微、荣光不再，但有一部分经规范提升后成功转型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或者带动了其他现代商贸物流园区的建设。例如，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就是从早年的“中国商城”基础上改造升级而成，并且入选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8]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海外产业园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国内招商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国家逐步重视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同时全球范围内兴起新一轮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热潮，发展中国家纷纷以建设出口加工区等各类产业园区加快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抓住越南、埃及对外开放的契机，先后于1995年和1998年参与铃中加工出口区、苏伊士合作区两个特殊经济区建设，拉开了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的序幕。

第一个海外产业园区是由已经深耕东南亚市场多年的中国电气进出口联营公司（原国家机械工业部下属专业外贸公司），联手越南胡志明市西贡工业区开发公司一起创办的铃中加工出口区，项目总投资5550万美元，法定资金1700万美元，双方各占50%的股份，1995年年初滚动开发第一区项目，2000年年底完成招商，共有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33家企业入驻。^[9]紧接着，铃中加工出口区分别于2000年、2003年启动第二区、第三区开发工作，2014年三个区出口额共达25亿美元，产值约27亿美元。^[10]铃中加工出口区在越南全国1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区中，无论是规模、出口额还是吸纳当地劳动力都名列前茅，被认为是越南最成功的工业区之一，先后于2006年、2011年荣获越南国家主席授予的三级劳动勋章和二级劳动勋章。^[11]可以说，铃中加工出口区在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中不仅具有奠立基石的意义，而且具有示范、引领、带动后续园区发展的标杆意义。

然而，由于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刚刚起步，应对国外复杂条件和多变形势的能力明显不足，接续建设的第二个园区随即遭遇了诸多困难。1994年，正在实施“生产型开放”总政策的埃及政府，向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愿意在苏伊士地区划出一块土地，由中方建立一个自由经济区。时值中国国内开发区建设从沿海探索起步转向东西部蔓延膨胀的热潮期，中新合作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刚刚启动，中国政府也有意向海外输出国内开发区的建设经验。1997年，中埃两国政府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1998年，埃及政府通过了在因苏哈那港边规划20多平方公里建设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的方案。1999年，天津泰达集团和埃及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开发，其中泰达占10%的股份。^[12]应该说，苏伊士园区得到了两国政府高层的重视推动，筹办进展还算顺利，但在进入开发建设阶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不仅泰达集团因为没有决策权无法有效贯彻自己的园区规划，而且当地的官僚腐败作风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经营，甚至中方汇来的款项会从账户上不翼而飞，2003年埃中投资公司基本停止开发并将大部分土地退回给当地政府。^[13]其实，开发区搁浅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目标与条件的不相匹配。埃方希望通过园区吸引中方企业前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总量极小，直至2000年也仅有2.1亿美元，而且国内企业还处于“走出去”前期阶段，企业对于对外投资顾虑重重。因此，吸引企业前来苏伊士投资尚需时日，更有待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增强。泰达集团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久成立了另一家独资企业，在原来地块附近购买1平方公里土地办起中小企业工业园，吸引近10家企业落户。2007年，泰达认为在埃及市场再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申报中国商务部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并顺利入选。而2009年3月，埃及政府也推出了新的经济特区计划，面向全球招标，寻找开发商发展其第一个经济特区。泰达集团凭其在埃及市场的经验从世界各国30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

比较铃中加工出口区和苏伊士合作区可以发现，这两个园区的创办目标基本一致，都是旨在通过与东道国合作开发特殊经济区，从而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点，提升企业国际化的竞争力。但两个园区所面临的环境却明显不同：在建设过程中，铃中园区所处的外部环境较好，政策条件也较为有利，开发企业深耕东道国多年，经验丰富，并且采取了与国际接轨的“工业地产”的运作方式，把招商引资的目标重点放在日韩企业上，以务实的成效持续获得东道国政府支持，从而顺利完成了三期滚动开发。而苏伊士园区开发企业面对的几乎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并且前期遭遇政府间合作和企业间合作的双重问题，此后通过自己创办工业园补上熟悉当地市场的课，在积累经验与政策环境好转之后，先后中标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埃及经济特区计划。

总体而言，两个园区相辅相成，共同奠立了“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海外园区建设模式：由海外经营多年的企业先期创办一个工业园区，随后吸引集聚更多的企业抱团入驻，一是可以形成更大的力量，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二是通过吸收当地就业，创造经济效益，从而得到当地的认可，站稳脚跟。此后中国企业建设海外产业园区，又在这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创新。

（二）自建加工贸易区主导

一般说来，加工贸易主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加工成品后再出口，从而获得以外汇体现的附加价值，作为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业务，按照所承接的业务特点不同，常见的加工贸易方式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等。加工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在当时中国条件下更是如此，199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已增加到1466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50.6%。一批在加工贸易中成长起来的企业，纷纷以设备、技术等实物到境外投资办厂，生产组装自己的产品，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培育自己的品牌，促使境外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流。^[14]专注于公司战略和市场扩张的海外企业，对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差异和变化十分敏感，很容易从中发现新的机会空间，并在对新的市场机会利用过程中积累经验、培育优势，建立有利于企业在海外长期发展的生产基地，从而获取长期稳定的回报。随着市场的扩大，有些海外生产基地逐渐扩建或升级成为产业园区。

一方面，就园区牵头企业的性质而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发区公司和海外华商均位列其中，体现了海外园区创办之初的形式多样化和灵活性。（1）国有企业牵头创办的华侨实业古巴加工小区。1992年，福建华侨实业集团开始涉足古巴市场，进行一些鞋、服装、日用品等货物的出口贸易。当时古巴正处于国家转型期，市场的开放性和单一性尽显无疑，市场空白点随处可见，而国内传统产业日趋饱和、竞争激烈、利润下降，华侨实业由此萌生了向古巴转移市场的念头。1997年，华侨实业与古方合作设立加工企业，投资213万美元生产沙滩拖鞋，每年带动中方出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约300万美元。古巴工厂成功运作数年后，华侨实业于2000年决定在古巴圣地亚哥投资兴办面积6万多平方米的福建轻工加工小区，牵头组织省内3家沙滩拖鞋、皮鞋、旅游鞋等产业链关联企业前来落户、投资办厂，每年沙滩拖鞋产能达到400万—500万双，占有古巴80%以上的沙滩拖鞋市场。^[15]（2）民营企业牵头创办的海尔美国、巴基斯坦、中东工业园。1999年4月，海尔集团投资3000万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占地700亩的工业园生产家电产品，2000年3月海尔工业园正式投产，年产能力50万台。该项目被当地政府视为贸易带动投资的典范，海尔在美国的社会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自进入美国市场到2010年7月，海尔在美国市场上受到来自各界的表彰和奖项共计30多个。^[16]2001年，海尔集团将美国模式复制应用到了巴基斯坦，同样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拉合尔市建成海尔巴基斯坦工业园并投入运营。2002年，海尔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相继在巴基斯坦工业园下线，并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成功地使主导产品市场份额占到当地市场的前列。^[17]2005年，海尔为了加大对中东市场开拓，在距约旦首都安曼50公里的撒哈布兴建海尔中东工业园。^[18]（3）开发区公司牵头创办的美国天津商贸工业园。2004年年初，天津保税区管委会顺应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主动出击，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与美国太平洋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共同经营“美国天津商贸工业园”，为国内企业在美国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提供场所和便利的服务。^[19]这是早期海外产业园区中，为数不多的商贸物流型园区。（4）海外华商牵头创办的欧洲中国工业园。1996年，陕西籍华商耿健购置了罗马尼亚东南部布泽乌（Buzau）省一家占地40万平方米的亚麻厂，随后将之改造成榉木加工厂，同时拥有周边地块99年的土地使用权。1997年引进陕西烟草公司和宝鸡烟草公司前来合资设立Sinoroma烟草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又购买了一条彩电SKD生产线。^[20]这三个木材、烟草、电视机工厂共同构成了丰佳工业园的基本框架，耿健名下的丰佳集团成为罗马尼亚最大的华资企业，相对垄断了东欧森工产品资源。2004年，丰佳国际集团提出将原有丰佳工业园扩充升级成为“欧洲中国工业园区”，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提供生产、物流基地。^[21]2008年，“欧洲中国工业园区”引入了西安经发集团、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的商业地产开发、民用航天产业合作项目。^[22]

另一方面，就园区所在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当时非洲、俄罗斯并非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目标，却能够成为中国海外园区选址的优先地区，主要原因是两地开发潜力巨大，对中国投资比较欢迎，中国优势产品较好地满足了当地市场的需求。2002—2003年，在尼日利亚、赞比亚开展业务多年的中土集团、中国有色集团，以及前往几内亚、塞拉利昂开拓市场的山东雅禾、河南国基等企业，牵头在非洲新建了4个园区。

表1—1 中国企业早期在非洲创办产业园区的背景与动因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经贸关系悠久密切，一些企业在对俄贸易投资合作中逐渐成长壮大，率先开始在俄远东地区建设产业园区，带动更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去。2003年，黑龙江华宇集团在俄滨海边疆区十月区投资买下了一个面积6万平方米的废弃木材加工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向俄罗斯的海外生产贸易基地。由于来自国内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它们迫切需要围绕大企业共谋发展，华宇集团便将原有的自用园区向其他企业开放，吸引一批二级商企前来入驻。^[23]接踵而至的两个中国海外产业园区同样落户滨海边疆区。2004年，来自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宁县的华信经济贸易公司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设立中俄合资公司，投资建设集种植、养殖、加工于一体的中俄最大农业合作园区，2015年通过考核确认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24]2005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跃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从原来的边境贸易向境外投资拓展，在购买过去的苏联一家国有修理制造厂的基础上成立工业园区。^[25]与此同时，自2005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积极与俄罗斯方面合作，分别在后贝加尔区、阿金斯克地区和赤塔市建设中俄经济技术合作园区。其中，赤塔华商园区由内蒙古满洲里夏阳公司投资运作，计划投资2亿美元，主要项目包括住宿、餐饮、娱乐、商场综合体以及中国商品保税库等；后贝加尔工业经济园区由内蒙古满洲里海峰电器有限公司投资运作；阿金斯克工业经济园区由俄阿金斯克融资公司参与运作，内蒙古满洲里市政府负责推介中方企业入区经营。^[26]

回溯早期海外加工贸易区的创办历程可以发现，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是中国海外产业园区起步阶段的主要动因，这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相吻合的。例如Dunning（1998）认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动机或者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或者是为了寻求市场、效率乃至战略资产。^[27]王利华（2009）进一步发现，2003年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进入市场为首要目标，接下来依次是获取资源和获得技术。^[28]

（三）合建海外科技园并进

中国海外加工贸易园区起步的时候，正值高科技园区建设的全球热潮席卷而来，21世纪头几年，世界各国创办高科技园区的势头远远超过了以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区的主要经济指标也连年高速增长，成为国内经济中耀眼的新星。然而，创新能力不强，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高新区转型升级的“软肋”。为了从根本上提升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全面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分工与合作，国家科技部提出了创建海外科技创业园的设想。2001年6月，科技部成立中国海外科技创业园筹备小组和筹备办公室，多次分赴国内外开展调研考察，并于2003年印发《中国海外科技创业园试点工作指导意见》。至2005年，批准建立了7个海外科技创业园，带动了国内一批科技企业到海外学习技术、开拓市场。

表1—2 国家科技部批准的7个海外科技园区

中国海外科技园区主要分布于欧美发达国家，符合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区位选择逻辑。世界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据国际科学园协会（IASP）2000—2002年对其250名会员的网上调查，76%的园区与大学邻近。^[29]中国海外科技园或者与国外大学共建，直接成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大学科技园的“园中园”，或者与新加坡、曼彻斯特、布里斯班、维也纳等城市科技部门合作，选址也位于大学周边，地理的邻近性使园区与大学能够共享大多数研究、服务设施，既有利于大学研究项目的商业化，也有力促进了企业提升研究能力。

应该指出，建设海外科技园区是在中国高科技企业处于国际化起步阶段的特定时期，作出的一种以学习为主的尝试。此后由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有能力自建海外研发中心，代替了海外科技园区的学习孵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