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投资活动推动了市场关系的全球传播和生产全球化，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更大规模的流动。在这种不断深化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投资自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特征。转轨国家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无数跨国公司入驻，在成为全球自由投资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转轨国家也改变着跨国资本的全球配置格局。与此同时，转轨国家在融入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过程中也面临着经济风险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

一、投资自由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投资自由化呈快速发展趋势，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流动速度加快，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1990年以前，全球FDI总额每年不过2000亿美元左右，而到2000年创纪录地达到1.39万亿美元。进入21世纪的最初3年，全球FDI逐年下降，这与当时世界经济状态低迷有关。但2004—2006年全球FDI再次迅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05年全球FDI在2004年增长了27%的基础上，又增长了29%，达9160亿美元，2006年继续快速增长到1.2万亿美元。全球FDI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达到1.83万亿美元和1.82万亿美元的顶峰后，于2009年下降至1.22万亿美元。到2010年出现15.8%的恢复性增长，达到1.41万亿美元。2011—2013年，全球FDI分别为1.65万亿美元、1.32万亿美元和1.46万亿美元。

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它拥有庞大的资本和生产规模、强大的研发能力、全球性的经营战略、先进的现代管理手段以及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跨国公司对推动“无国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建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世界上绝大部分FDI都是由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约90%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值约占世界总产值的1/4。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潮流，跨国公司通过全球战略调整及相应的组织架构调整，逐步向“全球性公司”转型。全球性公司的出现，使大型跨国并购数量急剧上升，并使大型跨国并购成为全球FDI的主要方式。

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资本流动扫除了障碍，转轨国家逐渐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市场。一方面，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转轨国家引进外资和资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快了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但另一方面，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也给转轨国家的民族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由于转轨国家逐渐降低投资门槛，跨国公司凭借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等迅速进入转轨国家，并成为转轨国家民族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其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垄断者，挤压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大多数转轨国家的企业成为国外公司兼并的对象，使跨国公司迅速成为转轨国家某些行业的垄断者。例如，乌克兰的卷烟市场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所垄断：菲利普莫利斯乌克兰公司占市场份额的31.1%，帝国烟草公司的利兹马—基辅工厂所占市场份额为23.3%，英美烟草乌克兰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为16.9%，日本烟草乌克兰国际公司的市场份额为11.9%，加拉赫集团的市场份额为11.2%。因而在乌克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占据了该国烟草市场95%以上的份额。又如，匈牙利的电力和天然气系统、爱沙尼亚的啤酒市场、波兰的食品销售业、捷克的大型零售超市、斯洛伐克的大型软件公司等，也被国外跨国公司垄断。由于转轨国家正处在经济转轨阶段，跨国公司的垄断无疑会对民族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甚至会危及这些国家的某些支柱产业。而如果跨国公司从东道国撤出资本，则会给转轨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随着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锐减，一些外国公司开始向转轨国家的资源行业进军。可以说，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转轨国家经济资源的流失速度。目前，乌克兰、波兰、爱沙尼亚、俄罗斯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均有外资企业投资，造成这些转轨国家的资源流失特别是战略性资源的流失。随着转轨国家私有化改革的进展，许多跨国公司又纷纷瞄准了转轨国家的国有资产。由于这些跨国公司高估外国技术和设备，低估东道国企业的固定资产，造成转轨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这些公司在并购转轨国家的企业资产及本土化品牌后，便用外资品牌替代，使民族品牌在跨国公司的并购中丧失，给转轨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有的转轨国家继续推动私有化改革，如白俄罗斯欲出售国有资产以获得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保加利亚正在加速烟草行业的私有化改革，俄罗斯准备进一步对外出售国有资产。这些重大举措再度引起众多跨国公司的关注，许多跨国公司都跃跃欲试，表现出明显的投资意向。

投资自由化还会加速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威胁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加深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充斥的大规模“游资”在全球各个市场寻觅攫利机会，这不可避免地给世界各国带来经济风险。特别是在投资自由化条件下，金融危机会通过“投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传播。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当事各国资本市场的盲目开放和本币过早实行自由兑换所导致的。中国虽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投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此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还加剧了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国内人才市场的竞争。跨国公司凭借丰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长远的职业规划等优势吸引了转轨国家的许多优秀人才，特别是大量的研发人员，从而导致这些转轨国家国内企业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不足。尤其是在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后，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纷纷出台了吸引高级人才的优惠政策，从而加速了转轨国家人才流失的速度。应当说，人才大量流失是转轨国家在融入投资自由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和安全隐患之一。

二、生产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全球化呈快速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则是生产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快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实施产业转移，并通过全球合作完成产品制造和创新，从而推动了国际生产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中转出产业的层次是由低到高递次展开的。在继续转移制造业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包形式转移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公用事业以及与交通和旅游有关的服务领域。而且，国际投资者的注意力也越来越多地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再者，跨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已不只是兴建新企业的“绿地方式”，而是“兼并”和“收购”，尤其是在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并购在外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越来越成为外资进入的重要方式。

融入生产全球化进程既是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转轨国家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和设备落后的问题，迫切需要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而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全球化，则为转轨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转轨国家就难以跟上生产全球化的发展步伐，甚至可能落伍掉队。另一方面，“经济转轨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和经营提供了舞台和更广阔的空间，推动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体系逼近全球化水平”。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和互动效应也会给转轨国家带来经济安全的隐患。由于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由于生产和投资越来越具全球性，实行全面经济开放的转轨国家已经很难完全控制跨国公司的进入及其对本国生产的影响，转轨国家的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面临直接的威胁。例如，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一些行业和部门取得优势地位甚或已经形成市场垄断势力。这不仅对中国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也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鉴于跨国公司并购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以及跨国公司市场垄断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是：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鼓励公平竞争，依法实施集中，提高市场竞争力；禁止违法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防止市场上出现垄断，并对合法产生的垄断企业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具体来说，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是：禁止卡特尔、控制企业合并、禁止行政垄断、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实施《反垄断法》，限制了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华日益膨胀的市场垄断力量和滥用市场权力问题。

应当指出，生产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生产产品的标准化、生产过程的全球分布和生产技术的国际化。生产全球化在将转轨国家纳入全球生产链条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一方面，生产全球化加大了转轨国家陷入技术陷阱的风险。由于转轨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处于中下游地位，较少承接知识型、资本型等产业的生产环节，因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难以带动转轨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发展。而随着全球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转轨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转轨国家承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着被转移的风险。利润空间的不断挤压，导致转轨国家和企业对研发投入不足，容易陷入技术陷阱。即使产业未被转移出去，但由于转轨国家的外资企业较多，这些国家高新技术的来源对跨国公司母国研发部门的依赖性较强，能否引入先进技术还主要取决于母国公司的战略意图，这也使转轨国家陷入技术陷阱的风险大大增加。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陷入技术陷阱的可能非常大，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前国内的科技力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城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主要承担一些局部性的科学研究项目，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的企业基本上没有研发部门，因而对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技术依赖性比较高。苏联解体之后，独联体国家的科技投入比较低，因而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成为获得新技术的重要途径，导致这些国家缺乏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科技安全的水平。

另一方面，生产全球化的发展还加大了转轨国家环境保护的压力。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标准，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而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生产环节转移到转轨国家，对转轨国家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由于长期的资源开采，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的生态环境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2009年，俄罗斯最北部城市诺里尔斯克市和阿塞拜疆的苏姆加以特市均排在全球最脏的十大城市之列。

此外，经济全球化加大了转轨国家产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频发、人口老龄化、自然资源大量耗费、信息保护制度存在漏洞、局部区域冲突不断等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新的影响转轨国家产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加大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维系全球产业链条的长久持续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