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财政金融安全的相关性

一、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

在市场化程度很高、市场机制作用所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自身的安全及其对整个国家安全产生的基础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安全问题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财政风险和财政安全成为理论界和政策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财政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财政具有综合性，一国所有的国家经济风险，最后都可以表现为或归结为财政风险。

（一）财政风险及其后果

财政风险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平稳运行造成极大的威胁，严重的财政风险甚至会深刻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延缓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对财政风险的防范成为各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对财政风险，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所谓财政风险是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财政风险越大，也就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越大。”也有学者认为，“财政风险是指国家在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以及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另有学者指出，所谓财政风险，是指国家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在政府支出不能够直接依靠中央银行拨付的财政金融体制下，财政风险最后都要体现为政府债务。

财政风险有各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种：财政收入风险、财政支出风险和财政债务风险。弄清这些表现形式，对防范财政风险并将其降到最低限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1.财政收入风险

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与保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就无从实现。导致财政收入风险形成的原因，一是不能按预定的计划实现财政收入，或财政收入不稳定，经常发生波动。如果财政收入不能及时实现，就会直接影响到财政的再分配，从而使政府缺少足够的财力来保障必要的公共支出，政府也难以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必要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及时实现，是防范财政风险的首要前提。二是财政收入规模或总量的确定不合理。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直接涉及财政收入的规模及其稳定性，能够反映一国财政收入总量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如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财政长期出现赤字，就会导致财政困难和由财政“入不敷出”而引发的财政风险。三是财政收入政策失误。财政收入政策的偏差或失误是造成财政收入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财政收入政策中最主要的是税收政策，税收制度是否健全，税种税率的确定是否科学，税收负担是否合理，税收减免是否适当，税种的选择能否反映经济税源的基本状况等，都会对财政收入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如果税收政策出现偏差或失误，就会导致出现财政收入风险。

2.财政支出风险

财政支出属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活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如果出现政策失误或结构偏差，就会形成财政支出风险，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1）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是引发财政支出风险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财政支出结构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因而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或失误是经济风险和财政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经济转轨时期，虽然财政支出结构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支出成为主要形式，但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仍会对我国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形成财政风险。

（2）财政支出总量不足，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造成财政支出风险的另一重要原因。应当说，财政支出总量不足，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也是导致各国债务膨胀的根源之一。财政支出规模受限、总量不足，政府难以有效地进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从而使财政支出结构的风险不能得以有效控制。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举债来弥补财政支出的不足，从而增大了政府的债务负担，并有可能引发国内通货膨胀或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3）财政支出失控，安排不当。在财政分配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往往会使财政支出出现安排不当甚至失控的问题。财政支出失控，不仅加重了财政支出的负担，而且影响财政支出目标的实现，并形成财政支出风险。

3.财政债务风险

由债务引起的风险是财政风险的一种主要形式。发行国债和政府借款是财政债务的两种基本形式。发行国债和政府借款无论对于弥补财政赤字，还是补充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两种形式的财政债务可能产生的最大风险是出现政府的偿债危机，即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偿还能力，其后果会非常严重。为了偿还债务，政府不得不经常性地借新债还旧债，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债务累积效应，会严重拖累国民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在国际资金市场上举债，如果对不同借债来源、借债方式和利率结构等选择失误，也会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

一般说来，财政风险的长期存在有可能演化为财政危机，不仅给部分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带来损失，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层面以及国家信用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财政风险货币化造成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降低主权评级，加大融资难度和引发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加大社会不公，引发社会政治动荡。财政风险是经济风险的组成部分，但财政风险带来的后果不仅对财政本身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经济、政治风险。因此，一旦发生财政风险，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二）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产生双重影响，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1.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积极影响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财政安全的积极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推动并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这有利于经济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一些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增长与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税基和税源扩大，从而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积累了大量的财力。这构成了转轨国家保证财政安全、降低财政风险的基础。

（2）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市场开放，世界统一大市场在逐步形成，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一体化要求各国的投资政策、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与之相适应并日益趋同。因此，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并要求财政规则的全球化。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风险共生和利益共享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合作的基本原则。而且，全球范围内财政风险的防范也推动了财政规则一体化的进程。目前，已有一些转轨国家采用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财政稳健度标准。那些已经或准备加入欧盟的转轨国家也采用欧盟规定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高于60%、财政赤字不超过3%的“入围限制标准”，以此来衡量和测度本国财政面临风险的程度。采用这些财政标准，能够强化转轨国家的财政政策约束，有利于完善财政制度，健全财政体系，维护国家财政安全。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财政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转轨国家保障财政安全和防范财政风险。其中，强化财政税收领域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是转轨国家维护和拓展国家财政经济主权的重要措施。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日趋区域化和集团化，使各国财政税收政策以及投资、金融货币政策等的协调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2.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仅使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而且金融危机还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直至引发财政危机。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这种情况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表现尤甚。金融危机不仅能够骤然加剧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危机后的经济萧条会造成税基和税源锐减，而政府还要为金融系统的重组投入财力。如果说金融危机给一国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可能不是短期的，并会危及国家财政安全。这种冲击一是来自税收竞争，因为在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中，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各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二是来自跨国税费逃避，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使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各国的财政收入造成一定影响。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转轨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

（1）国际税收竞争与转轨国家的财政风险。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在财政税收领域的反映。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便利化的同时，大大加剧了各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与较量。而世界各国为了获取优势经济资源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纷纷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由此形成并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出台减税政策，大力调减税负，形成了全球新一轮的减税浪潮。之所以出现这一趋势，一是在世界性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将减税作为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二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各国试图通过减税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转轨国家中，俄罗斯可以说是实行减税政策的典型代表。由于实行以简化税制、减少税种、下调税率、降低税负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俄罗斯“成为一个建立了良好税收制度的国家”（普京语）。特别是俄罗斯把简化税制、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作为税制改革的重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俄力图通过不断的税制改革，一方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能够稳定增加；另一方面减少纳税人过重的税收压力和负担，从而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要求和与世界接轨的税收体制，以便刺激经济增长，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在融入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中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俄罗斯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减税。简化税制和减少税种是俄罗斯税法典规定的最重要的税制改革措施之一。税法典将原来的47种联邦和地方税费减至28种，后又减至15种。2004年俄又取消了销售税。二是降低税率。俄罗斯将企业利润税税率先是从35%降至30%，后再降至24%；银行的利润税税率从43%降到38%，再降至24%，其下降幅度之大前所未有。24%的利润税税率在欧洲也是较低的。此外，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早在1996年就开始逐步减让关税，减少纳税商品范围。

应当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减税，以参与适度的国际税收竞争，这对于优化资源配置、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贯彻税收中性原则都是有利的。但如果激烈的税收竞争演变成过度的或恶性的税收竞争，就是有害的，这会侵蚀一国的税基，扭曲税负分配，甚至扭曲国际资源的地域流向，降低全球福利水平。从财政安全的角度看，恶性税收竞争、过度的税收优惠和减税会给转轨国家带来冲击和严重影响：其一，税基受到削弱，税收收入减少。虽然转轨国家适度减税和税收优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从而扩大税源，并能够达到增加税收收入的目的，但过度的税收优惠和减税短期内会使转轨国家的税收收入减少，进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安全。其二，税负不平等，有损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转轨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降低外国投资者的税率，从而降低了生产及经营成本，人为扩大了外国投资者的获利空间。而本国投资者的税负则大大高于外国投资者，形成税负不平等。这种情况不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工业是国内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发展受到影响，后果是使税收收入减少，危及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其三，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税收优惠方式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况下，转轨国家微观经济主体的自身趋利动机驱使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出现资本大量外流。资本外流导致税基减少，造成税收流失。

（2）转移价格与转轨国家的税收流失。转移价格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而出现的。转移价格被跨国公司用于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规避投资风险、加强资金和业务管理等，而利用转移价格逃避税收也是跨国公司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往往利用转轨国家在关税、利率、税制、外汇管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利用转移价格来逃避所得税和关税。主要的逃税方法如：通过商品高进低出，即高报进口商品价格、低报出口商品价格的手段将利润转出；通过高估机器设备等资本品或无形资产的价格，减少应投入的本金，从而以最少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服务价格差异，压低税率高的国家的服务价格，抬高税率低的国家的服务价格，达到少纳税之目的，等等。中国就是因跨国公司采用转移价格而导致税收流失的受害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额直线上升（2009年中国吸引外资9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但这些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报亏损的比例却长期居高不下，其中半数以上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采用转移价格和其他手段避税，国家每年因此而流失的税收多达上千亿元。

（3）利用外资不当与转轨国家的财政风险。利用外资不当也与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和财政风险相关。外资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毋庸置疑。但举借外债而背负的大量利息支付负担，使得转轨国家入不敷出、财政困难，容易出现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如果对外资的使用不当，也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而一旦发生债务危机，国家财政就成为最后的偿还者。而且，这种由外资引起的财政风险往往会演变成为国家主权风险。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全球债务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次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债务国提出了有损于国家主权的种种政策要求，如放松外汇和进口管制、对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实行全方位开放等。

二、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技术支持，大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金融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全球化为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给转轨国家带来了实际经济利益，也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和机遇。同时，转轨国家顺利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并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这对金融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极大的贡献。但是还必须看到，金融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金融主权、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等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给转轨国家带来了诸多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在缺乏规范的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的条件下，不断加强的金融联系和金融自由化更易使转轨国家遭受冲击并滋生风险。总体来看，汇率与外贸传导机制、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国际投资渠道的传导、国际银行借贷传导等，都构成了金融风险国际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通过这些渠道，国际流动资本扩大了其波及的范围。而事实也证明，哪里有不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哪里所受的冲击就大，从而加剧了这些转轨国家金融体系运行的不协调。

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国家经济安全主要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产领域安全、运输和通信领域安全、社会经济领域的安全、对外贸易领域的安全等，但其中的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学者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信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信息跨国界的迅速传播以及生产资料配置的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电子化的快速发展，资金流量激增和流速加快，并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交易的发展。而金融自由化、资金快速流动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既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平添了管理上的艰巨性，还特别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毋庸置疑，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要素之一。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因而与这些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也更为密切。我们认为，可以从不同角度探究转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金融自由化催生转轨国家的金融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经济联系在全球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虽然转轨国家处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新旧金融体制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深层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金融全球化迫使实行金融市场保护的转轨国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阻碍资金跨国自由流动的藩篱被不断拆除，才使转轨国家的金融逐步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向世界市场特别是向转轨国家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世界金融体系得以扩大。而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然使其金融企业面临着与外国金融企业的激烈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二）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及其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是转轨国家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转轨国家在受益于这一发展趋势的同时，也面临着其所带来的新的风险。这是因为：第一，金融业务自由化打破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限制，加重了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和不良资产的比例。而且，随着金融业务自由化的推进和政府对金融的管制放松，金融衍生工具在得到更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第二，随着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机构准入的自由化，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进入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不仅资金充裕、技术先进、资产安全性高，而且服务质量好、成本低，占有优质客户资源和人才资源，因而不断挤压了转轨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而随着国外金融机构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可能逐渐取得一国金融体系的支配权，并对该国金融运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会给转轨国家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国家相继对外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外资银行以兼并、收购、控股、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离岸和越境贷款等方式进入转轨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匈牙利和波兰等转轨国家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超过了50%。外资银行的进入，一方面可以提高转轨国家银行的竞争力，引进国外现代银行技术和技能，从而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促进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会加剧转轨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形成金融业过度竞争的局面。此外，还会增加转轨国家经济和金融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会受到外资银行母国经济波动的连带影响。

（三）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游资带来的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是转轨国家融入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转轨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弥补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短缺，在实行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的同时，也开放了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允许资本账户的各种资本自由流动，即本国居民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非居民也可以自由地进出转轨国家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资本账户开放不仅会导致大量风险资本流入和资本的突然性逆转，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特别是国外套利基金冲击本国金融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投机资本是投机者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较多的利润而投放的资本，要求在短期内完成利润的实现，因而特别注重资本的流动性。而国际投机资本或称国际游资，是没有固定投资领域、以追逐高额利润为目的而在各市场之间移动的短期资本。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许多转轨国家经济过分依赖于这类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脆弱。尤其是当国际游资进入转轨国家扰乱金融市场时，就会形成巨大的风险。转轨国家不断开放金融市场，使得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这些资本利用转轨国家金融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导致转轨国家金融市场不稳定和动荡的重要因素。例如，波兰、捷克、乌克兰、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当国际游资大规模进入时，便会面临着本币升值、进口增加、出口减少的压力；当国际游资流出时，又会面临着本币贬值、进口减少的压力。而国际游资的快速流动导致那些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转轨国家面临着大起大落的汇率变动，容易引发汇率风险，并影响其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金融自由化不仅给世界金融体系增添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而且也使转轨国家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更具风险性。

（四）金融自由化对转轨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转轨国家制定的货币、汇率、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等货币金融政策，都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转轨发展和金融市场的需求，还须顾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这都降低了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当一国国内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往往会采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量发行国库券等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会导致市场利率提高，同时会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并最终增加国内货币供给量；当国内经济比较低迷时，中央银行往往会实施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量回收国库券等积极的货币政策，这会导致市场利率较低，国际资本流出，最终会降低国内货币的供给量。因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会使转轨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大大偏离预期的目标，导致政策效率低下。

（五）国际金融组织对转轨国家金融主权的影响与侵蚀

金融全球化对转轨国家金融主权的影响，还表现在国际金融组织对转轨国家的制约和苛刻要求上。虽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职责是向需要帮助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但在提供援助的同时还会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借机向受援国施压，特别是要求转轨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并提出干涉其经济金融主权的要求。例如，2008年，乌克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期限为24个月的165亿美元的贷款，但前提条件是乌克兰议会需通过法规来确保此笔贷款用于支持该国的银行体系，并通过控制社会开支和收窄经常账户的亏空来平衡其预算。2008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世界银行同意向匈牙利联手提供超过25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而作为受援条件，匈牙利政府须承诺将采取削减开支和增税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预算赤字。2010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中断了对匈牙利的援助，要求匈牙利政府在削减财政赤字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后，才能拿到余下的援助资金。

（六）转轨国家内部因素的影响

从转轨国家的内部因素看，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东欧一些转轨国家迅速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允许外资进入，实行了外汇自由化。但金融全球化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和为转轨国家利用国外资金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往往隐藏着金融危机和风险。金融体制转轨带来的风险既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风险，如俄罗斯东欧地区以及中国等转轨国家所出现的金融风险；也包括以政府为主导、实行金融抑制的金融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制转轨所出现的金融风险。与此相关，转轨国家所出现的金融风险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和摩擦，相关改革不配套；二是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并放松金融管制。转轨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取消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导致外资大规模流入，使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非居民可以自由进入转轨国家的金融市场，使得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涌入这些国家，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扭曲了国内经济，也增强了转轨国家国内金融市场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依赖性。由于这些原因，在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和传导机制的作用下，转轨国家接连发生金融危机，造成严重后果。

最后应当指出，金融全球化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和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使得世界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业务量猛增，世界金融市场的竞争也因此而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有效调控在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特殊阶段的转轨国家金融体系容易受到冲击，产生金融风险。

三、简要结论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说是一种风险经济。在这种带有风险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进程越快，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越高，转轨国家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经济风险也就越大，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财政金融安全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威胁。因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和保障财政金融安全成为转轨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经济转轨国家是一个“特殊群体”。转轨国家的政府不仅要承担经济转轨的风险与代价，承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还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和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肩负着保障财政安全、防范财政风险的责任。而且，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障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政府的职能作用更是不可或缺。中国作为经济转轨大国，一直注重发挥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这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凭借其宏观经济管理权力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职能，对经济转轨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把握对外开放和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达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威胁，防范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