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近十年来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北京近几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大幅增长，北京在吸收外资方面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即首都优势。但是，北京在引入外资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了首都优势？北京引入外资是否强化了首都功能定位、推动了北京“国际城市”建设的步伐？在京外资企业对北京宏观经济的效应有多大？在京外资企业产业效率又如何？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北京市吸引外资和管理外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506.9亿元，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上升到8.5%, GDP年均增速达到9.8%。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超越日本的54742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这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中，“中国制造”功不可没，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但是，“中国制造”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依靠OEM获取微薄利润，这是中国制造业和每个中国人的心痛。因此，“中国创造”的适时提出是中国制造业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中国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中国创造”是否意味着闭门造车、拒绝开放、抵制外资呢？当然不是，科学合理利用外资不但推进了“中国制造”进程，而且是“中国创造”不可缺少的外力。

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利用外资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利用外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683235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金额累计达到9426.46亿美元。2009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批准外商投资项目依然达到23435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900.33亿美元，吸收外资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2009年12月30日，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强调：“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具体要求做好五项工作：

（1）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2）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3）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4）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最大限度缩小审批、核准范围，增加审批透明度。

（5）营造良好投资环境。规范和促进开发区发展，加快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简化其外汇资本金结汇手续。

因此，改善利用外资产业结构，合理引导外资区位布局，加强外资利用管理，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挥外资对“中国创造”的推动作用将成为中国未来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

北京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对外资企业极具吸引力。截至2009年底，北京累计审批外商投资项目31273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498.1亿美元。外资已经遍布北京的各个功能区域和产业部门，客观上对北京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对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及其各区域功能定位的实现产生影响。

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一直备受关注，其功能定位与产业布局紧密相连，功能定位是产业布局的纲领，产业布局影响其功能的实现。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要把首都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肯定，1958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北京的经济社会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北京的功能定位再次发生改变。1995年中央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要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亦即“四个服务”。1997年北京正式提出首都经济概念，并强调发展首都经济要围绕“四个服务”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因此，北京首都功能定位实际上涵盖了三大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内外交往的中心。

2004年，北京依据首都功能定位制定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该规划的实施加快了城市化建设步伐，为北京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指明了发展方向，有利于产业结构向服务型产业转变，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和集聚。根据规划要求北京市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布局调整：引导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产业群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集聚发展；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物流以及知识型服务业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群在城市功能拓展区集聚发展；引导以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石化新材料、都市工业、生物医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制造业集群在城市发展新区集聚发展；引导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在生态涵养发展区集聚发展。各功能区分工明确，具有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2005年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北京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北京总体功能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2010年又批准北京作为“国家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政府将“国家创新示范区”也作为一个功能定位，因此，北京的功能定位完整的表述应该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国家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政府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北京未来发展（功能）目标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围绕北京功能定位，北京的产业空间布局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依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城市性质和主要发展目标，北京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见图1-1）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次区域划分的设想，遵循“优化城区、强化郊区”的原则，将北京市18个区县从空间和功能上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

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行政区。核心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城市管理，保护京城历史风貌，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为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实现作出贡献。

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4个行政区。拓展区主要任务是拓展面向全国和世界的外向经济服务功能，利用该区域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推进北京市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为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作出贡献。

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5个行政区和亦庄开发区。发展新区主要任务是依托多个新城、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增强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和人口承载功能，成为城市产业新的增长极，为北京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5个区县。生态涵养发展区主要任务是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引导人口相对集聚，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与旅游业，成为首都绿色的生态屏障和市民休闲游憩的理想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吸引外资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北京是我国第一个引进外商投资项目的省市，外商投资项目数量多、投资金额总量大、投资领域广、跨国公司总部多、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比例高是北京利用外资的特点。近年来，北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迅速，从2003—2009年，北京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以年均19.86%的速度增长，从2003年的21.4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61.2亿美元；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的行业逐步多元化，投向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1.97亿美元，占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4.91%，与此同时，投向科学研究、教育和居民综合服务业的外资也增长迅速。

毋庸置疑，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市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空间产业分布、区域经济以及首都功能定位和区域功能定位的实现，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效应都有一些研究。然而，从目前来看，在京外资企业产业布局的总体状况及具体分类状况，外资与北京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在京外资对北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在京外资企业的产业效率以及如何基于上述问题制定和完善有效的外资政策等，仍是需要不断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基于此，本书的题目锁定在“在京外资企业产业布局及其效应研究”上。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以及所得出的结论，使人们更加明晰在京外资企业的产业分布现状以及总体效应和分类效应状况，并希望能对北京市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书把北京外资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布局理论和国际经济学中外资效应理论，研究在京外资的北京宏观经济效应。

对于外资效应理论，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以及技术溢出等方面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机制上。而对已经引入的外资企业产业效率关注相对较少。东道国利用外资工作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如何引入本土需要的外商投资；如何充分发挥已有外资企业的效应。而外资企业各种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外资企业本身的效率。如果外资企业自身是缺乏效率的，希望这种外资企业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业优化和技术溢出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不现实的。因此，通过建立外资企业产业效率模型，分析外资企业产业无效率的原因，探讨外资企业产业效率提升途径，也是外资效应理论的重要内容。

对于外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理论，研究者主要站在东道国本土产业结构变迁角度，研究外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促进作用大小；对于外资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研究者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研究产业空间布局演变，而很少有研究者从外资内部产业结构（布局）视角研究。通过对外资内部产业结构演变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观测到外资产业结构变化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因此，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外资内部产业布局视角，研究外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影响，通过建立外资产业效率模型，对东道国（或区域）已有外资企业产业效率进行评价，丰富了外资效用理论。

2．实践意义

（1）有助于全面认识在京外资企业对北京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有关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弥补了东道国资金短缺，提升了东道国的生产技术，推动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本国的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抑制了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吸引了本土大量的优质人力资源，使本土企业受损，挤占了东道国的市场，造成本土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过度使用了本土企业的自然资源，对东道国环境造成了污染等。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和国内资金十分充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是否可以将外资拒之门外？其实，外资的效应不能简单地从某一方面分析，应该分析外资在东道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及其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效应，全面分析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对于在京外资企业的宏观经济效应，目前还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总结，只有一些学者对在京外资企业在某一方面的效应进行分析，如一些学者从制造业的角度分析在京外资企业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京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京外资对北京就业的推动作用，在京外资与北京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等。全面认识在京外资企业的宏观经济效应还需要运用计量模型分析在京外资对北京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影响，分析在京外资对北京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分析在京外资对外贸、就业、产业升级等各方面的影响。

（2）为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外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建议。

我国的外资政策主要从如何吸引更多的外资角度，从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信贷政策优惠等方面设置相关的政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甚至突破政策底线为外商承诺一些不合理的条件，这种外资政策的结果是虽然外资数量引入较大，但是外资的质量存在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外资技术落后、外资经营效果差等问题。因此，政府部门的外资政策不但要包含外资引入政策，更重要的还要从外资产业效率角度评价已有外资的效率。北京累计引入的外资数量很多，截至2011年底，达到632.3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外资产业效率又如何？是否都实现了最优效率？因此，需要建立北京外资企业产业效率评价模型，分析其产业的效率情况，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资政策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