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

本节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状况进行比较，考察这两类企业在经营环境各个方面指数的异同。这里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企业指除此以外的所有企业，包括私营企业、非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他内资企业以及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本书中我们将以上两类企业分别简称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下不再解释。

在本次企业调查的全部2122家样本企业中，总共有国有企业193家，占样本企业总数的9.1%。在国有企业中，57%为大型企业，31%为中型企业，11%为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占1%。国有企业中大型企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全部样本企业中的大型企业比重，而小型、微型企业比重远远低于全部样本企业中的小型、微型企业比重。

样本中有非国有企业1929家，其中私营企业629家，私人控股的股份公司89家，私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452家，三者合计占样本企业总数的55.1%。非国有法人控股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566家，占样本企业总数的26.7%。其余为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他内资企业，合计193家，共占样本企业总数的9.1%。

非国有企业按规模分类，15.7%为大型企业，36.8%为中型企业，38.0%为小型企业，9.4%为微型企业。很明显，国有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占大多数；而非国有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大多数。这与两类企业在规模分布上的实际差异大体吻合，只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微型企业为数不多。

2016年与2012年相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都有明显的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总指数评分为3.83分，比2012年提高了0.70分，非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总指数为3.59分，比2012年提高了0.51分。这是显著的进步。不过相比而言，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改善的幅度更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经营环境总指数的评分差异反而扩大了，前者比后者高了0.23分。而2012年，两者总指数分别为3.13分和3.08分，只差0.05分。

表3-1显示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总指数、各方面指数和各分项指数之间的差异。表中的“差异”指国有企业评分高于非国有企业评分的幅度，负值表示前者低于后者。

一般而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处在相同的竞争性的市场中，它们面临的经营环境应该是相同的；而事实上它们感受到的经营环境有显著的不同，说明国有企业面临的政策待遇或其他条件要优于非国有企业。两类企业之间没有实现公平竞争。

由表3-1可以看出，在企业经营环境的8个方面指数中，有7个方面指数的国有企业评分高于非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分项指数国有企业评分都高于非国有企业。这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待遇，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有不良影响，有必要进行政策清理和调整，使各项政策和各级政府行政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在各方面指数中，唯一的例外是“基础设施条件”，两者评分基本无差异。

以下分不同方面进行说明。

1．政策公开、公平、公正

“政策公开、公平、公正”方面指数的评分，2016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差异非常显著，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评价高0.36分。分项指数中，“政策规章制度公开透明”、“行政执法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分别比非国有企业评价高0.40分、0.27分、0.40分。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某些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公开透明，或政策实际执行和行政执法过程，对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仍然是有差异的，在国民待遇上也还是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与2012年相比，这方面的差异更大了（2012年两者在这方面的评分相差0.09分）。

此处的计分未包括“地方保护”分项，因为该分项计算的是各省份对外地企业在本省的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采取地方保护措施的情况，不涉及本省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别。分项指数的评分比较见图3-1。

2．行政干预与政府廉洁效率

该方面指数的2016年评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差异较小，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高0.07分。不过下设的4个分项指数情况很不一样。对“政府干预”、“政府效率”（审批手续简便易行）、“官员廉洁守法”等各项的评价，国有企业都好于非国有企业，评分分别高0.17分、0.28分、0.19分。其中审批手续方面的差异较大，反映非国有企业在行政审批手续上可能比国有企业更麻烦或者更难一些。国有企业对“官员廉洁守法”的评价与非国有企业不一致，前者评价好于后者，是什么原因还有待考证。这也许说明官员在与国有企业打交道时相对更加自律，但也许说明国有企业经营者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更客气、更留有余地。

不过在“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比例”这个客观指标上，国有企业经营者要花更多一些时间与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国有企业所花费时间平均占工作时间的16.7%，而非国有企业占15.4%。因此该分项指数的国有企业评分低于非国有企业。这当然不是指在审批手续方面与政府的打交道时间，而主要是在其他方面。不过国有企业本来就是由政府控股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占时间多一些可以理解。各分项指数的评分比较见图3-2。

3．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

该方面指数，2016年国有企业评价高于非国有企业0.18分。其下设的4个分项指数，也都无例外地有0.16～0.20分的差异。其中“知识产权、技术、品牌保护”差异相对较大，说明非国有企业在保护自身知识产权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多些。各分项指数的评分比较见图3-3。

4．企业的税费负担

在企业的税费负担方面，2016年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评价高0.17分。下设3个分项指数，国有企业评价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其中“法定税负”项高0.23分，差异相对较大。这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多于非国有企业，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依法征税”项国有企业评价比非国有企业高0.17分，可能意味着税务部门对国有企业征税时相对更加规范，可能也和国有企业中的大企业数量较多有关。“税外收费”国有企业评价比非国有企业高0.09分，差异较小。各分项指数的比较见图3-4。

5．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

“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方面指数，2016年的国有企业评价与非国有企业评价差异非常显著，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高0.76分，在8个方面指数中差异最大。下设4个分项指数中，企业能否通过正常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能否从其他渠道获得“其他融资”等项，国有企业评分都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和其他融资渠道的“借款利率”等项，国有企业融资成本都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该两项评分较高表示银行贷款或其他渠道融资利率较低）。按样本企业平均计算，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利率平均为7.0%，非国有企业7.8%。“其他融资”的利率，国企平均为11.0%，非国企14.8%。后者相差更为悬殊。这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在融资条件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现象。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也更多，融资成本更低。各分项指数的比较见图3-5。

6．人力资源供应

“人力资源供应”方面指数，2016年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评分高0.26分。其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项的差异都基本一致。这看来主要反映国有企业在人员招聘方面比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吸引力，包括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工作的稳定性。例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城镇国有企业人均工资水平为6.53万元，高于城镇企业（不包括私营单位）人均的6.20万元，更显著高于城镇私营企业人均的3.96万元。各分项指数的比较见图3-6。

7．基础设施条件

2016年“基础设施条件”评分，是8个方面指数中唯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基本无差异的指数。这与2012年的情况一致。这容易理解，因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基础设施条件是相同的。

下设3个分项指数的评价，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很接近。其中，国企对“电水气供应”的评分比非国企高0.03分，对“铁路公路运输”的评分高0.01分，对“其他基础设施”的评分低0.05分。这些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8．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

2016年，“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方面指数的差异也比较小，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高0.08分。其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分项指数“市场需求”和“过度竞争”的评价比较一致，说明它们面临基本相同的市场环境。“行业协会”项的差异比较显著，国有企业评价高0.19分。“中介服务”项国有企业评价高0.08分。

“行业协会”的评分差异说明由政府组织的行业协会在提供服务方面可能比较照顾国有企业，而为非国有企业提供的服务相对较少；此外还可能与企业规模有关，因为大型企业有可能容易得到行业协会的更多关注。“中介服务”项的差异原因可能与此类似。

综上所述，尽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近年来都有明显改善，但2016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在大多数方面都仍然好于非国有企业，而且总体而言两类企业的经营环境差异比2012年有所扩大。其中大部分差异与政策待遇和政府行政的公平性有关，又以“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政策公开、公正、公平”这两个方面的差异特别显著。差别化的政策待遇，会干扰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使资源更多流向效率较低的企业，而不利于效率更高的企业，不利于优胜劣汰，从而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动能和质量。这说明下一步改革仍然需要着力解决政策和政府行政厚此薄彼的问题，给不同类别的企业以相同的国民待遇，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