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数的全国进展

下面进一步介绍各个方面指数及其分项指数的具体变动情况。

1．政策公开、公平、公正

政策公开、公平、公正方面的评价，2006年全国平均得分为2.94分，低于中性评价值。2008年提高到3.09分，但2010年和2012年回落到2.95分和2.96分，2016年有显著的上升，达到3.64分。“政策公开、公平、公正”方面指数由4个分项指数构成，分别是“政策规章制度公开透明”、“对不同企业的公平国民待遇”、“行政执法公正”、“地方保护”。这4个分项指数分别度量了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政府行政和政策的公开透明程度、对不同企业的公平程度、政策执行和行政执法过程的公正程度以及各地有无针对外地企业销售产品和其他经营活动的歧视性地方保护措施。

图2-2给出“政策公开、公平、公正”方面指数各分项指数的具体进展情况。2016年与2006年相比，“地方保护”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平均得分提高了0.84分。其余依次是“行政执法公正”、“对不同企业的公平国民待遇”、 “政策规章制度公开透明”等方面，分别提高了0.74分、0.70分、0.53分。但2016年与2012年相比，“政策规章制度公开透明”、“对不同企业的公平国民待遇”两个分项指数的提升幅度更大，分别提高0.59分和0.79分，原因是它们2012年的评分均低于2006年。其中“地方保护”分项指数在2010年和2012年未获得数据。

2．行政干预与政府廉洁效率

该方面指数2006年评分为2.99分，2016年为3.53分。2016年评分比2006年提高了0.54分，比2012年提高了0.3分。

该方面指数下设4个分项指数，包括“政府干预”（评价行政审批、行业准入和其他政府干预是否过多）、“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比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政府效率”（审批手续是否简便易行）、“官员廉洁守法”。其中比较突出的进展是“官员廉洁守法”的改善，该分项指数从2006年的2.87分上升到2016年的3.62分，提高了0.75分。

按照企业经营者的评价，认为当地政府官员在廉洁守法方面做得“很好”和“较好”的企业从2012年的31.6%上升到2016年的58.3%（其中“较好”占45.1%），认为做得“较差”和“很差”的企业从27.9%大幅下降到5.4%。中性评价“一般”的比例也有所下降，从40.5%下降到36.1%（见表2-3）。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对于抑制贪腐，约束官员遵纪守法起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使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善。不过，反腐还在路上，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尤其是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依法行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而从根源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

其他分项指数也都有程度不等的改善。其中，“政府干预”和“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比例”两个分项指数，2016年比2006年都提高了0.43分，说明政府对企业的不适当干预减少了。以行政审批手续简便易行程度的评价为代表的政府效率状况也有明显好转，2016年评分比2006年提高了0.56分，比2012年提高了0.61分。上述评分变化情况见图2-3。

3．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

2016年，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评分为3.83分，比2006年提高了0.84分，比2012年提高0.63分。该方面指数从4个不同角度评价企业所面临的法治环境，它们分别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用于评价公检法部门司法、执法的公正程度以及效率水平；“合同正常履行”，用于评价企业合同能够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经营者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 “知识产权、技术、品牌保护”。2006～2016年，“司法公正和效率”项和“经营者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项改善明显，分别提高0.94分和0.83分。“知识产权、技术、品牌保护”项也有明显改善，提高0.65分。“合同正常履行”项改善幅度相对较小，提高0.29分。各分项指数2016年与2012年相比也有明显改善。图2-4给出了各分项指数的具体情况。

4．企业的税费负担

企业的税费负担目前由三个分项指数组成，分别是“法定税负”、“依法征税”和“税外收费”。前两者由企业经营者分别用于评价当前的法定税负是否合理以及税务机关是否依法征税。2012年，“法定税负”项评价较负面，平均仅为2.13分。2016年上升至3.30分，有显著改善，可反映出近年来给企业减税降负的政策起了明显的作用。“依法征税”是一项新增加的分项指数，2016年获得了3.81分的较积极评价。

第三个分项指数“税外收费”来自企业调查中收集的“税外收费和集资摊派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数据。2012年平均得分3.45分，2016年上升到3.77分。在评分计算上，我们定义没有税外收费的情况为5分，税外收费占企业销售额0.1%以内为4分，0.1% ～1.0%为3分，1% ～5%为2分，5%以上为1分。2016年与2012年相比，税外收费占企业销售额0.1%以内的企业从50.6%上升到64.7%，上升了14.1个百分点。税外收费占企业销售额0.1% ～1%的企业则从2012年的31.8%下降到24.7%，下降了7.1个百分点。税外收费占企业销售额1% ～5%的企业从14.1%下降到8.4%，占销售额超过5%的企业从3.6%下降到2.1%，分别下降了5.7个和1.5个百分点（见表2-4）。近似计算加权平均值，样本企业2016年向各级政府交纳的额外收费大约占样本企业销售收入的0.53%。

上述变化说明税外收费的情况有显著好转。不过，目前这方面的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还有超过10%的样本企业仍然承受着超过企业销售额1%的税外收费，甚至有超过企业销售额的5%的税外收费情况，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这说明少数地方仍然存在乱收费、乱摊派的情况。清理税外收费、规范各级地方政府行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仍然是当前改革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图2-5显示了企业税费负担方面各分项指数的评分情况。

5．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

2016年，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方面指数评价得分为3.30分，高于2012年的3.07分（但融资成本部分是这次新增加的考察内容，与此前有不可比的因素）。总体来看，在企业融资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方面指数目前由4个分项指数组成。

“银行贷款”项和“其他融资”项分别考察企业能否通过正常渠道得到银行贷款、企业能否从其他正规或民间渠道得到融资。这两个分项指数与以前的评价口径一致，2016年这两项评分分别为3.47分和3.25分，与2012年相比分别提高了0.71分和0.13分，与2006年相比分别提高了1.16分和0.74分。

另两个分项指数“贷款利率”和“借款利率”考察企业融资成本的情况；根据从样本企业收集的信息，分别了解企业银行贷款的一般年利率，以及其他融资的一般年利率，然后折算为从1分到5分的评分（较低的融资成本得到较高的评分）。参考央行关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规定，定义银行贷款年利率低于或等于6%为5分，高于或等于10%为1分，并据此对6% ～10%的年利率进行赋值。对于其他渠道的融资，我们定义年利率低于或等于10%为5分，高于或等于20%为1分，并据此对10% ～20%的年利率进行赋值。2016年，“贷款利率”项平均得分为3.34分，“借款利率”项平均得分为3.02分。

2015～2016年，全部样本企业的银行贷款平均年利率为7.7%，其他融资的平均年利率为14.5%。表2-5给出了银行贷款和其他融资的利率分布情况并与2012年进行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到，2015～2016年，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年利率在6% ～10%的比例接近69%，与2012年没有变化，但贷款利率在6%或以下的企业从近8%上升到24%，有大幅度提高。而贷款利率超过10%的企业从近24%下降到略高于7%。平均而言企业的贷款成本有明显下降，也说明银行在经营管理方面趋向于规范。

关于其他融资的利息成本，年利率不超过10%的企业从近23%上升到近38%，利率在10% ～18%的企业从52.4%下降到37.1%，但利率在18%以上的企业仍占到25%，比例不变。平均而言，企业从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成本也降低了。看来这与货币和信贷政策的宽松程度有关。另外，政府和货币当局对虚拟经济领域炒作行为的一些控制措施，可能也对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起了一定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评分仅仅是从企业融资成本的角度进行评价。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当然利率水平并非越低越好，而是取决于货币、信贷政策松紧程度，涉及防范金融风险、保证资金的良性循环、保障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本项研究仅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经营环境，无法涉及宏观经济层面的考察。

图2-6显示了各分项指数的具体变化情况。

6．人力资源供应

如本报告第二部分开始一节的描述，人力资源供应不足在最新调查中仍然被列为严重影响企业经营的问题。不过与以前年份相比，人力资源供应的评价还是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16年平均得分比2012年上升了0.58分，达到3.37分。

该方面指数下设三个分项指数，分别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用于分别评价这三类人力资源短缺的程度。2016年与2012年相比，三个分项指数提高幅度比较均衡，分别上升了0.59分、0.57分和0.58分。其中技术人员的评分仍然相对较低，说明其短缺程度较高，管理人员次之。

近年来人力资源供应情况的相对好转，可能有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一，可能与人力资源供应改善有关，不过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未能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我国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人数还在继续增长，2010年毕业575万人，2016年毕业704万人，增加129万人，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仍然存在。与此同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从665万人回落到535万人，减少130万人。其二，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带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增长放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求间的不均衡。假定就业的增长弹性不变，那么当前6.7%的增长率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与过去10%左右的增长率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相比，将减少1/3左右。

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人力资源供应情况将是一个继续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关键因素。我国一方面存在就业难（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另一方面人力资源仍持续短缺，这说明我国的人力资源供求存在错位，主要是教育体系在人力资源的培养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体制亟须改革。

图2-7给出了这三个分项指数的具体进展情况。

7．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的评分在8个方面指数中自2006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只有2010年降至略低于行政干预与政府廉洁效率），说明企业经营者对基础设施条件总体上比较满意。2016年其评分高达3.93分，比2012年提高了0.64分。

基础设施条件在我们的2011年报告中是个单一指数。自2013年报告开始，该指数改为由3个分项指数合成，它们是“电水气供应”、“铁路公路运输”、“其他基础设施”。2016年，“电水气供应”项评分为4.04分，“铁路公路运输”项3.92分，“其他基础设施”项3.82分，均比2012年有所提高。其中，“其他基础设施”项的提高幅度较大，上升了0.96分。

应该注意到的是，企业经营者对基础设施条件的评价，并不仅仅包括对“硬件”设施的评价，同时也包括对基础设施服务条件（“软件”）的评价。因为实际构成企业经营环境一部分的，是硬件设施和服务的综合条件。如果硬件设施良好而服务不到位，同样会影响企业经营。

图2-8显示了近年来基础设施条件各分项指数的评分情况。

8．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

该方面指数原称“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本次进行了修改，由4个分项指数组成，新增加了反映市场环境的两个分项指数——“市场需求”和“过度竞争”，分别用于评价企业所在的行业市场需求是否旺盛、企业是否面临过度竞争的压力。另外两个原有的分项指数是“中介服务”和“行业协会”，前者用于评价当地律师、会计师、技术服务、物流服务等条件，后者用于评价当地行业协会对企业有无帮助。

2016年，该方面指数评分为3.26分。其分项指数的评分，“市场需求”项为3.29分，“过度竞争”项为3.15分（两者缺以前数据）, “中介服务”项为3.49分，“行业协会”项为3.11分。后两者与2012年相比，分别提高了0.57分和0.29分，均由偏负面的评价（低于3.00分）转为偏正面的评价。图2-9给出了构成该方面指数的各分项指数的具体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