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

“革命”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对新诗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影响极大。“革命”既是新诗研究的参照物也是研究的对象，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处于传统革命观念的笼罩之下而缺乏超越性，缺少关于新诗革命话语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革命”之于新诗的意义，一是作为新诗外部处境的革命，二是作为新诗写作核心语汇、表达现代汉诗之普遍性追求的革命，三是作为新诗特征后果的革命。革命话语包括以革命为核心词的一套相关语汇

本书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土壤，从多个方面入手考察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批评与实践经验，既有纵向的史的线索，也有横向的中西文论对比研讨，还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全书试以宏观视野分析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影响。

在古代文明世界，印度和中国各自创造独具一格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设立十二个论题，对印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中印两国古代文学理论表现形态迥然有别，而基本原理贯通一致。

本书聚焦于喜剧性矛盾，从形式特征与精神蕴涵统一的角度把握喜剧性的特征与精髓。首先通过对世界“六大喜剧理论模式”的辨析确立研究的理论基点，进而阐明人类喜剧意识发展进程中审美主体对喜剧性矛盾的积极建构作用，论述喜剧性矛盾的基本特性，揭示喜剧性矛盾的结构形态及其发展变异，剖析现当代艺术中的黑色幽默和戏仿，阐发喜剧性矛盾在其“双重背反性”的形式结构中蕴含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哲学美学内涵。全书的阐释和论证层层推

本书在解读古代希腊“政治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时，试图超越古典学者们惯常的“微观历史决定论”的解读方式——以每部谐剧上演前后的历史状况为理解阿里斯托芬每部谐剧时的决定性的导引性线索。认为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的分裂是智慧与哲学的分裂。就像墨子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群像中是一个异类那样，阿里斯托芬在希腊古典时期思想家群像中也是一个异类。“百家争鸣”的本质在于文化大转型，在于对话者之间的思想关系。本书立足相关古

《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简称“二南”），是《诗经》“国风”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诗经》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部分。前贤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宏观把握和系统性不够。而且资料也比较零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运用文学地理学和文史考证研究方法，从多学科的视角，结合地方文献史料，对《诗经》中“二南”的名称、地域及时代进行了辨析；梳理了先秦至近现代“二南”研究的内容、特点及研究价值；探讨“二南”诗歌的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玉台新咏》是一部以收录宫体诗为主的文学总集。长期以来，学者在此书的成书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如关于其成书时间、编撰动机乃至编撰者等均分歧严重。此类文献层面的纷争，不但制约了对《玉台新咏》进行深入研究的步伐，而且对宫体文学、南朝文学研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鉴于此，我们依据前人提出的话题及该书的实际情况，将《玉台新咏》成书问题划分为八个专题加以系统考察，即《玉台新咏》的编撰者、编撰动机、成书时间、编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成果，所涉时代诗作包括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两晋诗歌、南朝诗歌以及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等，研究的视角既有家族与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诗歌创作研究，也有对诗歌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象、情感趋向的探讨。还有对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永明体等诗歌体式特征的详析。在关注文人诗的同时，也涉及到了乐府诗的成诗模式与乐歌性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