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浪头
杨百川并不在意张虹的背叛，也没打算去问她。
他现在有大好的时光，哪能把日子虚耗在一个女人身上？
当务之急，还得是多写几部作品出来。
后头几天，他都窝在宿舍里，一门心思改《潮生》、写《雾镇》，连张虹那场改稿会也懒得去了。
后来他听人家讲，那篇《马嵬》被批得很惨。领导说，现在是社会变革的节骨眼，放着这么多现实题材不写，偏要整些古代爱情故事，扭扭捏捏的，一点格局都没有。
而且也没有余启东、牛红旗这样的人站出来替她说话。
张虹在会场上哭得梨花带雨，捂着脸就跑出去了。
杨百川听了这些，心里多少有点不忍，眉头皱了皱。
不过倒不是心疼张虹被人围攻，而是可惜了那篇好稿子。
《马嵬》确实写得不错，不该遭这样的待遇。他心里有种同病相怜的滋味。
李小棣是在两天之后回来的。
听杨百川讲完改稿会的事儿，李小棣冒火：
“他们没得眼水，看不懂好文章。就是因为这些老果果还待在文坛，占着茅坑不屙屎，我们的品味才这么低级！”还说要是他在场，一定会蹦起来大骂特骂。
可转念一想，批评杨百川的人里，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巴蜀文艺》的主编，立马就不吭声了。
李小棣这次回去，帮忙筹划了一个文学比赛，这也是他带给杨百川的好消息。
作为川省数一数二的文学杂志，《巴蜀文艺》自认为肩负着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使命，自然也应该多多发掘新人。
这次文学比赛，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办的。参赛不限年龄，但只收从没发表过作品的新人。
也正因为这种理念，当《巴蜀文艺》的主编收到青年作家联谊会的邀请函时，人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倒给杂志社的副主编钻了空子。
叫李小棣回去，就是想趁着主编出差，赶紧把赛程定下来。
主编虽有发掘新人的心思，但毕竟上了年纪，审美还停留在一二十年前。按他那套标准找新人，说不定还会把新人的想象力给扼杀掉。
手底下这些人就打算来个先斩后奏，把大赛的基本框架定好，到时候跟主编汇报，就说是大伙一块商量的，兴许他也不会大改。
把这些事联系起来，李小棣那句“占着茅坑不屙屎”，指的是谁就有点意思了。
李小棣还神神秘秘地跟杨百川透露，这次大赛是和几个国家级大刊联合办的，要是得了奖，就有机会在那些杂志上发表。
这话一下子就把杨百川的兴趣勾起来了。
他盼的就是一朝成名，在全国文坛打响名号。虽说眼下只在厂报发表过一篇小说，但他已急不可耐，不想再在省市级的刊物上打转。
与其说他是个急功近利的人，不如说他对自己的本事有底气，毕竟他脑壳里装着的，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文学经典。
他打定主意，要把那篇《雾镇》好生地打磨打磨，投到这次比赛里。
白天，大伙都去作协开改稿会了。招待所的走廊上晾着几件衬衫，在风里晃荡，就剩他守着整栋空楼。
他总爱缩在园圃边的条椅上写小说，或坐或趴，反正也没行人路过。树荫底下阴浸浸的，风过时能闻见花草的香气。
这样，他就能最大限度地放肆自己的天性，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
夜里写不成，李小棣的鼾声像QQ牧场，根本没法安心创作。
即便这样，到第五天时，他还是把初稿写出来了。
那天李小棣开完会回来，把挎包往床头一甩，拽着杨百川下馆子。
走到华福巷拐角，突然拿胳膊肘捅了捅杨百川：“诶，杨哥，今天《渝州文艺》的余主编还问到你嘞！”
杨百川一愣，指着自己：“我？”
李小棣点头：“他问你是不是被打击到了，改稿会都不来参加。我跟他说，不存在的，人家在招待所闭关修炼！”
杨百川点了点头，心底掠过一阵暖意。余主编这么关心自己，是应该当面感谢他一下。
两人晃到长江路，找到了门卫大爷说的那家猪耳朵面。三两面下肚，杨百川拐进国营商店，买了盒浙江产的茶叶，又挑了个扎着红绸带的红富士礼盒。
回到招待所，杨百川给门卫大爷递了根烟，问清余启东的住处，便和李小棣拎着东西找过去了。
余启东住在专家楼里。
二人到楼下时，天还没完全黑，苏联式的砖房立在暮色里，夕阳斜切过来，像烟雾一样挂在外墙的爬山虎上。
敲开门时，杨百川一眼就看到里面十分宽敞。除了一张双人床外，还配备着沙发、茶几、餐桌和一部春雷牌收音机。
余启东见是杨百川和李小棣，眼睛里淌出笑意，连忙把二人迎进屋内，招呼他们落座。
他捡起茶几上的一包中华，抽出一根叼上，又把烟盒甩回去，笑呵呵地说：“你们随便啊。”
杨百川这才发觉，余启东说的是四川话，听着有点像自贡口音，再想起改稿会上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实在难得。
见领导，他向来紧张。此刻也是如此，手心冒汗，坐得板板正正。
李小棣倒自在，拿起根烟就放在鼻子底下闻。
“诶，小杨同志，听小棣说你最近在写新作哇？”
杨百川笑着点头：“在写联谊会的命题作文。”
余启东划燃火柴，另一只手拢着火苗，把烟点上：“你们对这个主题有啥子见解嘞？”
李小棣往前一凑：“那天我们聊过这个问题，杨哥的想法特别独到。”还没等杨百川开口，就把那天的对话，一股脑复述了一遍。
余启东翘着二郎腿，倚在单人沙发的靠背上：“后生可畏啊。小棣，你要多跟小杨同志学习。”
杨百川突然想起，之前张虹说过李小棣的身份。看眼下李小棣这副从容的模样，又听余启东一口一个“小棣”，心里觉得那说法更可信了几分。
“《礼记》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办杂志的，更应该经常更新观念，多吸纳新东西，才能长远。”
余启东将烟头搭在指缝里，烟雾缭绕间，穿着灰色缎面睡袍的他很像一个道士，“有些人强调自己有民族自信，却把老祖宗的这句话给搞忘了，固守着老一套，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
李小棣比杨百川会来事儿，一个劲儿附和。
余启东突然问：“诶，小杨，你晓得那天在会上批评你小说的都是些啥子人不？”
除了那个咋咋呼呼的婆娘外，杨百川挨个说了他们的名字。
提到张虹时，余启东突然哦了一声：“她是不是那个《马嵬》的作者啊？你们看过那篇小说没得？”
杨百川点了点头。
“你觉得她写得咋样？”
杨百川扭头看了一眼李小棣，又转回脑壳：“实事求是地说，很不错，蛮有感情的。”
余启东欣慰地点了点头：“她之前那样否定你，你还替她说话，是个实在人。我就奇了怪了，能写出这种小说的人，咋个会说出那些话？”
杨百川冷笑一声：“当作家的，哪个不会装？”
余启东朗声笑起来：“你把我们几个，连你自己都骂进去了。不过说得在理，太老实的人编不来故事，当不了好作家。”
忽地又陷入沉思，“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在想，她写小说都敢铤而走险、打破陈规，为啥子却又对你的小说提些老掉牙的要求？”
李小棣愤愤地讲：“保不准是想讨好领导！”
余启东觑了他一眼，不置可否：“说起《马嵬》，倒让我想起汪曾祺去年发的《受戒》，好像是发在那个……《燕京文学》上的。你们看过没得？”
李小棣摆了摆头：“我平时看外国文学比较多。”
《受戒》是 1980年发表的，虽说引起了一时轰动，但还没成经典，李小棣没看过也正常。
但杨百川不一样。在后世，这部小说被视为当代文学抛弃前三十年的写法、回归人性本真的先锋，讲这段文学史的老师可没少提。
经余启东这么一说，杨百川还真觉得两篇小说有相似之处。
《受戒》借小和尚明海出家、受戒的经历，串起庵赵庄的风土人情和少年懵懂的情感。
打破了传统佛教题材的严肃感，把荸荠庵的和尚写成了有烟火气的普通人。他们种地、杀猪、打牌，甚至允许还俗，展现出世俗化的生活模样。
明海和农家女小英子在日常相处中暗生情愫，摘莲蓬、划小船，透着股天真烂漫的劲儿，受戒仪式成了青春觉醒的象征。
汪曾祺笔下，乡土中国的诗意和人性的本真尽情舒展，满是对自由生命状态的赞美。
张虹的《马嵬》同样写人性，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得让人心子朴朴跳动的部分。和《受戒》相比，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百川忽然想起学当代文学史时，了解过 80年代关于人性和文学的那场大讨论。这一瞬间，他真切感受到，自己正站在文学的浪潮中，无数个浪头从身边掠过。
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围绕“人性”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核心问题在于，人性的本质应该怎么理解，文学又该怎么表达。
一边是巴金、钱谷融这些作家和学者。他们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口号，强调人性有超越阶】级的普遍价值，呼吁文学多关注个体情感、尊严和精神困境，反思历史对人性的压抑。
另一边，有些学者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担心“抽象人性论”会掩盖社会矛盾，这其实跟教员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
杨百川向来更认可后一种观点。
他记得有学者说过，穷人和富人就像两个不同的物种。富人压榨穷人的时候，哪会想起被踩在脚底板下的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是有人性的？他们早就把人性平等给忘记了。
可他也清楚，自己现在还只是个小卡拉米，拗不过时代潮流，还得顺着那些文坛大佬的意思说话。
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三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接连引起热议、大受追捧，除了本身写得好，还因为写到了那些能拍板的人的心坎上。
思绪缠绕间，余启东的一句话忽然撞上杨百川的耳膜：“我想把《马嵬》发在《渝州文艺》上，你们觉得咋个样？”
李小棣赶忙摆手阻拦，将张虹和杨百川的关系，还有她背后使坏的事儿，添油加醋说了一通。
余启东点点头说：“照你这么说，这人做事不地道，那就算了嘛。”
杨百川瞄一眼李小棣，语气犹豫不决：“余老师，我觉得哈……作品是作品，人是人，作品无罪。好的作品就该让大家都看到，不能埋没了。”
余启东愣了愣神，旋即哈哈一笑，身子前倾，一巴掌拍在杨百川肩头上：“我果然没看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