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古代史·第十卷:奥古斯都帝国(公元前43年至公元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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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2008年年末的一天,我接到郭小凌先生电话,问我可否主持《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第十卷的翻译工作。当时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这部巨作本身所具的学术价值,一直令我深怀敬意;二是能参与翻译这部对自己毕生从事的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科研工作极具意义的大作,无疑是我治学生涯中难得的机遇;三是本卷阐述的内容——奥古斯都帝国,是我近些年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课题,故此参与其译事的热情实难抑制。

将《剑桥古代史》译成中文,在全球范围的学术领域中尚属首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了这项重大翻译工程,在短时间内将国内负责各卷的译者召集起来,并于2010年6月26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启动仪式。其间我有幸作为译者代表上台发言,并且坦承,“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三十余年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科研与国际学术领域有效接轨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和培养学生具有‘世界眼光’与‘开放思维’的迫切性”。我激动地表示,“我们将不遗余力,做好沟通不同文化的媒介,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剑桥古代史》第十卷描述的时间断限,主要是从优利乌斯·恺撒被杀后的公元前43年到尼禄自杀身亡后的公元69年。本卷将二十一章内容依类分为四个部分,主要论述了罗马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帝制的运作。原著不仅对这一时期的政府体制、宫廷社会、行省管理、军队建设、边疆防御、法律制度、文化发展、艺术成就和社会结构等史事展开全面阐述,而且对行省议会与皇帝崇拜、保护制与附属国王制、罗马化与地方文化、殖民地与城市化、基督教的起源与传播等问题亦有细化研究。特别是对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即推动罗马国家从共和政制演变为帝制的领袖人物奥古斯都进行了深入评析。

本卷的大部分内容撰写于1983—1988年间,三十余位受邀撰稿人来自不同国家,均为各自领域中卓有建树的领军学者,他们通力合作,各骋所长,尽展才华,最大限度地提供了所在专业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尽管他们的立场与观点不无殊异之处,研究视角亦多种多样,其题材风格和篇章结构也不尽统一,行文表述更是个性鲜明,但与第一版本相比,本卷涉及的领域之广泛、内容之详备、观点之创新,足以体现了当时世界古代史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

将《剑桥古代史》这样一部巨著翻译成中文,实非易事。如何将原著所述的历史事件及其诸多细节的来龙去脉,包括作者对它们的理解、认识和表述,客观准确地传达给读者?如何在翻译中“化己为彼”,努力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将其学术思想、核心观点毫无阻碍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顺畅的阅读中,品味智慧果实之甘饴,体尝获取新知之惊喜?这不仅是对译者英语水平、中文功底的极大挑战,亦是对译者历史学识的严峻检验。为此,参与其事的译者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所以只能在时间的缝隙中去逐字逐句地揭开“剑桥”所描叙的古代世界的面纱,寒暑假、节假日,更多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们依然伏案工作,“忘我地”沉潜在那些语言密码的海洋,将流线的英文变换成方正的汉字。

本卷是我和几位学生共同劳作的“产品”。王佃玉、肖丽、宇信潇、王阳和尚德君五位在读博士参与了翻译,我根据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分配了相关的译文篇章,这是他们初涉翻译领域便面对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其挑战的严峻程度可想而知!他们拿出啃硬骨头的干劲,在学习之余投入艰难的翻译工作。最初的译稿交上来时,完全是生硬的直译,前言不搭后语,自此我们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修改过程。首先,我利用罗马史课程的讲授和讨论,让他们在达成学习任务的同时,乘便理解了翻译内容的历史背景、作者的核心观点、具体事件的周边关联等,使他们在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原作的理解;其次,我在修改译文初稿时,着重指出他们常犯的时态误用、逻辑混淆等语法错误,以及对专有名词、历史典故的误译等,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在增强他们的自觉意识、扩展他们的知识视野、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的同时,一石二鸟,培育他们译介国外文献的实际操作本领。在审校他们的二稿和三稿时,我惊喜地发现他们有了明显进步,尽管译文仍显粗糙,难点仍未通解,但译文整体上却已前后贯通,语句也基本规范化了;第三,经我审校过的第三稿进入了我们师生之间轮番交替的校对过程,每位译者都对全部译文进行阅读和校对,以便他们在校对他人的译文时避开习惯性、发现新问题,同时学会借鉴他人的翻译之长,补自己之短。

总之,这是一卷我们师生合作的“翻译成果”,是博士生们交上来的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其间,我见证了博士生的学术成长和翻译能力的提升。他们不仅在翻译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查阅史料,开拓视野,打造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使自己的英语阅读和翻译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甚至有的学生在圆满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便独立出版了译著。如今他们已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其中有四位博士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相信,这段“剑桥”的翻译经历将成为他们人生一场磨练意志的实战演练和弥足珍贵的学术体验。

对本卷的校对、修正和审定是我耗时最长、费力最多的一项劳作,粗略统计一百余万字的译稿在我手里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其间靠着“不放过一字一词”的执着,“探索奥古斯都帝国史所有细节”的兴奋,“扫清每一处障碍”的酣畅……激励着我十余年来像着魔一样与“剑桥”反复对话。每当我打开电脑,面对“剑桥”时,仿佛穿越时空来到罗马城,置身于罗马统治的那个庞大世界里,耳闻元老院里激烈的辩论,目睹罗马广场上的人头攒动;感受风云莫测的政治斗争、日益升级的对外战争、刀光剑影的内部厮杀、血雨腥风的宫廷恶斗;惊叹于屋大维顺势而为,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宣传技巧、军事谋略击败对手,成为独领风骚的帝国缔造者,将罗马共和国这艘疲惫不堪的大船稳稳地驶向帝制港湾的历史伟业;触摸到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们帝国治理的方针政策与实际效用的机杼腠理……这一切成为我与“剑桥”一遍遍对话的驱动力,比起我从对话中体验和享受到的那份快乐和欣喜相比,所有付出的艰辛和受过的煎熬都是值得的。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认为,“在不歪曲作者原意的情况下,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灵魂体现出来”。尽管达到这样的翻译高度很难,但本着“字重如山”的责任感,尽全力“真实地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并真实地还原历史”确是我们师生共同努力、奋力追求的目标,而是否达成了这一目标,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检验。译事无止境,尽管本卷全部译文经历过无数次讨论修正、反复校对纠错、不断润色打磨,但是译文中仍不免出现疏漏、瑕疵甚或谬误之处,作为最终审定全部译文的主要负责人,我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敬请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本卷译文分工如下:宫秀华:第一章、第四章至第十二章;王阳:第二、第三章;宇信潇、尚德君:第十三章(1—8);王佃玉:第十三章(9—10)、第十四章(1—4);肖丽: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宇信潇:第二十一章。索引:王佃玉、肖丽;谱系和大事年表:肖丽;地图:宇信潇;全文校对与审定:宫秀华。特此说明。

这卷译稿就像我们孕育和创造的一个“生命”,经过我们的辛勤劳作,让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没有生命力的字符变成了他们熟悉而鲜活的汉字,由生疏转为亲切,这一切既神奇又有意义!在本卷译文即将面世时,我作为主要的翻译者,不免有一种“丰收在望”的农民式的喜悦,或者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母亲般的激动。为此,我将诚挚的谢意奉献给对本卷翻译付出辛苦、关心和支持的所有人。

感谢郭小凌先生的信任与推荐,使我有幸参与并主持了本卷的翻译工作,让我在这段最感兴趣的历史长河中尽情畅游。感谢张强教授的有力支援,在我最终向出版社提交译稿之前,由他推荐的几位英语较好的研究生对全部译稿进行“挑错式”阅读,感谢他们的认真细致,使译文及时避免了一些难以发现的纰漏和错误。感谢张楠博士和徐晓旭教授对本卷一些难度较大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译法给予了订正与核实。感谢冯金朋教授和刘方博士对译稿的部分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感谢李震宇同学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初期校对。感谢宇信潇同学在译稿审定中承担了很多琐细的后续工作。感谢在本卷翻译过程中不时被我打扰却不厌其烦地为我答疑解惑的所有人(中外学者、各界朋友和毕业多年的学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各级领导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对本卷翻译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本卷的责任编辑安芳女士的宽容,使本卷在出版前的几次审定中,能够让我从容地对全部译文再度逐字逐句地进行斟酌与修正,尽量弥补一些缺憾,并对她的认真负责与处理问题的智慧,深为信任和赞赏。最后,感谢我的丈夫许鸿先生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并对本卷“艺术”一章中一些专业词汇的译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感谢儿子儿媳的理解,他们从未抱怨我陪伴孙儿们的时间太少。家人的支持与理解是我一路前行的力量源泉。

宫秀华

2023年春节于珠海榕园